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

　　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中国之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近些年来，围绕着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我翻阅资料、实地踏看、请教专家，念兹在兹，确实思考不少问题。有些自以为是的看法就写成了文章，有些属于零散、碎片式的认识，不够系统、成熟，姑且记录在案，以求受教于方家。

　　“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在我们国家，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寻常百姓，无不以此为荣。直到前些年，我看到一本有关专家、学者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讲座上的演讲实录，不禁大吃一惊：国外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文明只能从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000年，因为人家是依据那时出现的甲骨文判定的！后来，我又拜读了大文豪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亦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再后来，我又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夏代晚期都城的遗址，于是中国历史又可以向前推到距今4000年了。中国文明史究竟是多少年？3000年？4000年？还是5000年？难道《史记五帝本纪》和一些相关文献都错了吗？我们在国际上讲“历史悠久”的话是自吹自擂吗？当下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根”在哪里？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这些问题的解决，其意义再怎么往大处说也不为过。

　　首先是文化、文明和国家。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经常特指精神财富。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状态，与“野蛮”状态相对而言。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升华。国际公认的对于文明发现的标准，主要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指出：“在这一系列演变中，社会组织机构方面的变化使得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形成表现为社会形态上的运动和推移。在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文明的表现，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可见，国家体现文明，文明必有国家；文明形成之时，乃国家发源之日。

　　其次，“中国”的源头及其演变。“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尚书》的“梓材”篇中，原文讲：“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有六种概念：一是指京师（首都）；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三是指中原地区；四是指国内、内地；五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六是指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以上均是有明 确的文献记载，再之前的夏朝和三皇五帝时代，因为没有文字流传，所以只能通过后人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推演。如《孟子万章上》中写道：“夫（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就是说，战国时期的孟子认为，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就是“中国”。

　　第三，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国家重点文化工程，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目标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并给出大致年表。该工程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基础上，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是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现已进入项目第三阶段。探源工程实施的重点区域就是豫西的二里头遗址和晋南的陶寺遗址以及浙江的良渚城址。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1926年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时感叹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的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50年之后，今之临汾、古之平阳没有辜负李老先生杜鹃啼血般的感叹：尧——这位“伟大的君王”建造的“雏形的城市”石破天惊般地面世了！它，就是陶寺。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陶寺，这个汾河之滨黄土塬上的村庄，以其一次次的考古发现地震动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史学界：王者大墓、早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朱书陶文、古观象台等等，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科学测验证实，陶寺文化距今5000年——4000年之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禹时期。诸多考古资料多角度地指向了“尧帝古都”，陶寺遗址成了“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对此，已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写到：“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陶寺首先出现了“地中”的标准。那是2009年6月21日，“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根据陶寺遗址中期王墓IIM22出土的“圭”和早期天文官墓葬出土的“表”复制品，进行陶寺夏至晷影测量宣告成功，证明该漆杆确系陶寺城址测量日影的圭尺，而其上并不实际应用于陶寺本地的理论刻度No.11长度为40厘米，即1.6尺，同《周髀算经》记载的夏至影长数据完全一致。而《周礼》记载的“地中”标准1.5尺，以此推知《周髀算经》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乃晋南地区实测的数据，并被陶寺城址及其前身文化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人们视为地中标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工作队队长何驽比喻说，这一“地中”的规定，正如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确定的全世界标准时和地球0经线一样，是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要知道，那个时期只有尧舜这样的帝王才有这种软实力。因此，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显示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几年前，河南省“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大会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随即写了一篇题为《唤醒沉睡的“天地之中”》的文章在一些媒体上发表，呼唤国人勿忘陶寺还有比登封早1300至1500年的“天地之中”，千万不要轻慢了我们祖先创造的古代文明！

　　据新华社郑州11月4日电：记者近日从洛阳市文物局获悉，洛阳市即将开建偃师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最早的中国”将在原址保护的基础上得以“原真”呈现。

　　对此，我大不以为然。早在200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就以整版篇幅刊载了题为《中华文明探源：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明表达体系》的文章。该文在没有全面考证当古成果的情况下，就确认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我随后即以“‘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为题写文辩驳，并把上述文章的作者杨雪梅女士请到临汾来考察指导，申明自己的观点。

　　关于河南二里头文化，该遗址考古负责人许宏先生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是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它比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时期要晚了七八百年，自然要“成熟”得多了。问题在于，“成熟”的“中国”或“完备”的“中国”并不等于“最早的中国”。打个比方说，如果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是相当“成熟”的话，那岂不等于一个人从娘胎里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姑娘或小伙子了吗？正如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质疑商文明是中国最早的文明那样：“中国文明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个白胡子老头”。如前所述，“最早的中国”的角色确实应当由陶寺遗址来扮演啊。

　　其实，杨雪梅女士在她的文章中说到陶寺遗址时已经承认了：“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只是表述得比较隐晦罢了。我在《“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这样就会发现，原来‘中国’的形成不是那么迟缓，不是在二里头标示的夏代晚期才姗姗来迟，而是在陶寺遗址标示的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看来客观公正的评价考古发现，乃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件大事。”

