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投机30年

　　2020年15万户企业奔赴海南创办公司，其中不乏阿里、腾讯、特斯拉、中粮这样的500强企业。他们在三亚迎宾路圈定的办公地点，成为了商业利润同国家政策融会贯通的坐标。

　　引燃这场烈火烹油的办企热潮，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优惠政策和未来钱景，它以布告牌和标语的形式，分布在海南的各主要路口。就连路上行驶的司机师傅，在等待红路灯和观察后视镜的空挡，都会讲两句未来规划，XX地段要拆建，以后这里是商业写字楼。

　　海南许久不曾这样热烈，上一轮万家企业奔赴海南的盛景还是2009年，国务院出台将海南打造成国际旅游岛的政策，一时间百余家房企奔赴海南搞建设。房地产行业火爆高涨，三亚遍地是酒店。基建热潮带动海南GDP连续五年增长超过10%。

　　短暂的狂欢之后，如今海南又回归到中下游省份的水平。而回顾海南建省30多年的历史，会发现政策到位一哄而上，风口过后一哄而散是发展常态。海南就在热烈、冷静、热烈、冷静的反复淬炼中踽踽前行。

　　海口到三亚的595公里的黄金海岸线，酷热难当，太阳白花花的悬于头顶，潮湿的热气从地表蒸腾上来。但炙热的天气阻挡不了行人躁动的脚步，他们拖着汗腻腻的身体，熙熙攘攘的奔向工商、税务的办事大厅，提交成立公司所需要的材料。

　　这是1984年的海南日常，整个岛屿陷入前所未有的商业狂热。大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纷纷下海，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平均一天有两、三家企业成立。它们大多数是皮包公司，主要业务是倒卖进口产品，尤其是汽车——当时十分紧俏却又被严格限额的进口商品。

　　特殊时期，购买进口产品的外汇极其珍贵，它们被精打细算的用于购买原材料，大型机械，石油等生产物资。类似汽车、电视机、冰箱等进口消费产品是可以被暂缓、限制、甚至是搁置的需求。

　　奇货可居，皮包公司们只需要拿到计委、经贸委的进口商品批文，就等同于拿到财富兑换券。一张批文转手，瞬间拥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卖一辆进口汽车，几千到两三万块钱，便可轻松入袋，而且没有风险。曾经的海南首富冼笃信，财富积累的重要一环来自卖车，传闻他凭借转手汽车，赚了100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毕竟，当时海南的人均收入也就540元。

　　海南人的认知里，汽车和批文=一笔丰厚的收入，他们愿意将手中最后一块硬币都投入到逐利汽车的游戏中。整个海岛因汽车而沸腾，工人、商人、教师、公务员……最想要的东西，统统是汽车。街头巷尾、饭馆茶楼，谈论的话题是搞到汽车，以及如何搞到它。1984年下半年，汽车像潮水一样涌入海南，党政机关大院的停车场，密密麻麻的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车身金属盖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成片白光，连美国的卫星都监测到了这一奇观。

　　80年代最典型的商业逻辑是利用政策优惠牟利，海南的这场汽车传奇也不例外。《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的发布，松绑了海南对外开放的束缚，自此它不再是一座用于备战和生产橡胶的岛屿，它获得了面向外界开放的资格。《纪要》允许海南进口17种限制商品，在当时的年代，这是特区中的“宠儿”才能享有的政策红利。虽然海南当时隶属于广东省，尚未单例为省份，但是已经拥有了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消费品的“特权”。

　　至此，海南集齐了两条王炸级政策红利，进口资格，使用留存外汇。在特区可以挂牌汇率，汽车事件里，海南使用的汇率是人民币兑美元2.8:1，略高于央行规定的2.2：1的汇率。但那是官方规定的数据，真实的外汇交易，是需要在黑市上高价抢购的，它稀少而珍贵。而海南可以使用留存外汇的政策优惠，则免去了黑市高价换汇的成本。

　　有了政策套利的优势，其他诸如“进口商品关税全额征收”；进口后“只能在省内销售，不可外流”的政策要求，成为了形同虚设的关卡，它们非常容易就被突破了。按规定新车不能出岛，那就在岛上开两圈，变成“旧车”，这样离岛的时候就不属于外销控制商品。或者干脆不做这些假动作，直接卖新车，但是交罚款，只要新车上盖的“只限岛内使用”章，下方加盖“罚款放行”，同样可以离岛，代价仅是缴纳四五千元的罚金。

