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

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腹黑王子呆呆女 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 儋州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在重点乡镇开展巡逻。 儋州市公安局供图 开展“蓝天行动”、“断卡行动”时，儋州警方抓捕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儋州市公安

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

儋州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在重点乡镇开展巡逻。 儋州市公安局供图

开展“蓝天行动”、“断卡行动”时，儋州警方抓捕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儋州市公安局供图

在南罗村的宣传栏上，反诈标语十分醒目。新京报记者 金贻龙 摄

南丰镇下辖的村庄内，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随处可见。 新京报记者 金贻龙 摄

“勤劳致富光荣，诈骗钱财可耻！”宁静的村道上，一行打击电信诈骗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

这里是儋州，海南省西部，濒临北部湾，海岸线长达200多公里，滩涂湿地星罗棋布。不过，很多人知道这个年轻的地级市，并不是因为旅游，而是来自当地的诈骗短信。

短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尊敬的旅客，您预订的XXX次航班因故已被取消，为避免影响行程，请及时联系客服400XXXX办理改签手续……”

这些诈骗团伙大多是来自当地乡镇的“80后”“90后”，本地人戏称他们是“作吃仔”(儋州方言，意味自食其力的人)。他们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全家齐上阵”，有的甚至未曾坐过飞机。

最疯狂的时候，当地出现了以木棠镇高犁村、南丰镇南茶村、兰洋镇南罗村等村庄为代表的“诈骗村”。作为被国务院“点名”的全国首批7个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之一，儋州自2015年以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反诈战”。五年过去了，新京报记者走进儋州，观察其中的变化。

“打工不如打电话”

从木棠镇往东南方向行驶半个小时，七拐八弯之后，一条绵长而狭窄的小路向大山深处延伸。车窗外是绿油油的稻田，和看不到尽头的山林。

外人很难想到，这个看起来远离现代都市的地方，是儋州市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高犁村。

从地理位置上看，高犁村算得上古老、封闭，许多村房还是碎石修成。或是多年的风吹雨淋，村道边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有些泛黄，一位退休村干部感慨说，“村里十几岁的年轻仔搞诈骗好普遍。”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他们村，这里也并非儋州市电信诈骗的源头，“只是这些年，村里干诈骗被抓的人比较多，才引起了外界的更多关注。”

早在2013年10月，儋州市公安局就曾在高犁村开展围村收网，当时抓获了34名涉嫌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他们都是高犁村人，全姓羊，年龄从16岁到30多岁不等。其中学历最高的也才初中毕业，其中还有兄弟、兄妹合伙作案，妹妹假冒客服人员，帮哥哥诈骗别人。

按照这位退休村干部的说法，高犁村的电信诈骗风气也是在那个年头形成的。当时村民的流动性大，很多年轻人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接触外面的人和事多了，有人把学到的“技术”带回村里。后来，村里甚至流传起一句话，“打工不如打电话”。

他们的诈骗形式并不复杂。一位办案民警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再到网上买一个以“400”开头的客服电话和银行卡，就开始在各大网站上发布航空公司“机票退改签”的消息，留下客服电话，“等鱼上钩”。

“村民们以网络诈骗为职业，一旦有人被骗，还有专人负责到附近乡镇的银行ATM机上取出非法所得款，去取钱的人还能分一笔钱。”据办案民警透露，靠着诈骗所得，村里不少人都买了几十万元的轿车，不出去工作也能生活滋润。

“外面的诱惑”

没人能解释清楚儋州的诈骗风气是如何形成的。

“只要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并获取了利益，这里的人就会跟进学习。” 谈及地域性诈骗的成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曾对媒体这样解释。

羊贵东最早在2006年就知道儋州“有诈骗”了。他的老家挨着高犁村，中学时，他喜欢去镇上学校附近的网吧打游戏，经常看到一些“社会哥”用QQ群发中奖消息。

在他印象里，“社会哥”们很拽：骑摩托，染头发，有文身，网吧一半以上的电脑都被他们承包了，“一整排都是他们的人，他们还问我要不要帮忙管理机器，一天200块钱，管饭。”

多年以后，羊贵东才弄明白，当初与他擦肩而过的“生意”，其实就是骗取QQ兑奖的手续费和保证金。这或许是儋州最早的“诈骗”手段。

2009年之后，儋州地区的诈骗手段借着互联网出现了延伸，从“400”开头的网络诈骗电话，到盛行一时的机票退改签短信诈骗，还有电视节目抽奖中奖骗术。

“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比较强，技术经常‘升级’，警方也在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这是相互较量的过程。”儋州市反诈专项办负责人赵细军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这种诈骗并非单个人能完成，如今，诈骗团伙已经形成了包括买卖“两卡”(指电话卡和银行卡)、获取公民信息、提供网络引流及网址域名技术服务、冒充客服聊天、取款分赃等诈骗链条。

