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奥斯汀的文本到乔·赖特的影像浅析电影《傲慢与偏见

　　如果仔细研读历届奥斯卡提名的影片，便会发现，“女性电影”始终占据很大的分量。从30年代凯瑟琳·赫本版《小妇人》到近来颇受欢迎的西尔莎·罗南版《小妇人》，可以看出，关于女性价值的探索、女性觉醒成长与自由独立，一直是现代社会最受关注的主题之一。

　　长期以来，好莱坞的主流商业巨制尽管是面向全体观众的，但冒险、战争、动作等主流类型片中的“男性视角本位”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影片中，女性角色通常是道具化的、功能性的、等待男性角色的拯救。从希区柯克的“金发女郎”到《本能》中莎朗·斯通作为一种男性观众凝视观察的“客体”，这种男性霸权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如此，新千年后女性担纲绝对主角的爱情片、浪漫喜剧开始对这种陈腐、落伍的审美观念进行了批判，从《傲慢与偏见》到《小妇人》无不如是。《傲慢与偏见》作为英国知名女性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历经多次改编，在这里选取2005年乔·赖特执导、凯拉·奈特莉主演的版本作作为分析模板，是基于影片的影响力（全球1.2亿美元票房）与高口碑（豆瓣8.6）。

　　简·奥斯汀作品之所以深受世界各地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温和从容的风格。她的作品中，有着关于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婚姻与爱情、家庭与事业等多重思考。将对传统陈规陋习的针砭时弊、反思批判，用一种轻柔的戏谑与反讽口吻，不会过于尖锐；她笔下的人物，既有对理想化的情与爱的追逐，又有世俗生活上的考量与顾虑。因此，这种保有现实生活的生存哲学、人情世故又心怀理想的态度，无疑是当代人普遍乐于接受的。

　　其作品的另一重意义在于鲜明的女性视角，《傲慢与偏见》以一个小庄园主班内特一家的五个女性为主要视角、以二小姐伊丽莎白·班内特为主角。女性主义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为女性的权利诉求、情感体验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视角：女性不再是被单向凝视的对象与男性主位的附属品，她们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自由，拥有审视、判断、决定男性是否合乎自我标准的选择权。

　　影片的女性角色注重还原时代特质的典型性。大小姐珍·班内特（裴淳华饰）是比较典型的19世纪初的英国女性，温柔体贴、举止端庄、善良通达，但她身上有着传统女性的保守与封闭，不善于主动示爱与自我表达。她将内心的真情压抑于心、对爱情缺乏勇气与信心，逆来顺受的隐忍性格让她在对贵族绅士宾利的爱情面前缺乏决定权，而宾利的自我意见也时常受到家族观念的影响。

　　二小姐伊丽莎白·班内特（凯拉·奈特莉饰）毫无疑问是影片的绝对主角与精神核心。她不仅活泼聪颖、才智过人，勤勉节约、自立自强的个性，又造就了她忠于自我的品质、不屈从于贵族世界的世俗法则。面对众人忌惮的贵妇人凯瑟琳太太的，她毫不畏惧、不卑不亢，对其刻薄、傲慢的做派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她没有因为达西的尊贵身份而觊觎他的财富，反而对他的傲慢冷酷抱有抵触心理。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正是一种在经历了偏见与误会、消弭了阶层和认知隔阂达成一种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秉性与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符合现代价值观中对自由婚姻与爱情的期许。

　　影片中的女性主义还体现于对待任何文化水平、思想境界的女性保有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无论是理想化的还是充满着世俗陋习的，都给予了足够立体而又完整的人性化展示。除却主角作为理想主义人格的典型，对配角塑造的多样性也是影片女性形象丰富性的关键。

　　班内特夫人作为一个小庄园的太太，她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世故圆滑的习气，她时常妄图通过子女的婚姻来获取物质上的利益；伊丽莎白的好朋友夏洛特迫于生计，为了稳定的金钱物质生活，不得不牺牲爱情嫁给虚荣、自傲、庸庸碌碌的柯林斯；五小姐莉迪亚过分感性，为了一时与年轻、强壮的威克姆的私定婚事，虽说不囿于陈腐的包办婚姻，但依然是个非理性的决定，对方的疏于责任、性格浮躁终究会给她的未来生活带来隐忧。