　　一条因政策红利催生出的套利产业链迅速配套就位，倒卖批文，炒买外汇，发放……每个环节都有利润空间。对于膨胀的倒卖汽车行为，海南的相关领导干部，选择站在有利于放任倒卖的一头。因为太穷了。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故事，需要解决的最基础的问题，便是如何实现财富的原始积累。正如同谈深圳、上海的发展，无法绕过港资、日资、美资等境外资本的支持。

　　海南同样需要资本支持，它选择了自己的模式——胆大求富。当时的一把手说过：“海南岛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中央靠外援都不行，只能自己‘草船借箭’。”他们找到的箭是倒卖汽车。1984年，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同期，全国一共审批辆也就14.9万辆，海南占了审批额的60%。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买家，奔赴海南买车。不到一年的时间，海南开出的提车信用证就有5万多张，本地的工商局忙着为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

　　当然，海南领导班子的本意并非破坏市场规则，而是提高财政收入。那位一把手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海南的本意是由海南行政区下的两家公司倒卖1.3万辆汽车，在岛内销售，赚2亿元补充财政。在他的规划里，这笔收入或许可以用来带动基建，带领海南走上正轨。这一说法也有据可依，1984年上半年，海南行政区下两家企业上缴财政的利润指标，均从1700万元提高到1亿元，符合补充2亿财政的说法。

　　倒卖汽车带来了爆发性的财政收入增长，1984年，海南财政收入达到3.05亿，接近上一年度的2倍。但是倒卖和生产几无关联，这笔增长没能创造出生产力，也没有为海南贡献太多GDP，当年海南的GDP增长总额只有6亿元。汽车热潮的短暂刺激过后两年，海南的财政收入骤降到2.1亿元。仅凭敢想、敢干赚取横财，就像是一次性喷涌而出的死火山，热烈后归为沉寂。

　　每一场虚假的狂热总会留下虚火的泡沫。汽车事情后，海南产生了42.1亿元的物资，最终变成了17亿元的呆坏账。但是，它留下的发展后遗症，却长达30年。海南形成了增长惯性，政策到位一哄而上，风口过后一地鸡毛。

　　广东湛江一位名叫钟剑锋的商人，因海南汽车事件而入狱。他被控谎称有进口汽车货源和电视机等产品，诈钱有关单位513.8万元，因涉嫌特大，被海口市人民法院判无期徒刑。该案被媒体广泛报道，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出现过像海南那样集中性，大范围的倒卖商品，社会对汽车事件广泛关注，而钟剑锋被判重刑的审判结果，也符合当时的氛围。

　　据钟剑锋跟媒体所说，他被收监主要源于邻居对他的嫉妒，而进行的莫须有的陷害，公安和法院无法拿出控诉事实，仅以他成立的“江隆贸易中心”还没有批准成立为由，证明他500多万元。

　　案件的走向也颇有戏剧性。某日，海口公安局的一位科长带两位同志前往狱中找他，将他传唤到囚院外的一间办公室，同他讲香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到处找他，要他在投资海南岛交通能源的项目上签字。被囚禁之前，钟剑锋曾代表湛江市侨联企业公司，与港方草签了共同开发海南的协议。

　　这份开发海南的协议，成为钟剑锋的转机。那位科长建议钟剑锋写封担保书交给海口市市长审批，从而尽快返回湛江工作，协商开发事宜。此后，钟剑锋的案件被转给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被裁定为收入是买卖汽车赚取的差价，改判无罪。钟剑锋的冤情能够被看到，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位香港商人对他的找寻。

　　这是上世纪80年代，香港资本巨大魅力的体现。彼时，全国各地的经济代表团，通常会带着开发项目的简介，出访香港“融资”。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姓领导，曾跟香港首富李嘉诚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李嘉诚说有兴趣投资，并承诺“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超人的算盘是精打细算的，待到海南省委许士杰给李嘉诚打电话，邀请他来海南投资时，李超人的宏图愿景直线万港币，在海口修建了省人民医院。

　　就在钟剑锋获得自由的1988年，海南发生了一件大事，七届全国会一次会议审议、批准海南正式建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份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会场应景的响起的《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流行歌曲。

　　位于祖国边陲的海南站到了舞台的中心，海口、三亚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了成千上万家外地公司和驻琼办事处，内陆各省市县纷纷来海南设“窗口”搞联营。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才迁徙运动”向海南涌进。《人民日报》也加油鼓劲，一篇名为《去海南》的文章写道：“海南！海南！你的十万顷蓝海水全部变成了红火苗，扑扑闪闪，将多少青年的英雄梦映照得通红透亮！”《纽约时报》直接将海南称为中国的“Wild West”，以此类比美国的西部淘金热。