在儋州，许多老人留守乡村种橡胶，年轻人外出务工，诈骗团伙便将目光瞄准十几岁辍学的初中生或待业青年。他们混迹在各种QQ群，“谁个愿意提供银行卡走资金流？”虽然未提诈骗，但大家彼此形成了默契，愿者上钩。

根据“行规”，只要提供一张银行卡，就能获得2000元左右的酬金。提供取款服务的人，每单抽成10%-20%，有的熟手干脆玩起“黑吃黑”，把取到的钱私吞。

羊贵东如今已是木棠镇积万村支部书记，在他看来，当地诈骗泛滥的原因是外面世界的诱惑太大，“看到别人诈骗轻松到手几万块，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小车开着，多少有些心动。”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民警符警官也有类似的感受，他从警十多年，办过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他发现，很多嫌犯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符警官常在心里想，“多好的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怎么会干起诈骗？”

而让符警官觉得更荒唐的是，在当地不少农村，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会拿诈骗作为评判小孩是否有出息的标准，即便警方发布网上追逃令后，也很少有家长会规劝其孩子投案自首，“他们甚至觉得无所谓。”

被“点名”之后

由于诈骗猖獗，2015年10月9日，国务院将儋州市列为全国7个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之一。此时，儋州升级为地级市还不到半年。

很快，消息传到了这个人口刚过百万的年轻城市。当时，符警官还只是儋州市一个乡镇派出所的普通民警，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热爱的城市会以这种方式“出名”。

他形容那种感觉“很难堪”，但转过头来，他又和同事们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的打击力度还不够？”

其实，被“点名”前两个月，儋州市就启动了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上，儋州警方表态，要主动出击，打掉儋州电信诈骗这张“黑名片”。

与专项行动“配套”的还有联席会议制度，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市综治办、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人民银行、工信局、银监办等22个成员单位主要领导，会议不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必须参加。

2016年，儋州市制定了举报奖励办法，最高奖励50万元。2019年，奖励办法做了修订，群众举报抓获1人的奖励人民币1万元，直接扭送1人的奖5万元，动员投案的酌情奖励，最高奖励50万元。

“群众参与举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了，每年发放出去的奖励都在增加，政府的拨款上不封顶。”儋州市反诈专项办负责人赵细军提供了一个数据，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出奖金八百多万元。

2019年，儋州开始实施“史上最严问责机制”，各镇党委书记、镇长等负责人立下“军令状”，对摘不掉电信诈骗重点镇“帽子”的相关负责人予以免职。

儋州市公安局也摸索出了“全警反诈”的工作思路。普通侦查员、基层派出所都得接电信诈骗的案子，无论大小。符警官所在的刑警支队每个月都要开两三次总结会，这些年形成了一个传统——大队长会在会上公布每一位侦查员当月的破案数量、挽回损失等情况。每当念到自己的名字时，符警官都莫名觉得激动。

赵细军觉得，当前的电信诈骗态势对儋州的地方形象不利，也会影响今后的投资营商环境，“局里已将打击电信诈骗提高到和‘扫黑除恶同’等重要的位置。”

赵细军的另一个身份是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从2017年起，他带领的这支拥有15位民警的队伍开始专门从事“反电诈”工作。平日里，除了定期组织开展“断卡”行动、“蓝天”行动、“净土”行动等集中收网外，他们还要核查落实公安部、海南省公安厅下发的诈骗线索。

符警官就是在2017年调到市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的。和很多同事一样，加班成了常态，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有外地警方跑到儋州来寻求案件协助。

最忙的时候，符警官一个人就接了20起电信诈骗案件，困了就嚼槟榔。“去饭堂吃饭或者下班路上，都能听到很多同事在谈论手上的案子，现在全国流行什么诈骗手段，有没有可能出现在儋州。”

正在发生的改变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从城市街头、公共场所到乡间小道，反诈标语多了起来；警方的喇叭每天在路上响个不停；去银行取钱的人不能戴帽子，否则取款机就会发出警报声。

参与侦办电信诈骗案后，符警官明显感觉到工作方式变了。过去，他的日常工作和大多数基层民警一样：接报警电话，做笔录、跑现场，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现在，他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在网上找线索，从作案工具中找受害人。

