海南文学：多元开放新格局

　　随着海南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社会巨变，在移民作家的激励甚至挤压之下，海南本土写作近年来也获得了长足进步

　　中国文化素分南北。但传统意义上的南方主要以江浙为中心，至岭南已属“化外之地”，更不要说“南方之南”被海水四面包围的海南了。的确，海南文化与南方文化甚至两广地区差别很大。汉代以来大规模文化交流与经济开发，加上开阔的海洋地理环境，逐渐形成海南文化包容性强的特征。如果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考察，海南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点，而带气候又给这种海洋文化增加了别样的色彩。

　　从历史上看，海南向来是座移民岛，对海南文学来说，移民作家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激发本土创作的能量来源。

　　当代史上几次重要的移民潮，深刻地影响了海南文学创作的格局。比如上世纪50年始的大规模农垦移民，以及1988年建省带动的“十万人才下海南”大潮，都使大量来自文学中心区域的写作者进入海南，成为海南文学创作的新力量。尤其是那些移居前已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如韩少功、蒋子丹，以及诗人多多、王小妮、徐敬亚等，他们的到来极大提升和带动了海南的整体创作水平，也培育了作家队伍，他们的创作成为外界识别海南文学的突出标志。韩少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移居海南之后，一直保持着高产高质的创作状态，《暗示》《马桥词典》《日夜书》《修改过程》等长篇小说及《山南水北》等散文随笔集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蒋子丹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的先锋创作时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2000年以后又创作出生态文学《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动物档案》以及带有网络写作特征的实验性长篇小说《囚界无边》，显示出较高的艺术创作能力。

　　移民作家中，不同文化背景携带了不同地域文化因素和个人生命经验的影子，从而使海南文学显得异彩纷呈。

　　比如陕西作家张浩文、杜光辉以朴拙的笔触，展现了厚重的生活质感和历史感，尤其是张浩文的《绝秦书》，书写上世纪20年代的西北大饥荒，笔力沉浑，悲风满纸，显示了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和现实主义魅力。而杜光辉《大车帮》对关中生活的书写，更多表现为对传统人格理想和道德力量的赞颂。有着知青经历的晓剑创作出众多知青题材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成长于江西老区的张品成多年来坚持创作少年红军的成长小说，在历史小说和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独树一帜，具有全国性的影响。长期定居海南的陕西移民作家孙皓辉，在海南创作出大型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成为拥趸无数的现象级作品。另外，成长于江南水乡的女作家杨沐，善于描写当代女性顽强寻求自我的曲折内心历程，创作出充满人格张力和强烈戏剧性的长篇小说《双人舞》，展现出令人赞叹的叙事能力。来自湖北的严敬多年来一直坚持唯美主义的先锋创作，在文学的形式感上达到了不俗的境界。

　　随着海南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社会巨变，在移民作家的激励甚至挤压之下，海南本土写作近年来也获得了长足进步，涌现出一批值得重视的优秀作品。对于“土著”作家而言，这也是一个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在商品文化冲击下迅速改变的海南生活，给本土作家带来了情怀和沉重的焦虑感，如何在写作中重建海南的文化形象，确立海南生活作为生存根基的价值，就成为一个潜在的写作命题。我们可以在孔见、艾子、李孟伦等人的诗中隐约发现“家在海南”的精神意义，也可以在林森的小镇书写中窥见海南本土的心灵秘密。

　　作为曾经的经济改革前沿地带，在经历落潮的挫折后，海南2009年又迎来建设国际旅游岛所带来的地产热冲击，具有本土生活经验的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社会转型的强度与突兀，这给心灵敏感的人们带来了焦虑和生存的惶惑，并导致了美学上的激烈反应，构成了海南本土写作的一个精神背景。

　　崽崽是本土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擅长书写海南市井生活，其代表作《谷街后》《我们的三六巷》以本土视点审视海南世俗生活，活画出海南市民的文化性格。《我们的三六巷》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建省之际海南市民生活的风俗画。通过对新旧几代市民和新移民的生动刻画，小说呈现了海南社会在外来冲击下的精神惶惑与历史蜕变。林森是海南本土写作的代表性作家，长篇小说《关关雎鸠》和中篇小说近作《海里岸上》别具韵味地展示了炎热潮湿的海南小镇的生活氛围以及独特的海洋文化风味。在深层意义上，它们表达出海南本地人对现代生活与时代冲击的创伤性体验以及蕴藏在海南生活内部的顽强生命力。

　　符浩勇是小小说领域的重要作家，韩芍夷在海南母系家族书写上实力不俗，李焕才是乡土小说的好手。他们共同构成了海南本土小说家的基本阵容。

　　在散文随笔领域，孔见《赤贫的精神》《卑微者的生存智慧》等散文集是对纷繁现实问题的哲学沉思和精神超脱，富于哲学反省的意味。蔡葩的《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风从南洋来》等历史随笔，以史实为框架，试图钩沉和重构海南文化的精神血脉，这种淹没在历史深处又被重新打捞出来的海南精神，闪现在那些近代人物的心性之中。

　　海南诗歌近年来异军突起，主要由海南年轻诗人组成的“海拔”诗群在国内重要诗歌刊物上频频亮相，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一批年轻的“海拔”诗人创作颇为活跃，除早已成名、几年前加盟“海拔”的江非，主要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如纪少飞、艾子、符力、王凡、邹旭、衣米一、陈亚冰、王广俊等，他们和2000年后落户海南的著名诗人多多、王小妮、徐敬亚等人一起，共同塑造出海南诗坛的整体形象。

　　海南偏居南方之南，固然有其远离主流文化资源的地缘劣势，却也因此少了各种羁绊。海南历史负担小，束缚也少，可以先行先试。海南的战略地位越来越被重视，相信它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盟。海南文学创作的未来是让人期待的。（刘复生）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