　　2014年9月16日，山西《发展导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登出该报记者撰写的文章《运城有什么资格叫“古中国”》。经了解，运城市已将“古中国”作为本市的文化名片，并计划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主题公园。对运城，我是再熟悉不过了，自小在那里长大，后来又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对当地的历史文化自然崇敬有加。运城历史确实不同寻常，从考古发现的180万年前的西候渡人到史载的“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出现在这里。但是，对“古中国”的提法，我总感到不甚妥当，很有商榷的必要。

　　要知道，在我国历史分期上19世纪中叶以前就称古代了。那么，这里的“古”，究竟是指什么时候呢？其次，再说“中国”，这也是个模糊的概念。如前所述，先秦文献中对“中国”有好几种解释，这里的“中国”是什么含义呢？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国家形态吗？如是，则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最早的中国”——“尧都平阳”这一史实。更何况，“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迄今仍无考古资料支持呢。第三，从域名上讲，不叫运城叫河东可以吗？河东总包括临汾陶寺吧？我看也不行。因为历史上河东长期代指山西，虽然东周至秦汉时期称晋南为河东，但自宋以降则改称平阳了。时至当代，正像把平阳作为临汾市的代称一样，人们都把河东作为运城市的代称。所以，“河东”在这里还是不能“蒙混过关”的。总而言之，以“古中国”作为运城市的历史文化名片确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运城市的历史文化如何定位为好？我在这里斗胆进一言：可以“舜禹之都华夏之源”取而代之。“舜禹之都”自不待言，“华夏之源”意又如何？华者，美丽也；夏者，盛 大也。华夏所指即发源于黄河中游晋陕豫三省邻界区域的氏族部落，亦即汉民族的前身，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为什么“禹都”要建在安邑（即运城市夏县）呢？为什么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王朝要叫“夏”呢？因为这里是华夏族的发祥地啊！2005年的语文高考试题，把运城的中条山和陕西的华山连起来称为“中华”，认为这就是“中华”称谓的来源。如此看来，运城称作“华夏之源”当之无愧，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顺风顺水的。

　　中华文明起源的空间与发展趋势，历来有不同的认识。改革开放前，主流观点是“黄河流域中心”的模式。之后，出现了多种文明化进程的模式，如“满天星斗说”、“重瓣花朵说”、“六大板块说”、“两河流域说”，等等。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明发展处于龙山时代领先地位，二里头文化则继承了陶寺文化的文明衣钵，表明了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于是，“多元一体说”抑或“重瓣花朵说”逐渐成为共识。苏秉琦先生曾把中华文明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各地史前文化是这棵大树的根须，而陶寺所处的晋南一带则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见《中华文明起源新探》）。

　　诚然，史前的中华文明遍布各地，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区域文明互相影响促进，不同程度的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也是有中心的，其地位并不是并列的，应该是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因此，否定各区域文明的作用是错误的，否定“黄河流域中心”赋予中原地区的后来居上的核心地位同样是不可取的。

　　“显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形成开始于陶寺遗址，经二里头遗址至商时期确立，西周时期得到巩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如是说。这段话是权威性的，同时也是跳跃式的，因为从陶寺到二里头之间隔过了运城。看来，运城的考古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认为中国文明史在商代之前只是神话传说时期。郭沫若先生甚至说：“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不合理。”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

　　其实，神话传说是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的。马克思说：“神话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由于条件的限制，远古时期的史实只能通过神话传说来流传，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的。神话传说未经考古资料证实时仍为神话传说，一经证实则成为史实。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上古史就是以考古来印证神话传说而重建起来的。别的不说，“尧都平阳”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吗？李济先生说得对：“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既然尧舜禹时期已由神话传说变为信史，那么之前的炎黄时期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这与其他任何古老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尧舜时期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源、其本应当是炎黄时期。把炎黄时期由神话传说、古史记载变为物质文化遗存，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当然也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作用与影响日益显现。当务之急是把考古成果从田野里、书案上“解放”出来，使之更好地同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陶寺在临汾，对于临汾的人们来说既是光荣也多了一份责任，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尧文化理所当然是临汾市历史文化的龙头，临汾历史文化的定位应该是：“帝尧之都中国之源”。有关部门要抓紧申报陶寺国家遗址公园，发扬光大陶寺考古成果。

　　我们可以通过开展节庆活动、举办理论研讨会、拍摄影视片等形式，来弘扬和宣传尧文化。要把尧文化的元素体现到城市建设中，走进机关、学校、企业和社区。尧陵是尧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加大资金支持，保证二期工程顺利竣工。全力打造“三尧”（尧都、尧庙、尧陵）文化名片，进一步加大尧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力度，促进经济转型发展。领导是关键。我们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只要认识到位，措施得力，坚持不懈，扎实工作，就一定能够将尧文化变成临汾持续给力的新型精神能源和经济能源。

　　这些事情办好了，既是落实习总关于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也是对国家、对民族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