　　这一年，复旦大学生郭广昌，骑着自行车，从上海一路南下，跨过琼州海峡，骑行到了三亚。沿途看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动情的写道“大学生即便是卖椰子，脸上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在深圳卖电话的潘石屹，带着攒下的一千多块钱，坐上了前往海南的渡轮。几乎同一时间，从北京国家机关出来的冯仑也来到海南，筹建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年轻人争抢着前往海南，寻找人生的价值。

　　此时，海南也在摸索自身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定位。中国社科院曾受邀为海南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历经49天的调研，1988年初完成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它给海南描绘的未来：建成以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外向型的、综合型的“自由经济区”。

　　发展工业符合海南第一任梁姓省长的思路。他从深圳调过来，过往的工作经历让他看到同样是经济特区，深圳搞工业，珠海搞旅游，两三年之后，两地的经济变化差异巨大。海南的工业化从打造洋浦开发区起步，一座位于海岛西北部的半岛。得到的政策规格依旧是“顶配”——享有保税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海南在政策扶持方面，一直不缺疼爱。

　　按照规划洋浦主要建设300万吨煤油厂、50万吨尿素厂、300万吨标箱玻璃等项目。政府制定了“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开发方案，出让洋浦港31平方公里土地为期70年的使用权。中国以往搞特区、开发区都是自己出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后招商办企业。洋浦模式却是依靠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再由其招商。这基于一定的现实考虑。此时海南一年财政收入不足5亿元，洋浦开发需要上百亿，政府除了引进资本，没有太多选择。这是香港首富李嘉诚被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接见的时代，全国特区或者经济开发区，想要发展，都要去寻求港资、台资、日资的支持。

　　洋浦敲定的开发商名单有香港熊谷组、保利集团香港子公司、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大中华集团以及多家银行的信托资金。开发负责人是于元平，香港建筑商，于氏家族最被外界关注的事件是出了一位跟周星驰谈过恋爱的女儿于文凤，以及二人涉嫌7000万元的报酬纠纷。

　　但是，一场横空出现的争论，打乱了洋浦的发展节奏。洋浦开发区投资方之一的香港熊谷组，是日本企业熊谷组在香港的合资公司，它的日本背景，挑战了敏感的民族情绪，开发区制定的“成片开发，综合补偿”方案，将开发区的使用权出租70年，被指责为制造新的租界。而且出租土地每亩租金2000元，比上海南京路商场柜台的月租金还要低一千。

　　原定1990年开工的洋浦，没有出现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一直拖到1992年3月，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又等了整整5个月后，香港熊谷组和海南政府才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等到正式成立开发公司，已经是1993年的事情了。而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新舞台，已经换到了上海浦东新区，它成为了资本的新宠儿，李嘉诚忙着去浦东“囤地皮”。

　　按照合同约定，洋浦开发公司须在15年内投资180亿港币，其中前五年投入100亿。实际上，前五年，开发商只投资了40亿港币，之后就再无投入。至1998年，于元平以年事已高为由，撤出了洋浦，香港熊谷组的股份被光大集团接手之际，洋浦开发区的中心区只有两座空空荡荡的商业大楼，遍地是黄土和仙人掌。

　　徒留一场轰轰烈烈的建公司热潮，因为开发区的税收和外汇政策，近8000家企业来洋浦注册公司，留在海南的只有100多家。实际在开发区生产运营的只有一家电厂，由香港荣高贸易、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前田建设株式会社共同建设。

　　洋浦最知名的项目是1996年，国务院将中海油投资156亿的天然气化肥项目落定洋浦，同时引入印尼金光纸厂的60万吨纸浆厂等项目。海南方面曾希望将天然气化肥项目选址三亚，一位戴黑框眼镜的长者说，“大化肥选址洋浦，这是我定的，你们不要再变。” 这便是把工业给洋浦，把环境给三亚。但最终，化肥厂改址海南东方市。金光纸厂则拖延到2005年方才投产。

　　开发商在洋浦赚的可观收入是卖地，1992年和1993年，趁着海南房地产泡沫，开发区卖了900亩地，进账10亿元。

　　海南已经远离了初代发展规划中提到的“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思路，洋浦开发区没能成为海南工业的明珠。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将招商的责任分包给了开发商。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经济逻辑截然不同，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企业的税收，开发商则更看重土地的增值收入。凭借卖地就可以获得财富，招商的积极性怎么会高。

