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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习总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理论”的重大意义建议实施“大科普战略”的

深刻认识习总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理论”的重大意义建议实施“大科普战略”的

  主要由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界别委员、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科学普及和科技战略研究的领军专家组成,课题学术支撑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同时参加了研讨的还有来自国内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社会组织以及国防、气象等重点领域的40余名院士、专家学者。课题组围绕习总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下简称“两翼理论”)的重要思想,从4月下旬至9月开展了持续深入的调研工作,并在专家研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深刻认识习总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理论”的重大意义,建议实施“大科普战略”的研究报告》。

  习总指出,“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则。

  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在全社会的普及应用,科学技术逐步成为生产函数中最为重要的变量,在人类历史进程和文明演进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在历次科技和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人类改造自然和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如影随形、相得益彰,科学生产新知识新思想,科普则将新知识新思想变成公众所能理解并接受的大众知识和大众文化,形成科技创新、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科学普及水平,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影响着国家的创造力和软实力。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通过一些事件、人物和案例回顾,发现科普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价值作用,说明了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科普与科学技术相伴而生,在遥远的古代,通过商贸来往、人文交流、战争征伐等,传播着不同文明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中国古代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传播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重大发明创造的全球大传播。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转化应用与普及推广,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走向,任何偏废都可能带来国家的衰弱甚至文明的消亡。

  在古希腊文明产生之前,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德干高原和恒河流域以及古代中国等,都曾经产生出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左右,雅典涌现了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一批文化巨匠,在哲学、数学、天文、诗歌、戏剧等领域创造出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同样涌现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一批大师,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盛景。此后,古罗马文明异军突起,不仅影响到欧洲,而且影响了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地区。公元5世纪至15世纪,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快速,欧洲进入了科学技术发展相对停滞的中世纪,公元9世纪至12世纪,阿拉伯文明开始在近东、中亚和南欧等地区产生重要影响,阿拉伯人不仅创造出丰富的技术文明,而且发挥了东西方技术交流的桥梁作用,将先进技术传播到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公元3世纪至18世纪,中国创造并延续着灿烂的东方文明。到了16世纪科学和18世纪工业时期,欧洲成为科学技术的中心,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始向全世界扩散,科学技术进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陆续形成了若干个世界科学中心。从16世纪至20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5次大的变迁,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教育兴盛、政府支持和科技成为科学中心创新发展的5个必要因素。

  长久以来,在科技史上迸发出璀璨光芒的思想成果、在文明史上创造出重大成就的伟人巨匠,无一不是科学普及的实践者和贡献者。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使进化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并最终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引起了整个人类思想的巨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费曼的路径积分理论在当时也堪称惊世骇俗,在多位物理学泰斗的反对声中,他发挥自身人格魅力,以风趣迷人的讲演风格和深入浅出的物理论著,不但使得路径积分的观点对年轻一代物理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逐渐得到了老一代前辈的认可,为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居里夫人为了能在更广泛的医疗领域应用放射性元素“镭”,拒绝向政府申请专利以垄断“镭”的生产技术。她还联合一大批科学家组成科学讲师团,向孩子们开放实验室,亲自对他们进行科学启蒙教育,在她的影响下,最终培养出了1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蕾切尔卡逊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科普作家,她于1962年创作出版了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将近代污染对生态的影响透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现代环保主义的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传播发轫于16世纪至17世纪之间的欧洲科学。伽利略、牛顿、笛卡儿等天才人物取得的伟大成就,欧洲许多地区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的思想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突破了中世纪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束缚,建立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通过科学家们著书立说,科学由科学共同体内部向社会传播,使科学也开始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化力量。科学提倡观察和实验,推崇理性和逻辑,破除迷信,否认造物主的设计,明确了人在宇宙中的真实位置,也在社会领域催生了变革。

  在科学的推动下,18世纪欧洲发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继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精神领域的伟大进步,它奠定了现代社会重要的思想基础。法国启蒙运动的旗帜性人物狄德罗在巴黎编辑出版了一套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恢弘巨著《百科全书》,推进了以倡导理性精神为特征的欧洲启蒙运动。

  科技是以新科技带来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创造新供给、引发新需求、缔造新生活、发展新经济而实现的。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普及的程度,影响着科技发生,影响着新的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

  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后,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展现出了强大的推动力和生命力。严复在1898年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使得“适者生存”成为戊戌变法期间中国人民寻求变革和富强的思想动力,并深刻影响了孙中山、、鲁迅和胡适等中国近现代的者。1949年9月,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等几位科学家率先提出把普及科学知识写入《共同纲领》,明确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将科普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和普及工作的重视,揭开了新中国科普事业的新篇章。华罗庚是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在数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撰写了许多科普著作和大量科普文章,还曾到全国各地给几百万人做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的讲演和应用,他还说:“人有两个肩膀,我要让双肩都发挥作用。一肩挑起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送到工农群众中去;一肩当做人梯,让年轻一代搭着我的肩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然后让青年们放下绳子,拉我上去再做人梯。”徐迟关于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猜想》,让陈景润在1978年春天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唤起了社会、公众对科学、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也使得许多热血沸腾的热爱科学、热爱数学的青年人跃跃欲试,难以计数的中国人加入了证明这一猜想的行列,他们都想摘取这一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哥德猜想》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伟大时代早日到来。

