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自信与文化输出的紧迫性

　　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不仅要以经济崛起作为支撑，更要以文化崛起作为持续发展力，这一历史的重大战略，无疑需要我们自身的文化文化身份自信和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输出战略。

　　古希腊神庙廊柱上镌刻着一句神谕：重新认识你自己。如何重新为世界所认识，有赖于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发现有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重新发现东方。我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发现东方”这一跨文化跨国际理念，并于2002年出版著作《发现东方》，进而提出发现东方的关键是“文化输出”这一具体文化实践， 力图将中国文化的新世纪阐释传达给世界。事实证明，中国文化在海外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文化知音，那种全盘西化时代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中西互相对话互相倾听的时代已真正到来。

　　但由于冷战模式的对抗，中国崛起却引起一些国家不安和担忧，“中国威胁论”、“中国论”、“修昔底德陷阱”式论调频频出现，“接触”、“平衡”、“围堵”、“遏制”等对策，已经由潜在隐蔽变成越来越公开遏制对抗中国。究其深层原因，除了美国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沉渣浮现以外，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拿来”大量西方文化，却没有对西方没有进行可持续地输出，其间的文化逆差、落差等问题触目惊心！这导致对中国的正面诠释与充分说明一再被延误，导致无视、误读与曲解中国不断。因此，中国文化自信中产生的中国文化的身份确定，以及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战略非常迫切，势必必行！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人与人是竞争，群体之间重斗争，国家之间多战争；中国特色意味着“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强调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亲诚惠容、有容乃大和正和谐相生中，体悟到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承担引领世界走上和平的大道。

　　中国风格强调多元并生，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构建人类命运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利益共同体。与此相联系的中国气派，则秉承大同世界，仁者爱人，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将中国梦和世界各国的美好梦想相互连接，将亚太、欧洲、非洲多个经济圈连在一起，让人类远离战争饥饿，感受和平幸福。

　　在当今在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文化的优势在于：关注人本身，仁者爱人，和为贵，通过协调以减少纷争，但是需要人们具有，普遍的道德自觉前提，不断修身提升自我。而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法律条款可操作性强，但放任纷争是的这个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活方面危机不断。中西各有文化优势，不能厚此薄彼。

　　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对中西方文化优劣的争论非常激烈，可谓言人人殊，但总体上看，严复比较偏于西方，钱穆比较偏于东方中国。

　　严复在中西比较中，对西方文化更加亲和，认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钱穆则更多地的强调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层面，认为，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西医重血、中医重气；西人重脑、中国人重心；西人重外力、中国人重内力；西人从商、中国人务农；西方学术分门别类、中国学术则道学一体；西方崇尚个人、中国则讲究人群之总体。

　　季羡林观点则更具有中国身份立场：“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东方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分析思想模式正相反”。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曾经滋养了西方文化，“四大发明”对西方影响深远：火药武器为西方市民用大炮轰开贵族城堡立下汗马功劳；造纸术、印刷术传入西方，文艺复兴才有可能；指南针传到西方，使得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文化自信要看到历史上西方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西方文化受东方文化影响殊深，欧洲文明来自东方：希腊罗马文化的理性精神有着东方的痕迹；15世纪末，拜占廷传来古希腊文献抄本，西人从神学蒙昧中醒来；中国印刷术的传入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弘扬的人文主义理想；孔子仁者爱人思想影响了文艺复兴的人的主题，赞扬人的伟大价值，重视人的尊严，成为西方人觉醒和高速发展的契机。当务之急，我们建立中国文化自信必须花大力气“再中国化”！重建文化自信，对传统文化有四重态度：首先，要看看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哪些需要坚决抛弃；其次，看看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碎片，需要整合起来变成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再次，看看几千年的文化中，哪些是可以弘扬光大、有生命力的文化；最后，要看看哪些文化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后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不仅滋养中国，甚至有可能变成世界的共识框架。

　　一般认为，中西文化各层面大致有一下几个区别：1，文字造字方法上看，中国人以象形字为主，西方人则是拼音文字为主。学术界过去一直认为，拼音文字为高，现在这一偏颇获得纠正，国际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象形文字更具有具象思维特色，更成为后现代时期的一种文字思维和书写方法。 2，从和满足的心理学角度看，中国大多通过节制自己的和需求，来适应有限的资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而西方则强调尽可能满足个体，只是面对不断增长的，需要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尽可能的开发，以满足人的无限。当然为了满足个体疯狂增长的，不择手段，甚至垄断和战争就成为近代西方常见景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强调私人财产的唯智，但常常陷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中国人强调仁者爱人唯情，但是造成了开后门等各种裙带关系，法制建设需要更漫长的时间。3，西方崇尚“硬权力”而导致“三争文化”——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的“竞争”，极端的竞争导致残酷的“斗争”，恶性的斗争导致大面积“战争”。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缘起于西方现代大国，无须多说。中国则是强调“软权力”的“三和文化”——对天下而言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对国内而言强调“和谐”，对家庭而言强调“和睦”。4，从艺术美学角度上看，中国画大开大阖，泼墨写意，气势如虹，中国书法大气盘旋笔歌墨舞；西方油画讲究的却是比例和光学原理，呈现出中西方写意和写实的不同的美学风格。西方强调真而美，中国强调善而美。中国人从先秦就强调“言志论”、“意境论”，艺术上采取“散点透视法”，注重在虚实相生中，勾划出无画处皆成妙境，其美学原则是“气”、“神”、“象”、“骨”、“味”、“妙”、“虚”。西方人从古希腊就强调“模仿论”“冲突论”，强调悲剧与崇高的美学范畴。