　　海南的工业化之路坎坷波折之际，房地产行业却扶摇直上，类似寰岛、腾龙这般名字起的气吞宇宙的企业，相继在海南注册。

　　1989年春，冼笃信抛下水泥、钢铁、铝材等大宗商品的转手贸易，这个时候他还不是海南首富，只是一位忙于捕捉热点的勤劳商人，成日搜罗热卖商品，热销行业。商人的直觉告诉他，建材期货的火爆是房地产行业崛起的先兆。

　　冼笃信带了一帮人来到三亚，成立腾龙实业发展公司，做起了房地产，拍下三亚西河西路一块地。1988年的通货膨胀，打乱了高涨的气氛，央行抑制通胀紧缩银根，一大批企业拿不到，已经审批的也无法按原来的数目兑现。三亚大街上，到处是关门上锁的公司和摘掉的企业招牌。

　　海南人洗笃信逆势而动，筹资买下房产公司的股份，独资承担起西河西路小区。这个决定在政府工作看来都很少见，三亚市长刘名启听说此事后，当即表示：三亚一定要让腾龙赚钱，腾龙赚了钱，三亚才有希望。”

　　1992年春天，总设计师的南方讲话，带动东南沿海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国内外房地产商再次纷纷涌向海南。海南的土地分为两类，画“红线图”和“蓝线图”的。“红线图”属于正式批复，需要交地价款，而“蓝线图”是暂时协议。

　　不管哪种颜色的线图，只要拿到，就有钱赚。1992年在三亚，有人手持“蓝线图”指着一片地对冯仑说，这块地你看如何？冯仑看了看光秃秃的地皮，也不清楚，但还是花300万元买了下来。而一转手立刻翻了一倍。

　　，发债，拿地的循环，催生了海南地价一轮又一轮的上涨。1991年海南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540万㎡，两年后，这个数字超过1000万㎡。每亩地价也从几十万元，上涨到1993年最高的600万元，涨幅超过10倍。冼笃信持有的5000亩地，价值增至10亿元。199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第一次评选中国富豪排行榜，33岁的冼笃信名列第三，是海南首富。

　　海南房地产的繁荣景象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政策出手了，停止房地产公司上市、严控信贷规模……一场买地、卖地的“击鼓传花”的游戏结束了。冼笃信涨上去的身价，快速跌回原点。几乎同一时间来海南炒地的李书福，赔光了造冰箱赚的几千万，从此决定老老实实做实业。已经入狱的资本大佬戴志康，当年也在海南折了本，搭上了6000万本金。

　　泡沫的后遗症远不是企业的资金漏洞和个人手里的房子贬值那么简单。留给海南的，是成倍增长的呆账和烂尾楼。有人将海南的房产泡沫戏称为 “天涯、海角、烂尾楼”。1998年，海南政府做了一次系统性的统计：建省十年间，海南的商品房开发建设规模约为3700万㎡。竣工的不到一半，而已竣工的项目出售率不足60%。却积压大量资金，四大国有银行的海南房地产积压资金约430亿元。加上社会资金，积压资金总量达到800亿元。房地产信贷不良率高达80%以上。

　　上图是海南省财政收入和GDP增长率，明显能够看到1984年、1988年、2009年，三轮财政收入的增速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些年份的共同特征就是政策利好驱动，1984年的汽车事件，让海南发了一笔横财，1988年海南建省，吸引大批人才赴海南创业，但是这些政策利好，没能带动海南的GDP同期增长。汽车事件后，海南陷入迷茫期，依靠房地产发展，有了六年的好光景。地产泡沫后，海南的增长又陷入长期停滞，直到2009年。

　　这一年冯仑的老领导迟福林，早年间提出的将海南打造为国际旅游岛的发展方向，正式成为国务院的政策意见，提出将海南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政府扶持到位，长期远离经济中心的海南，再次被追捧。2009年，冯仑重新回到海南，打造“三亚奥林匹克湾”文体综合项目。富力、万科、鲁能、 保利等大批地产公司，也个个身携重金，涌入海南。三亚的海棠湾、清水湾、大东海等海岸线，地产项目拔地而起。“奥林匹克湾”所在的海棠湾，地价应声上涨了六七倍。

　　地产业的发展给海南带来了“东北四省”的称呼，一方面源于大批东北人赴海南买房，三亚成为东北人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东北高不了多少，只是缺少的关注，而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广泛讨论。

　　海南建省二十余年来，GDP长期排在梢部位置，略高于宁夏、青海和。人均收入也低于全国均值，2019年，海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均值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均值6%。在海南赚到钱、掀起泡沫、留下呆账的是大批南下掘金者，跟海南人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