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影视作品的题材现实感和艺术内涵

　　创作者要坚定“一切为了孩子”的信念，坚定地致力于创造出真正有现实感、能让今天儿童产生共鸣的影视作品

　　又到一年暑假，也到了暑期档影视作品争芳斗艳的时候。遗憾的是，无论荧屏还是银幕，表现当今少年儿童成长历程的影视作品都比较稀缺。不仅今年，近年来很少见到这一题材的影视新作力作，青春片、校园片表现的多是介乎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青春时节，当代“童年”貌似不被影视产业青睐。

　　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缺位？从作品角度看，现实题材儿童影视作品或许因为没有抓住当代少年儿童最有话说的生活、没有找准与他们对话的角度而未能赢得小观众的心，失却广大观众支持，很难形成产业的良性循环。从文艺生态角度看，今天的网络时代有大量动漫产品、游戏产品和图书不断问世，少年儿童的文艺需求得以释放，这也在无形中降低小观众对国产影视作品的需求，加大儿童影视票房风险和收视压力。

　　那么，在文艺作品空前丰富的今天，我们为何依然呼唤现实题材儿童影视力作？首先，我们拥有这一文艺类型的创作传统，不乏“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之作。一部《闪闪的红星》让多少孩子强烈感受到父辈们坚守的信念，体会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部《城南旧事》又让多少孩子初次理解原来认识身边世界的过程就是长大的过程；一部《好爸爸坏爸爸》成为渴望得到更多关爱的孩子和因疏于陪伴孩子而内疚的家长的桥梁；《血色童心》《家有儿女》……这些作品留下不同年代少年儿童的成长记忆。从文艺类别来说，和文学、戏剧作品相比，影视受众覆盖面和影响更大。从少年儿童精神需求来说，当成长之惑在银幕中、荧屏上得到回应，青少年观众更容易产生积极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影视作品中的同龄人将成为他们亲切又可靠的伙伴。

　　中国有3亿左右少年儿童，这一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在日益增长和提升，他们需要在这个屏幕时代看到更多真正“看见”他们、“表现”他们的优质作品，今天的少年儿童需要影视工作者写出属于他们的故事，滋养他们的心灵；今天的院线和网络视听空间，亦有无数家庭期待创作者讲述有这个时代烙印的成长故事，为不同代际提供深度沟通的机会和话题。

　　如何为当代少年儿童创作出讲述他们故事的精品力作？越是身处竞争激烈的影视市场，越需要儿童影视创作者首先坚定“一切为了孩子”的信念，坚定地致力于创造出真正有现实感、能让今天儿童产生共鸣的影视作品，同时注重艺术含金量，通过高超的艺术形象和情感方式带领少年儿童积极认识世界、认识生活、认识自己。尤为重要的是，儿童影视要真切深入当代未成年人生活的现实。中国地域差别大，文化多样，少年儿童的生活既有相似又有差异，这就对创作者提出现实的考验：你是否足够深入生活、是否足够接近要表现的群体？我们的前辈发现、创造“三毛”“嘎子”“潘冬子”“小英子”等艺术形象，影响了几代孩子。今天的影视工作者是否足够了解今天的孩子？比如，面对“放开二孩”政策，创作者是否体察并表现出曾经的独生子女们的内心冲突？比如，面对鼓励创新的时代风潮，创作者是否抓取到未成年群体中已然走到潮头浪尖的佼佼者？

　　儿童影视作品是家校之外培根铸魂的重要园地，是孩子们的灵魂天空和精神运动场。通过文艺的力量春风化雨，帮助未成年人锻炼出强健的人格，为民族、为未来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这是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期待当代少儿影视焕发生机，在银幕荧屏上塑造出有时代特色的少儿形象，为历史留下当代少年儿童的身影。（冯 俐）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