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自贡百年过客看盐都
1943年4月29日，一位42岁的英国剑桥大学学者不远万里辗转来到了自流井，他就是如今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李约瑟博士。
47年之后，即1990年10月，已近90高龄的李约瑟写信给自贡盐史学者回忆说：“我仍记得当年我在重庆担任英国使馆科技参赞，到自贡看见天车时那令人激动的心情！就像是身处非工业文明中国的一个工业区，我对它们所采用的技术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兴趣。在过去它是预示石油的井眼，而今已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础。”
火井天车惊呆洋人
李约瑟此行，是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执行战时援华任务。他在陪都重庆主持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不少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并赴西南、西北地区广泛考察中国历代文化遗迹。据资料记载，他初抵重庆不到40天，便决定前往自流井访问，可见他业已得知“中国盐都”之盛名。
在五年后着手撰述的七卷本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记录下了他的发现：“今天在勘探油田时所用的这种钻探深井或凿洞的技术，肯定是中国人的发明，这种技术在汉代就已经在四川加以应用，不仅如此，他们长期以来所用的方法，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利用蒸汽动力以前所应用的方法基本相同，开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
李约瑟还将古代深井钻凿技术，列为中国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26项重要发明之一。
但他并不是第一个亲身探访自贡盐场，并惊讶于其巨大工业文明价值的西方学者。大约70年前，即清朝同治末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踏上过这方神奇的土地。在李希霍芬有名的七次中国考察之行里，最后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1871年9月至1872年5月），他来到了四川，来到了自贡。他留下的旅行报告中称，井盐“最重要的产地为自流井”，而这一带“是四川人口最稠密，最繁荣的地区”。
1888年前后，美国学者弗吉尔·哈特也到了自贡，他的《自流井考察记》一书不吝笔墨地描述道：“这座城的重要性无可置疑，数千名银行家来自中国其他地方，充分显示了这里是个巨大的贸易中心。许多木制井架隐约可见，巍然屹立，这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象在帝国其他地方也难以见到，这些盐井确实是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坚韧和勇气。我赞成这个民族在这方面的能力，超过了他们建造城墙和隧道的能力。”
哈特经过实地调查统计，估算出当时自流井、贡井两地盐场年产值约为4940万美元。在近代工业刚刚起步的19世纪末中国，那真堪称是一个天文数字。
自贡商人自我成长
哈特造访自流井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与自贡结缘，她就是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的曾小萍（MadeleineZelin）。作为一名专注研究清代到民国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法律史的专家，她希望记述的是“中国最早的私人高资本、高生产能力工业企业——食盐制造企业的百年兴衰”。
经过在自贡当地长达数月的大量档案挖掘及详尽实地考察之后，曾小萍得出一个结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自流井和贡井，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横跨两镇的富荣盐场盐产量占四川全省的六成。她在课题研究成果《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05年英文初版）一书中写道：
“它的工人，是最早的一批离开村镇来工厂做工的男人（因为这是只有男性参与的产业），这些人做工，不只是在一些年份或是农闲季节，而是从早到晚且终老一生。它的企业家们，不论大小，是创建产业资本并发展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先驱。最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大规模的横向、纵向一体化企业。它们主导着四川南部的经济，也使得它们的股东们跻身中国最富有之人的行列。”
曾小萍的观察，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先前的一些固有观念，即近代中国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及企业家，最先出现在受到西方经济势力头一波冲击和渗透的东部沿海城市，且更多是由官方主导的洋务运动而催生。
她还相信，即便是外商在华扩张以及海外华人日益为中国的工业提供新的模式之后，自贡商人和企业家的地位依然重要，而自贡盐场主要增长期在西方影响中国商业之前，这就给在纯粹内生的“大企业”脉络中考察中国制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位早期以研究清朝雍正年间地方财政制度改革成名的女学者，相当直率地指出，在自贡富荣盐场的历史中，很难找到中国历史叙事中那种“封建”国家扼杀式的影响，“清朝经济的政策相对宽松，既没有限制资本和工人的流动，也没有限制批发商和制造商的企业家活力”。
换言之，百年之前自贡商人的辉煌成功说明，至少从经济政策及官商关系的层面上看，晚清政府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冥顽不灵、腐朽专制。当然，已衰落的清政府对国内经济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也使得它未能及时承担起发展基础设施和推动产业进步的责任。结合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说，这似乎又是难以回避的悖论。
昔日“盐都”终成往事
曾小萍注意到，自贡百年繁荣的历史，横跨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早期的满族统治，镇压太平天国后帝国政治的重新调整，以及清王朝结束后的军阀和国民党的民国时期。她分析道，抗日战争爆发后，富荣盐场成为沦陷区以外中国民众最主要的食盐生产供应地，也为财政相当拮据的重庆国民政府提供急需的盐税收入，自贡借此良机正式设市，迎来再一次商业复兴。
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原本僻处西南的工业重镇与内陆商埠，不仅引起“洋人”的极大好奇，也吸引了从东部都市西迁而来的中国文化人的热切目光。
1938年4月，时年不到30岁、任教于金陵大学的摄影师孙明经，携带一台16毫米柯达特种摄影机和一台120型蔡司依康照相机（当时这都是国内相当不错的设备）及一名17岁的助手，自重庆经过三天跋涉抵达自流井和贡井。
孙明经在自贡地区连续埋头工作三个多月，几乎走遍当地所有盐井，拍摄从钻井、采卤到制盐的全过程，摄制了一部22分钟的科考纪录片《自贡盐井》和880多幅照片，他还用这些照片制作了一部动片（类似幻灯片）《井盐工业》。
抗战爆发之初，内地军民食用海盐之路大都被日寇切断，两湖及西南、西北食盐供应困难，大后方面临“无盐淡食”之苦，民众一时陷入恐慌之中。孙明经将在自流井、贡井拍摄的影像带回重庆公开展出，让大后方军民知晓自贡井盐生产的盛况，很快稳定了军心、民心，鼓舞了国人继续抗战的士气。
除了支持抗战之功外，孙明经为后人留下了民国时期自贡地区珍贵而直观的历史资料，如果不是他的巨大努力，今天我们对“中国盐都”的研究和了解，恐怕会失色不少。
1949年后，孙明经转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艺谋等诸多名摄影师、名导演均出自其门下，1992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三年后，一生传奇的李约瑟也以95岁高龄在剑桥去世。
就在那几年里，曾小萍开始了她有关自贡盐场近代历史的研究。在《自贡商人》一书末尾，她扼要讲述了抗战繁荣终结、内战分出胜负后这座城市及盐业企业家们的命运：
“自贡的私人企业，如同中国其他地方的一样，允许与新兴的国营企业共存，……1954年，在国家的压力下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建华制盐公司，它的‘投资者’包括罗筱元、侯策名、罗华垓、熊佐周（按：即自贡盐商‘新四大家’）和张开铭。1957年，建华成为了国营自贡盐业公司新成立的一厂、二厂和三厂的一部分。私人企业家身份在中国结束了。”
最后的结语颇为耐人寻味：“对于自贡商人来说，他们的遗产成为了他们的历史，他们建设的产业成了博物馆、档案和人们的记忆。”
“商城记·自贡”系列本期连载完毕。感谢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与该馆研究馆员宋良曦，以及《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一书中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董建中对本专题文章采写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