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说百年③丨建党百年视野下的中国财政

智说百年③丨建党百年视野下的中国财政六九事件 吕炜 靳继东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其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

吕炜 靳继东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其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最具开创性和突破意义的历史贡献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探索和形成了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道路、新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着中国特色现代财政制度和理论体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逻辑中，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条件下的不同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比较视野中，实现对中国特色现代财政制度和理论体系的科学认识，有助于新时代条件下构建中国自己的财政话语体系，从而实现扎根中国历史和实践要求的财政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

中国财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财政与国家关系的四个历史性变化

国家对于财政的根本性依赖的共时性逻辑，与财政建设根据时代发展和国家需要而形成的历时性逻辑，共同构成了客观认识中国财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双重视角。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政与国家之间本质联系所发生的第一个历史性变化，是国家产生以后就在财政活动中占据主体地位。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端的现代化进程，导致财政与国家关系发生了第二个历史性变化，即近代新型国家形态出现之后导致财政在制度和功能上的深刻变革。现代政党的产生并日益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使得财政与国家关系发生了第三个历史性变化，即政党-国家制度成为深刻影响和制约财政建设的关键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尤其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形成的政党-国家制度，使得财政与国家关系发生了第四个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道路和伟大实践中形成独特的建党建国模式和政党-国家的制度特征，在根本上决定着中国财政建设的政治方向、制度本质和功能定位。这种财政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和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性质，既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也反映和体现着财政与国家关系一般在中国国情和制度实践中形成的独特发展规律。

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

两种制度条件下的不同历史和实践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的财政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只有置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及其以成熟理论形态呈现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比较中，才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刻地呈现出来。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形成历史地联系在一起。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形态的出现，使得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新的历史性质和制度形态，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关系的发展演变深刻呈现出国家与市场相互利用、共同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制约和力量博弈的历史性质，在这一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效市场→市场失灵→政府介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逻辑，只不过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历史发展到最后成熟时期、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适应性调试机制较为成熟阶段上的理论呈现。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功能形态，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和实践发展的产物。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实践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独特性在于：一是在相对较短历史周期内面临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双重使命，从而决定了在改革过程中两者之间的互为促动关系更加突出和紧密。二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国家制度和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成长和最终形成并不是市场本身逐步摆脱传统的非市场制度结构而日益与新的国家制度结构相联系的产物，而是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无到有，并且逐渐从边际改革走向重点突破、全面深化的制度变革过程。三是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也不是朝向所谓一般性共同目标或未来状态而采取的独特的改革途径，而是在特殊性改革路径中逐步探索和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独特改革道路和制度形态。在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语境下，财政作为国家基础和工具的一般性关系，集中体现为财政必须服从和服务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本质和功能上的特殊性。在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服务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在制度属性上仍然根本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功能属性上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以市场为手段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需要并适时调整和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财政本质和功能，分别对应着财政与国家、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等不同关系层次和多向度功能定位。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财政对中国改革的性贡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财政建设，同时承担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战略和服务两种经济秩序转换的双重使命。只有立足于财政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和实践，才能从根本上回答和形成对中国独特财政改革道路的深刻理论认识和历史性贡献。

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财政始终都围绕着党和国家战略重心和阶段性任务而不断调整和变化。这种始终坚持财政围绕服务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根本目标、围绕党和国家不同时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大局的上位逻辑，使得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对于财政功能定位、作用范围和方式的判断和选择，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将财政与计划经济体制或者市场经济体制先天的联系到一起，而是根据国家开展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阶段性需要而作出适应性的调试和转变，这是我国财政改革得以有效地服务市场经济改革过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和财政改革道路的重要原因。

二是财政作为国家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在改革过程中通过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激发和释放资源配置活力，为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动力。财政通过不断放权让利等改革措施持续向地方政府分权、向企业微观主体放权，以增强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和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分税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制度，以及加快建立适应新时代的现代财政制度等不同发展时期的改革措施，不仅实现了市场机制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破题，而且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是财政作为国家汲取资源的手段，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为内生性改革成本提供兜底保障，为实现社会大局稳定和市场化深入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在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秩序的转变过程中，要求建立强有力的财政汲取和保障能力。财政在改革过程中通过将原有国家垄断和掌控的生产要素渐进地实现市场化，持续创造和开辟了新的资源汲取来源，确保了改革内生成本的消化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四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央地财政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激励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我国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地方政府的激励也始终贯彻着中央向地方纵向分权、政府向市场横向放权的双重趋向，从而确保了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此同时，始终强调国家在财政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权威，保障国家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步骤和过程的掌控能力，为市场经济改革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了重要的体制基础。

五是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着扎根于中国改革过程的财政制度，从而经典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经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特殊历史过程中，财政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转换中，在自身不断改革调试和发展完善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刻地推进着财政与国家、财政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完善，构成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实践源泉。

（吕炜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靳继东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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