符警官发现，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诈骗案上用不上了。他逼着自己学习，每办结一起诈骗案，就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法，工作笔记上写得密密麻麻。现在，他接到疑似电信诈骗的电话，不会像以前一样直接挂断，而是主动和对方聊一聊，“万一又学到经验了呢？”

与其他地方侦破诈骗案的方式不同，儋州作为“窝点地”，往往没有案源，要靠警方自己找受害人。符警官解释说，“即使嫌犯交代了诈骗行为，但没有受害者的指认，就形成不了证据链，定不了诈骗罪。很多时候，嫌犯自己都不知道骗了谁。”

在去年的“断卡2号”集中收网行动中，儋州市公安局抓获了一个有30多名成员的特大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过一千万。在这起案件中，作案银行卡有100多张，受害者超过500个，遍及全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最远的受害者在新疆。专案组给受害者一个个打电话，向他们的属地派出所发协查函求外援。

这摊细碎的活儿并不好干。第一次，专案组发出了550份协查函，但反馈回来的材料只有100多份。“很多受害者嫌麻烦，不去报案，有的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一开始，民警们用私人手机给受害者打，很多人直接就撂了，也有人反问，“是不是又想骗我？”民警后来用局里的座机打，两次、三次、四次，僵局才慢慢打破，最终收到了460份报案材料。

这些变化并非一日之功，还得益于5年前由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儋州市公安局挂牌成立的反诈骗中心。这是海南省第一家反电信诈骗中心，整合了公安、通信、银行等各方资源，抽人专职联席办公。

儋州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反诈中心成立后，既简化了办案流程，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对涉诈电话进行预警和拦截，使发生诈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反诈中心民警黄曾好的工作是拨打劝阻电话，他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刚刚尾号×××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不要相信，他是骗子……”像这样的电话，在诈骗案高发期，他和团队一天要打一千多个，“我们不敢保证打这个电话能起多大作用，但打出去了，能引起老百姓的警惕，就放心一些了。”

一个可喜的信号是，2019年以来，儋州全市共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2338人，破获案件4340起，捣毁诈骗窝点249处，缴获冻结涉案资金951万。

最近，黄曾好觉察到，反诈骗中心分析出的诈骗电话越来越少，他平均每天只拨出100个阻断电话，“这是好事，说明打击多了，骗子变少了。”

“要治标，更要治本”

2020年，公安部对诈骗窝点集中、黑灰产泛滥、行业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域实施红黄牌警告和挂牌整治制度，儋州连续18期综合分值排名未被通报。

“不能让’打工不如打电话’的思想继续蔓延了。”谈及当下的反诈工作，赵细军语气坚定，“曾经，这里有些老百姓好逸恶劳，开了一个不好的头，现在要把诈骗土壤、文化彻底铲除，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赵细军告诉新京报记者，眼下，儋州市的反诈力度并未减轻，警方需要应对不断涌出的新型骗术。比起办案数据，一些本地诈骗犯的改变更让他感到欣慰。

兰洋镇南罗村委会治保主任冯跃形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儋州市曾向电诈重点村派驻工作组，对重点人员实行行踪报告制度。所谓“重点人员”，是指电信网络诈骗在逃人员、刑释人员、在押人员。儋州近年来列管的4325名涉诈重点人员，也全部纳入了电信网络诈骗重点人员名单，他们需要配合采集声纹、指纹、DNA、虹膜、手机等基础信息。“搞这么严，就是想在村里形成震慑，让他们彻底断了行骗的念头。”

变化体现在刑释人员身上。冯跃形说，“以前有些小孩不懂事，法律意识淡薄，骗钱挥霍，现在经过教育改造，他们改变很大，很多刑释人员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有创业的，有外出打工的，还有的成为了养殖大户。”

王斌(化名)是兰洋镇的村民，今年30多岁，初中辍学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电信诈骗，被抓后判了四年多。

出狱后，他看到村里扶持种植业，就和朋友合伙承包了20亩地种水果。每天凌晨，妻儿还在熟睡，他就爬起床去橡胶林割胶，如果不下雨，一天能有两三百元收入。下午，他再到果园打药除草，这些果苗去年第一次结果就卖了几万元。

如今，他已经记不起当年实施诈骗的细节了，但提起这件事他还感到后悔，“再也不敢接触那些东西了，勤劳才能致富。”

5月2日午后，冯跃形开着车穿村而过，这里盖起了成排的楼房，错落有致。村民操持着村外的500亩葡萄园，再过几个月，它们将迎来又一个丰收季。只是村口的宣传栏上，还挂着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提醒着这个村庄的过去。

新京报记者 金贻龙 发自海南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