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厅官涉案超3亿有贫困区厅官贪十亿芝麻官敛财不输大老虎

　　11月18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海南省农垦总局局长（正厅级）杨思涛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被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杨思涛被控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3827.73849万元（其中收受23699.7458万元未遂），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经济损失人民币1234.151万元。

　　一名厅级官员3.38亿元的受贿额引发关注。政道君梳理发现，近年来不少“落马”官员受贿超过亿元，其中尤以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为甚，受贿额度高达10.4亿。分析这些受贿过亿的贪官可以发现，贪腐额度与级别高低并无直接关系，有“大老虎”，如周永康、白恩培、孙政才；也有“小苍蝇”，如安徽省淮北市烈山村原刘大伟。此外，贪腐额度也与贪官们任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无太大关系，不少贪腐过亿的官员在贫困地区任职，比如，河北省大名县委原边飞，大名县直到今年5月份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杨思涛3.4亿元的受贿额度被认为创造海南省“落马”官员贪腐额度新高。政道君梳理发现，近年来，被曝光贪腐额度超过亿元的官员中，最高者达到10.4亿元，为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张中生。

　　2018年3月28日，张中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临汾中院一审宣判。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13年，被告人张中生利用担任山西省中阳县县长、中阳县委、山西省吕梁地区行署副专员、吕梁市委、副市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4亿余元。张中生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其对折合人民币共计1.3亿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法院还披露，张中生在十八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两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人民币2亿元以上，还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人民币8868万余元。

　　与大多巨贪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相比，张中生被判处最重的刑罚——死刑立即执行。法庭认为被告人张中生不仅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其又有索贿，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插手煤炭经营、工程承揽等经济领域，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案发后赃款赃物未全部退缴等特别严重情节，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综合考虑被告人张中生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依法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张中生任职的吕梁市位于山西省中部西侧，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曾被称为“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贫困地区的副市长却创下贪腐额度新高，另人咋舌。

　　政道君梳理了近年来被爆光的34名贪腐过亿的官员，发现这些官员不少都来自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穷地区，但官员贪腐金额的高低与当地经济水平并未呈现直接关系。

　　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算是欠发达地区，但自治区会原副主任邢云，其受贿金额达到4.49亿，排在34名贪腐过亿官员的第二名，仅次于张中生。在省部级巨贪中，贪腐金额高居第一位，超过来自大城市的天津市政协原武长顺。

　　如果说邢云算是位高权重的话，那么边飞不过是一个县委，而且是贫穷县的县委，河北省大名县县委原边飞被控敛财上亿，最终被判死缓。边飞在8年时间里，先后在河北省魏县、永年、大名三地担任过县委，其中大名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戴了近30年的“穷帽子”，直到今年5月份才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政道君梳理的34名贪腐过亿官员中，省部级老虎高达24人。不过，从贪腐金额与官职高低的关系上来看，二者也未呈现正相关关系，很多“小苍蝇”敛财程度远超“大老虎”。

　　受贿超10亿元的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也就是个厅局级干部，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贪污2.1亿元，也仅仅是厅局级干部。

　　还有一些芝麻官，也跻身巨贪行列，如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满族乡曙光村原党总支于福祥，受贿超2亿元；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受贿1.8亿元；安徽省淮北市烈山村原刘大伟，受贿1.5亿元。

　　这些巨贪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官不大权不小，依靠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如因家中赃款多到烧坏4台点钞机而闻名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其14年间贪污2.1亿元，另有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据媒体报道，魏鹏远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最终，他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除了“煤老虎”，还有“水老虎”。作为“小官巨贪”代表的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此前也被媒体广泛报道。作为一名副处级干部，其手握当地城市水资源供应的大权，把本属于国家的水资源当作自己的聚宝盆，狂妄到“不给钱不通水，给少了就断水”。其家中被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

　　巨贪的芝麻官中，另一类是村官贪腐，这些村官多涉黑涉恶，称霸一方。比如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满族乡曙光村原党总支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其把曙光村当作自己的“自留地”和“独立王国”，目无法纪、大肆贪占，腐化堕落、极度奢靡，涉案金额达2亿多元。且横行乡里、欺压群众，被审查期间，还对抗组织审查，恐吓威胁执纪审查人员。

　　还有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社区原刘大伟。1996年至2014年，其担任烈山区烈山镇烈山社区（烈山村）党委、以及村办集体企业负责人等职务期间，伙同亲属及有关公职人员大肆侵吞村（居）集体资产，涉案金额超过1.5亿元。被立案调查后，刘大伟出逃美国。外逃期间，刘大伟遥控手下，谎称失火，将近200本会计账簿烧毁。2014年8月24日，他潜回国内，在合肥新桥机场被警方抓获。

　　梳理亿元贪官档案可见，贪腐金额的高低与任职地是否发达、官员级别高低并无直接关系，一些官员级别之低、任职地之贫困与贪腐金额之高形成巨大反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从级别上看，正是因为级别低，关注度也不高，所以他们的贪腐行为往往比较隐蔽，有些小官悄无声息地一贪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累积成为巨贪。再者，这些小官虽然层级低，但都掌握着比较重要的权限，或握有重大项目的审批权，或在某些区域掌控着“生杀大权”。换言之，级别低但权力含金量高，这就为“小官巨贪”的养成提供了温床。

　　其次，这些小官虽然级别不高，但毫无例外都是所在行政区、单位、组织里的一把手，而且在所在区域浸淫多年。他们在所在的范围内，可以说是说一不二。换言之，他们在所在的范围内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不受约束、不被监督的权力，在利益面前很容易堕入。

　　从任职地看，与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地区面临着更为迫切和艰巨的发展任务，但又缺乏成熟的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极易出现暗箱操作，尤其是在一些资源开发、工程招投标、招商引资等重大项目上，往往由一把手说了算。此外，贫困地区通常有大量的国家扶贫资金，但是资金如何使用，却不够透明，又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贫困地区出巨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