  习总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科技创新广度显著加大,宏观世界大至天体运行、星系演化、宇宙起源,微观世界小至基因编辑、粒子结构、量子调控,都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深,深空探测成为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深海、深地探测为人类认识自然不断拓展新的视野。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

  随着人工智能与其他科技的加速融合创新与聚变发展,人类社会正在日益逼近新一轮变革的临界点,社会形态将全面系统演进,智能社会将作为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加速到来。新科技和产业变革,使得人们对科学普及前所未有的需要,科学普及活动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大科学时代,许多科学问题其范围、规模、复杂性不断扩大,具有多学科、多目标、多主体、多要素等特点,其复杂程度、经济成本、实施难度、协同创新的多元性等往往都超出一国之力,但其作用和影响需要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来实施。

  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中政府财政投入巨大,研究目标也往往高深而宏远,理解和参与的门槛较高,因而更需要获取广大公众的支持和理解,如此才能更顺利推进,其成果也才能迅速推广转化,科普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科普在信息流动、知识配置,推动协同创新方面有独特作用,为大科学的发展提供支撑。

  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在于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撑,还需要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打造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创新要素顺畅流动、创新资源高效配置的良好创新生态。人才是第一资源,改善科技创新生态,就要不断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营造全社会尊重创新、支持创新、参与创新,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软环境。

  生产函数表征了企业或组织甚至整个社会,在既定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给定投入与所能得到的最大产出之间的关系。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三大传统要素的持续投入,是一种典型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实质是将科学技术要素改革和替代传统要素,如以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新模式替代旧模式、新管理制度替代旧制度,科学普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说,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因为德国有全球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作用可见一斑。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尊重科学”成为伟大抗疫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全社会的主旋律,“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科研、临床、防控一线互相协调,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可诊可治可防的态势有效形成,新型举国体制的力量有效凝聚。与此同时,全面开展疫情防控科普工作,流言、谣言,传播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提高家庭防控意识和能力,引导公众采取正确行动,科学开展抗疫,促进养成科学思维,有意识地培养科学价值观。以钟南山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成为抗疫英雄和全民明星。

  面向未来,国家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更趋激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迈向创新驱动发展,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成为未来社会新形态,科技双刃剑的特点也将更加凸显,这都需要科学普及发挥更大作用。

  科技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已成为各国政府必然的战略选择,国家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科技领域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和必争之地。各国竞相谋划布局新兴和前沿技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主导未来产业,同时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力图把握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

  主要发达国家越来越频繁地滥用“”的名义,动用国家力量打击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领军科技企业,加强对外国投资关键和敏感技术领域监管,限制外国资本染指本国技术,加强技术出口管制,防止本国技术流向国外。围绕高科技的封锁与、脱钩与反脱钩将逐渐展开,并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新常态”。

  中国未来要实现经济升级,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这将是非常艰难的跨越,比改革开放初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渐走向小康要复杂得多,因为之前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西方可以说是宏观上的互补关系,而向经济链条前端的迈进则意味着决定性竞争的打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指向未来的创新型产业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孵化,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科技史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这自然对劳动者素质、创新人才的培育、对科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社会将向智慧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中都需要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的传播。数据成为与土地、劳动、资本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新生产要素,赋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变革,重塑商业模式,促进创新增长,释放效率,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以数字化为标志的新变革,这一切需要公众做好心理准备和能力准备。未来是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时代,用好数字技术可以催生出大量的新产业和新模式,进一步扩大就业、增加经济效益,加强科普有助于用技术知识和科学思维武装各类人才和广大劳动者,从而为技术创新奠定人才基础和社会基础,为加快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共性、基础性技术突破,应加大科普力度。在“十四五”规划重点强调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基因技术、临床医学、深空深地深海极地等七大领域,普通公众和基层生产者普遍缺乏对相关知识的认知和理解。必须发挥科普的作用,强化领导干部对新兴产业技术的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指导广大劳动者了解相关知识,通过提升产业工人的科学素质和新兴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生产力。

