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说百年⑧丨张翼:党的领导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百年变迁
回顾百年党史,我们汲取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力戒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本本主义,必须以外因为变化的条件,以内因为发展的根据,必须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必须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中国现代化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
张翼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迎来了建党100周年。自1840年开始到20世纪之初,为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缔造为新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杰出努力,但最后都没有找到解放中国的那把智慧钥匙。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开天辟地地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革命事业面貌焕然一新。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为解剖刀,系统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半封建性质,阐释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农业大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基本方法,指明了土地革命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国家政权的东方道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辉煌贡献。
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组织起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都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特征,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典范。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930年,他在江西新余利用八位报名参加红军的兴国农民的调查资料写出了《八个农民家庭典型调查》,这个调查报告后来改名为《兴国调查》。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出版过《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这些调查给我们积淀了很多难能可贵的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有关阶级阶层结构的科学判断,以及非常丰富的数据资料。
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社会为主的社会。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积贫积弱,再加上外敌入侵,整个国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下日益内卷化。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只有100万人,中产阶级只有400万人,小资产阶级有1.5亿人,半无产阶级有2亿人,无产阶级有4500万人。因为小资产阶级中包括了自耕农,半无产阶级中也包括了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等,所以,旧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以村落社会为主而形成的农民阶级占主体的社会。在1927年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发现贫农占70%(其中赤贫占20%,次贫占5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这就是封建落后的旧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
为改变旧中国封建落后的基本面貌,1945年,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土地改革工作的完成,到1954年,中国农村中农的占比大幅增长到65%左右,贫农占比则迅速下降到30%左右,而富农只占5%左右。应该说,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构成。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农村进入到了“一大二公”时期,形成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设计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解决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选择问题,回答并探索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基本面貌,将广大人民组织起来,实现了“站起来”的宏伟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由此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农村体制改革的进行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以农民工向城镇的人口流动方式打开了社会流动之门。而高考制度也建构了相对平等的社会精英选拔与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使社会流动增加了更多垂直的、长距离流动的性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第一次把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随后,1980年11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确认了“小康”目标。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设计,首次把“翻两番”和“实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战略目标,即“从1981年到200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宏伟构想,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有关小康社会的设计,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了科学的中长期战略谋划。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等理论的建构,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命题,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在邓小平开创的社会建设逻辑中,温饱性小康、总体性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战略依次递进,在实践上深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等重大命题。
经济所有制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推动了中国城乡人口结构的本质变化。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36%,比1978年翻了一番。到2011年,城镇常住人口达到6.9亿,乡村人口下降到6.5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即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3%。伴随城镇化率的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结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在2000年前后,在整个劳动力人口中,中国农民阶层的人数已经下降到50%以下,这说明非农化率远远高于城镇化率。那时中国中产阶层的占比仅仅在7%左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世界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逐步崛起过程中,工人阶层占比迅速上升,2000年达到30%左右,2010年达到36%左右。在这一历史时期,农民阶层所占人口的缩小和工人阶层所占人口的迅速上升是最大特征。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拼搏、勇于创新,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进到新境界,在新形势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重大命题,系统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构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党领导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社会主义新中国带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动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立了现代化的秩序体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更趋优化。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近64%。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到城镇为29.2%,农村为32.7%。2019年,在从业人员的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降低到25.1%,第二产业降低到27.5%,而第三产业则增长到47.4%。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社会结构中,伴随城市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工人阶层的占比开始下降,到2019年底下降到30%左右。这就是说,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农民阶层的持续缩小与工人阶层先增长后下降形成鲜明对照。但最主要的结构变迁来自于中产阶层的崛起,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上升到25%左右,如果加上5%左右的各种业主阶层的人口,则中国目前中高收入劳动力人口已达30%左右。这些劳动力人口加上其家庭成员估计已经超过4亿。这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正因如此,习近平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六年时间,从目前看,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中产阶层比重稳步增加,到时候可以完成主要经济指标。”现在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的日益扩大,还将为“双循环”战略的实施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其也将成为内需拉动的主要力量。中国一定会抓住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所促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扩大创造更多机会,这必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会创造出更加成功的中国经验。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导的现代化,更是以共同富裕为前景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竞争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放射出灿烂夺目的时代光芒。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构建了“四个现代化”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解放思想构建了“小康社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一次为我们构建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在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两步走”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入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制定了明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十四五”规划又以细致的宏伟蓝图深描了前进的各项战略部署。
回顾百年党史,我们汲取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力戒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本本主义,必须以外因为变化的条件,以内因为发展的根据,必须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必须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实干兴邦的同时,还要防范空谈误国的风险。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展态势对我国有利。中国率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率先复工、复产、复学、复商,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但我们仍然需要补足自己的短板,突破“卡脖子”技术,以科技发展提升生产力水平,以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以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扩展提升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通过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社会政策的保护化解各项风险,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唯有如此,才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深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中国现代化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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