　　《傲慢与偏见》文本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为了刻意追求平等、自由而变得生硬、刻意，沦为“女性主义”概念先行的套路从而陷入另一种极端。女性有选择独立、自强、反叛传统价值观的自由，也有为了安稳、迫于现实生活而遵循服从保守道德观念的自由，而“女性主义”的本质不是利用模式化的观念与口号脱离现实、强行改变认知水平变成另一种“标签”，而是摆脱物化标签、寻求一种忠于自我内心意志的自由。

　　如果说女性视角下的价值诉求与女性成长是文本自身赋予的含义，那么如何通过电影式的镜头语言展现给现代观众，则是导演乔·赖特不同于其他版本的风格化视听美学。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因此它成为英国“遗产电影”(HeritageFilm)的新世纪里程碑。通俗地说，“遗产电影”常常以英国的戏剧作品、人文风貌为载体，以展示民族文化特色、审美情趣为目的，一般采取油画式的画面风格、塑造唯美田园诗般的氛围。也正因如此，它经常另观者联想到李安导演的那部《理智与情感》。

　　作为华人导演，李安对《理智与情感》的电影化呈现，不可避免地带有东方人视角与全球化话语模式，李安表现出的英式庄园生活既符合好莱坞模式下的通俗化与故事性、也符合东方审美中对情景交融声情并茂的注重；但对于英式电影那种独具一格的冷幽默，伦敦土生土长的导演乔·赖特自然是更能把握到这种英式幽默的韵味。

　　首先，影片善于利用长镜头强化时间的连续性与空间的真实感。在随后的战争片《赎罪》之中，乔·赖特展现了对大场面的调度能力，而长镜头不单单是一种“炫技”，更对揭示人物的情感与背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傲慢与偏见》开场的长镜头便交代了主角伊丽莎白·班纳特一家相对拮据窘迫的处境，舞会一场戏的跟拍长镜头更是与马丁·斯科塞斯的《纯真年代》有异曲同工之妙，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生活风貌尽显其中。

　　其次，乔·赖特利用景别、构图、色彩、光线的变化突出了视觉造型的表现力。例如，当伊丽莎白与达西正处在误会不解之中时，影片采取阴天拍摄，此时画面视觉偏向暗蓝与暗绿，呈现出一种伤感与凄凉；而当影片的结局两人彻底冲破桎梏互吐心意，画面中强烈的日光透过二人相拥的画面，大逆光镜头也给二人最终的完美结局设计了一种很具有仪式美的画面。

　　在影片调性上，导演抓住了英式电影那种独一无二的幽默感：渲染并强化不同社会地位、阶层间的对比与反差以此达到一种轻盈的冷幽默，既理性、冷静、刻板，又凸显嘲讽、反思与批判。例如，在班内特母女去见富裕贵族卡罗琳·宾利之时，她独坐画面正中央，宾利达西两位先生分别站立于其左右，母女四人挤在一起位于画面右方，卡洛琳神色庄重冷漠、面露鄙夷与蔑视，而班内特母女几人却充满热情活力、率性随意。这种视觉空间上的不对等暗示了角色的地位差异，进而又表现为行为习惯、说话方式、语言风格的差异。他们与上流贵族保守刻板、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姿态，永远无法达成价值认同。

　　这种轻妙的反讽与戏谑便正是“傲慢与偏见”的讽刺意义与精神内核所在，当旧时贵族上流社会通过外在的礼仪、身份标签来辨识他人，并进行一番虚情假意的寒暄与虚伪造作的交流，这种“傲慢”成了一种阶层间的固有姿态。而人与人之间也正因如此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很多时候，当了解到了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家庭地位，就给对方预设了一个性格特征与思维模式，而不去深刻了解这种外在标签下人的独特性格与思想。

　　因此，无论是电影中展现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是传统阶层差异下的人间百态，本质上还是一种对个体价值的反思。女性需要在爱情与事业上遵从自我声音、建立独立人格；而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评判，比起家庭背景、财富地位，或许更应去伪存真、回归到他的专业能力与内在的精神力量。这正是《傲慢与偏见》给当代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