  科技双刃剑的特点更加凸显,低风险技术研究愈发引起重视。人类精准基因工程、干细胞、合成生命、核能、智能机器人等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引发新的伦理问题或社会风险,促使人类对技术的反思和低风险技术的发展。科学普及在增强公众对科技发展的信心,缓解公众对未来的困惑和焦虑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绿色化”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价值取向。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中国2020年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国承诺的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仅为30年左右,这样的转型力度前所未有,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需要全社会的动员支持。通过科学普及向公众宣传碳达峰、碳中和有关政策和科学知识,促进人们转变观念、采取行动,促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实现低碳转型、技术升级,形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将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来看,充分说明了习总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同等重要”重大判断的重大意义;充分说明了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对创新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动力作用;充分说明了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二者互为支撑、互为促进的高原与高峰的逻辑关系。抓科技创新,就等于抓住了国家发展全局的“牛鼻子”,而抓科学普及,则等于抓住了持续创新的“关键点”。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在科技创新与普及工作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面对内外部形势的新变化和“三新一高”的整体要求,贯彻落实“两翼理论”仍然需要破解一系列长期制约创新发展的突出短板和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颁布实施,特别是党的以来,科普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大幅提高,科普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科普基础设施迅速发展,现代科技馆体系初步建成;科普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普国际化实现新突破;建立以科普法为核心的政策法规体系;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组织实施体系,探索出“党的领导、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社会协同、开放合作”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模式,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

  科普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互动式科普活动每年吸引上千万中小学生参加,潜移默化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面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大赛和资助项目,推动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双创新锐大军,孵化了一大批高质量创业项目。城镇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教育和竞赛,壮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骨干力量。生活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相关知识技能得到广泛宣传普及,人们的风险防范、应急避险意识和逃生技能普遍提升。预防新冠病毒科普知识得到及时广泛传播,有效支撑了抗疫工作和重大危机应对。科普内容与旅游、科幻、教育、互联网等产业相互融合,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尊重知识、崇尚创造、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氛围逐渐形成。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普大篷车、科技列车行、科普援藏等科普工作深入乡村基层和老少边穷地区,促进了科技教育、传播和普及的公平普惠和社会和谐。为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为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科普工作发展过程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启示,比如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重要基础;繁荣科普创作,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鲜活源头;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方法;加强科普设施建设,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基础工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普工作服务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责任;加强科普统计监测,是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有效手段,等等,为我们开展新时代科普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战略层面对贯彻“两翼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科学普及短板明显,制约了创新实力的整体提升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科普服务能力和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大约与部分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相当,不能满足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需要。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科普工作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认识不足。对科普工作新形势、新使命、新要求的分析不够,部门、地方对科普服务创新发展的价值认识不到位,未能形成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同等重要”的战略共识。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割裂发展,重科技创新,轻科学普及,“两翼”发展明显失衡。

  二是科普工作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不完善。科普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出台至今已近20年,亟须解决与新时代科普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科普工作激励评价机制不健全,科普监督检查缺失。有效保障“两翼”同等重要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缺少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统筹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三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虽然总体提升较快,但在区域、城乡、人群之间差距较大,数字鸿沟、知识鸿沟普遍存在,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是科普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科普工作内容、形式、渠道等均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多元化的需求,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东西部差距较大,城乡发展不平衡,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严重弱化。全社会科普资源不足,科普创作能力较弱,优秀的原创作品少,每百万人拥有科技馆数量不足0.5个。

  五是科普的价值引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创新文化氛围尚不浓厚,崇尚创新的价值取向仍未牢固确立,质疑探究、勇于创新的风气尚未有效形成,公民提升自身科学素质、参与公共科技事务的主动性尚未充分调动。

  六是我国青少年科学教育发展仍然较为薄弱。科学教育不受重视,师资力量不足,配置不合理,学科建设薄弱,青少年好奇心的激发和保护严重不足。

  七是社会化协同大科普格局任重道远。在科普人才培养、科普经费筹措、科普活动举办、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普作品创作等领域中,尚未精准挖掘与各类社会主体的利益共通点,尚未形成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可持续良性机制,各类社会主体在科普供给侧改革上的创造性有待进一步激发。

  近年来,“数智盲”“生态盲”“科学文化盲”为代表的“新科盲”现象层出不穷,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数智盲”无法理解和适应现代数字化、智能化生活工作方式,“生态盲”把环保与发展对立起来,不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文化盲”非理性,反智反科学。一些地方存在一些新科技知识盲区和科学理性缺乏的情况,而科学理性不足、盲目蛮干的恶果不仅影响了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对政府信誉和科技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构成了危害。

  “新科盲”主要是指科学知识储备较少,科学思维不完善且科学方法运用能力不足的人。一般来说,科技时代的“新科盲”在面对新兴事物时往往缺乏分辨信息真伪、进行独立思考和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与新兴媒介技术交叉影响下,一些反科学、伪科学的谣言反复出现与传播,从而呈现出“新科盲”的现象。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可以说“新科盲”就是新时代的“文盲”。

  科普工作尚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接触到的科普知识大多较为浅显,缺少能深入浅出表达晦涩难懂的科学原理的科普内容及产品,优质科普内容传播和扩散渠道也相对狭窄。传统科普通常着力于科学知识的快速普及和传达,指导群众的工作与生活,一些新兴的工作重点,比如应急科普能为保障指导公众顺利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直接输出公众最需要的科学知识,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上引导还不够及时有效。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科学精神启蒙、科学思维培育是一项困难重重但势在必行的工程,只有充分弘扬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思维,才能够减少人群中“新科盲”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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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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