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建省时望其20年发展到与台同等水平

　　一张是现世的，如麦兜形容马尔代夫般“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幼……”，有海上世外桃源的美丽。而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又吸引亚洲各国政要亲临，使她在绝世之余，和现实还保持着某种亲近姿态。

　　记者探访海南曲折的成长路径后发现，这个岛屿就像是中国改革30年的缩影，中国发展所遇到的矛盾、困惑，在海南都有呈现、并被放大。

　　从发展初期的盲目冲动、到楼市泡沫幻灭后金融系统崩溃，以及如今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回归。这个对自由贸易有着天生向往的岛屿，用她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自由的权利只有在成熟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创造更多财富。

　　从机场、码头，到海口市的街道、楼房，都悬挂着“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20周年”的标语。在的哥周彬眼中，没有哪一年的庆典有如此隆重，“哪怕过年也不如现在。”

　　而在20年前，岛内只有两条简易公路，省会海口的各交叉路口没有一盏红绿灯，座机多是手摇，农村基本不通电。

　　“虽然只是一个省的20年大庆，但政府最大期望是想通过庆典告诉人们，海南现在已走出低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历经海南成长的风风雨雨。他很想社会对海南有一个理性反思，只有那样海南明天才会更好。

　　经度110.33，纬度20.01，随着google earth镜头不断推近，孤岛海南由一个圆点展现出3.4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全貌。

　　由于特定地理位置，海南沐浴着热带海洋季风，光温充足，成为植物的生长乐园。去年海南签订的农产品销售订单达110.3亿元。海南的橡胶、胡椒、咖啡等产量占全国的近一半。

　　一直关心海南发展的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认为，如果海南20年前就着力发展农业和旅游业，那也就不会走偌大一个弯路。

　　事实上，在海南建省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受海南省委托，为其编制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中，曾主张要利用地方独特资源，优先发展农业和旅游。

　　但该主张在当时的宏大背景中被迅速湮没。李永春说，当时的海南肩负更重要更沉重的国家使命，才会迫使它选择一条迅速致富的道路。

　　李永春说，在中国与英国谈香港问题之前，也曾想过问题，不过，方面称，谈统一可以，不过要等经济赶上再说。

　　“如果让的经济短时间赶上有点困难，当时有这样的打算，可以先拿海南做试验，使其全面开放，让海南和比比。”李永春说，这就是中央决定设立海南特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在1984年北京的一次座谈会流露出对海南的冀望，“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

　　建省那年，国际著名农牧工商公司泰国正大集团曾尝试在海南发展大型养虾场。若全部建成，年产值可达12亿美元，超过当年省工农业的总产值。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最终被取消。

　　回想当年，李永春至今都惊叹海南当初开发时的心胸和气魄。他说，原海南省委许士杰曾有个想法惊动全国，他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造香港，在洋浦等地再造几个“小香港”，使全岛成为自由贸易岛。

　　1983年2月，国务院连续三次召集院部领导座谈，提出给海南多些自主权。次年春节前，视察海南时说，发展海南，不要给“棍子”，给“绳子”。

　　在建省的前一年，国务委员谷牧率16个部门会集海口，更是在讨论能否使海南成为类似香港那样的经济自由区，在经济上与“脱钩”。

　　“海南没了海关，就等于成为了一个自由港。”李永春说，那样，境外的资金、货物、人员进出就基本放开，货币可以自由交换。

　　但此后海南特别关税区并未获批。1993年1月，总对省委兼省长的阮崇武说，先把洋浦开发抓好，特别关税区一事不要再提。

　　“海南的经济基础薄弱，若获批，进口产业对原有企业会造成大面积破坏。”廖逊说，“就如一个小朋友连走路都没有学会，就想马上跑起来，那肯定出问题。”

　　1988年，国务院先后下发第24、26号文件，其中提到，海南可以自由兑换货币；境内投资者自获利年度起10年内不再补缴所得税；土地使用权出让一次性签约最长70年(深圳等地是50年)。

　　一个明显的区别，深圳特区建制时一直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政策。而海南可以不提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竞争。

　　海南建省后，工业开发被定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在《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强调要把发展工业作为振兴海南经济的中心指导思想。

　　当时，老百姓中流传一句话，海南干部不是在“天上”(指出国访问和招商)，就是在“地头”(指陪老板看地)，平常在办公室见不到人。

　　至1995年底，海南有据可查的开发区有104个。曾在海南省建设厅任副厅长的林克昌说，这些开发区真正能破土动工的则少之又少。到1997年，开发面积只有23平方公里，约占开发区总面积的2%。

　　洋浦地处海南西北，有深港优势。原海南省委许士杰上任后，决定将30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权租给香港一家大企业———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

　　“这样做是因为海南政府自身根本没有资金开发洋浦。”海南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傅志平说，仅仅洋浦开发区的“七通一平”，就需要100多亿元，而当时海南一年的财政收入为4.2亿元。

　　“当时的海南是处于这样一种环境。”李永春说，“凡是政策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干的，就可以大胆试验，大胆实践。”

　　但在一片“丧权辱国”的质疑声中，洋浦开发区的报告一直未被中央批准。当时海南特区的这一做法被指责为“让外商制造新的租界”。

　　原洋浦工业区规划土地建设局长夏明文说，从政绩角度讲，只要有个空架子也是好的。“由于开发规模与开发能力不相适应，不少开发区奠基后就停工。尤其是各县市各自为政，必然导致开发区布局混乱，项目重复，无规划可言。”

　　林克昌已有64岁，他生命中有8年的时间在处理海南闲置积压的房产。那时他是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说，提起房产泡沫至今都令人心有余悸，它严重挫伤海南经济的元气。

　　海南房产泡沫的源头始于1989年3月26日。那天，《海南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规定》出台，土地批租瞬时成为海南财政收入的一大重要来源。

　　曾在三亚市国土资源局任副局长的夏明文介绍，作为一项吸引投资者的举措，政府以较低的价格将土地大量批租出去，然后拿土地出让金投资于基础设施。

　　以1993年的三亚市为例，三亚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五六千万元，而通过土地批租的房地产收入则超过一亿元。

　　由于海南在实施土地有偿转让之前，还未真正开展城市规划，所以当时找地盖房子、做项目并不难。于是，上岛找地、找项目的人越来越多。

　　据统计表明，在房地产最热时，岛上投资地产的企业有5000多家。那时，几乎人人谈房产，人人都是地产老板。

　　当时有些公司只付少量的定金，通过关系拿到土地或项目的批文找买主，辗转下来，到真正的开发商手里时可能已经是第七手买主，而土地价格也可能是最初的好几倍。

　　为了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假象，许多炒家囤积房产。房价自1991年下半年开始攀升至1992年6月达到顶峰。1992年1至4月平均涨幅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