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小剧场中的“娱乐道德”

　　小剧场戏剧在欧美最早是以实验探索精神为动力发展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时正遇上我们的“戏剧危机”，小剧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戏剧克服危机、谋求生存的“另类空间”，所以中国的现代小剧场戏剧于发展之初就在实验性之外多了一层实用性。

　　今日中国的小剧场戏剧演出，从北京、上海向各大中城市辐射，忽然呈现一种爆炸式发展的态势，众多民营文化公司和民营戏剧社团层出不穷，各种雷人剧名和推广概念令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小剧场集中区的营建和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颇有些大潮汹涌、势不可当的感觉。

　　这其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有人文情怀、实验精神的演出，如坚持自身文化定位的蓬蒿剧场，倡导实验探索精神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和几位有艺术追求、有创造想象力的青年导演。但在更大数量、更大范围的演出中，小剧场戏剧最初也最本质的文化标签“实验性”“先锋性”已经难觅踪影，中国特色的小剧场戏剧发展十分明显地呈现出将“实用性”进一步演变成“实用主义”的倾向。这种“实用主义”与社会上成风成潮成趋势的“消费主义”“泛娱乐化”文化价值观碰撞后，产生了大量以娱乐为手段、以赢利为目的的纯商业性演出。在某些场合某些语境里，在某些不明就里的年轻观众甚至某些文化官员口中，小剧场戏剧已经成了“小成本低风险容易运作的、以轻松搞笑为主要内容的娱乐戏剧”的同义语。

　　我国当代公众文化消费的样态观念跟随全球化浪潮已经走入了“全民娱乐”的大格局，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客观现实，我们无力也无必要像从前那样强调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性、先锋性。然而令人不得不感到担忧的是，在我们的小剧场“娱乐戏剧”中掺杂着一些在国际小剧场中十分罕见的粗劣、低级的演出现象，这样的演出致力于制作低成本投入、低艺术质量、低道德水准的“三低”剧目，以迎合大众的名义刻意低俗，以取悦大众的名义追求无聊，美其名曰“为现代生活减压”，其实是为谋取票房利益不择手段，全然不顾在文化意义上对观众也对自己应负的责任。

　　民营小剧场戏剧是戏剧演出市场门槛降低以后的产物，而且在小剧场中倾情创作的多为近年来从戏剧院校毕业的年轻戏剧人，可以说他们都是出于热爱而投身于戏剧的。在中国现行的文化政策体系中，民营戏剧不得不自己解决生存问题，所以他们用商业戏剧的规则进行策划和运营这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而民营文化公司的资本投入也只可能对戏剧演出的商业价值感兴趣。所谓“商业戏剧”，就意味着要尽最大可能争取票房利益，从理论上说只要不触犯法律，不诲淫诲盗，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戏剧演出，哪怕是只求获得浅层娱乐效果的戏剧演出也不仅仅是商业产品，它同时更是文化产品！既然是文化，就与人的情感活动、精神内涵有关，这其中就必然有文化影响、文化责任的问题。我认为在目前娱乐之风大行其道的文化消费时代，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娱乐产品制作者中逐渐建立一种“娱乐道德”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世上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道德，娱乐业也有“娱乐道德”，在世界上娱乐产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所谓“娱乐道德”意识也最明确，实施得也最严格且自觉。远看美国的百老汇、英国的伦敦西区，近看韩国和日本，包括我们的港台地区的娱乐业发展，无不如此。所谓“娱乐道德”，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娱乐制造者有责任向受众提供制作精良的娱乐产品，同时使其内容涵义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和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至少是无损社会的公序良俗”。这样的娱乐道德从另一角度还可以理解为“以低级、暴力、以及歧视性的、缺乏同情心的内容涵义再加上粗制滥造的制作品质从受众群体获取利益，应该视作对受众群体精神健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损害，由此引发的笑声是不道德的笑声，由此赚取的钱财是不道德的钱财”。

　　建立娱乐道德意识，除了娱乐产品制造者需要自省、自律以外，更能直接起到作用的是大众媒体的引导和政府文化资源投入的掌控。

　　大众传媒对戏剧演出市场上的一些不良倾向应该给予认真分析和适当批评，不能误把娱乐化、商业化的戏剧演出简单等同于文化产业，忽视其中的文化涵义和艺术价值。对于某些质量低劣、趣味低下的演出给予不恰当的报道，其社会影响远不只是让它多卖几张戏票这么简单，话剧艺术新形成的潜在市场和潜在观众群，很大程度上是首先从媒体传播中获取对话剧这门艺术的最初认识的，如果这些新观众从一开始就误解了话剧艺术的价值功能和文化品格，对包括话剧在内的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都会有长远的负面影响。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除了必要的监督以外，更应该花大力气、大投入支持优秀的戏剧作品，有意识地向民众推广有艺术水准、有文化价值的小剧场戏剧演出，帮助其通过多演出来强化对社会、对民众的文化影响力。同时我认为政府对文化发展的资源投入——包括态度上的支持、价值观上的肯定、资金上的投入、场地上的提供等等——也应该有原则、有标准地进行配置和掌控。放眼欧美文化大国，其政府资源对文化艺术的投入都是采用更多扶持非商业化艺术的做法，以保证文化发展的平衡健全并保护纳税人接受恰当的文化熏陶的权益。政府资源用以支持真正有文化品位、有人文情怀和有艺术探索精神的戏剧演出，这也是对建立“娱乐道德”的一种重要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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