　　无论如何西方一方独大的时代，一方霸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新的大国形象建构和中国文化原则逐渐获得普世化价值的世界，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和精神价值立场，传承中华文化不可篡改的基因，展现中华审美文化风范和特色。我认为：和平对话，双赢互动是唯一选择。面对中西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我们无需徒费精力去分辨哪一种文化更为优秀。在我看来，所有文化都各有所长，从而孕育了各自不同的文明。也各有自己的文化盲点，致使两种文化均需取长补短不但发展完善。但是，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

　　文化强国必须有“文化自信”。1993年8月24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第二届大会”，6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出席会议，200名与会代表经过广泛讨论，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支持。

　　笔者认为：中国在新世纪应当站起来传播自己新文化理念：天人合一、生态美学；知行合一、注重实践；中和之美、不偏不倚；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这意味着：中国学界应该放弃那种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从中西对话与倾听之文化之旅已然到来时，走和谐救人类的文化之旅！可以说，在中国崛起之后，需要一种跨国文化阐释的声音，一种来自学术团体具有广阔文化视野的声音，一种有着中西交流善良愿望的互体互用的声音。

　　在错综复杂的当今新冷战语境下，东方文化必须重视呈现中国文化身份，增强文化自信心。“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文化身份”有不同的理解角度：一种是本质论的，狭隘封闭，另一种是历史的，包容开放。前者将文化身份视为已经完成的事实，构造好了的本质。后者将文化身份视为某种正被制造的东西，总是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从未完全结束。” 文化身份意味着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 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

　　文化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对照中出现的。对应着不同的被重组和建构的现实，今天很多人都不断地要修改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隐藏在社会的各种力量和抗争之中，由内部差异决定，如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绿色、和平、消费网络，以及个别存在价值等等都与文化身份紧密相关。同时，文化身份还同若干词语紧密相关，如“身份体系”、“身份建构”、“身份重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等。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身份尤其是文化身份，它使得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或一国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国人民”区别开来，不仅是生存的地域，还有很多因素。

　　文化身份是从儿童身份或者从童年的记忆开始形成的。一个人在家庭、学校、社会中，逐渐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烙印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当其成长起来成为民族话语的担当者时，他的民族身份成为了显意识。他在本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在参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具有中华性的文化意识，这样，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国家，都完全无法放弃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和母语经验。

　　另外，还有一种在本国内相对于其他民族的群体身份，这种地方区域性的群体身份认同，具有本地语言文化特性。这种群体身份从属于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一样，它包括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一个人要拿起笔来写作并通过这种写作传达自己的思想，从这种思想中传达出这个民族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它就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于是它的伦理原则、世界观、人生观、个人的理想、宗教信仰都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还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在西方用非母语写作的时候，他的生活方式有可能全部西化，也有可能保持了中国的传统习惯，衣食住行，饮食习惯，居住方式和交通方式，这些只要些微的区别就可以看出来。

　　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仅仅“发现”还是不够的，还当有“发现”生命内核以后的“文化互动”式对话。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所以要去不断地关注和“拿来”，“拿来”仍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任务之一，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只有这样的双向互动，才能增加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接触。阿兰·佩雷菲特曾经说过一段沉痛的话：“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他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呀？” 那种自我保守的僵化，或者自我虚无的殖民心态都已经过时。需要的只能是开窗（拿来）和开门（输出），才能使那种所谓“聋子对话”的时代成为过去。

　　可以说，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

　　当前中国经济日益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并不决定一切。历史表明，富起来之时往往成为战争导火索：南宋以来，中国是全世界GDP最高的国家，一直到清朝中叶中国的经济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富国不等于大国，大国不等于强国，强国不等于霸权之国。南宋的GDP虽然很高，但是却被元朝灭亡了；明朝的GDP也很高，但是清朝入关又灭了；到了康乾盛世以后的中国的GDP一度很高，但不久就被英国打败，并且是败仗不断。一个富国在丛林法则的狼群战术中是更危险的，一个真正击不败的民族，一个打不垮的人，必定是精神的强悍，而不仅仅是只有财富盈门。

　　中国今天的文化软实力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国策并落实到微观的战略实施中，中国的文化气象将在复兴之后而获更新。“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应该说从文化的意义，已上升到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今天的国泰民安，仅仅靠军事、靠技术、靠经济是不够的。有史为镜，秦始皇奉行法家吞并六国，秦朝却仅二世共15年就走向灭亡。汉朝独尊儒术，却延续了四百年。我们不能忘了“武能平天下，文亦安邦”的祖训，所以，富国一定要走向强国，前提是必须要创新，要有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强大的同时，文化建设变得空前关键。从经济到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和谐服人。最近十年是中国全面认真制定文化战略，开始进行世界文化联盟和文化输出的时代。如果中国失去了这个机会，被动挨打就在所难免。因为国际不允许一个重经济和重军事的中国崛起，只允许重文化的中国的崛起。此时，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去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但发现是困难的，因为要认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自我。

　　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败坏国家精神。

　　一旦有了文化自信之后，如何将文化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意识落到实处，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文化强国之梦，不仅需要国家进行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也需要社会各层面的鼎力支持，更需要民衆个体的亲力亲为。知行合一方为正途。思想意识必须转化为行动实践，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才能落到实处。中国今天的文化软实力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国策并落实到微观的战略实施中，中国的文化气象将在复兴之后而获更新。所谓的知行合一，要靠坚毅不拔的毅力往前推进的，在行动中排万难而不断地坚持下去。我们的文化思想应该从空泛、空谈中超越出来，从纯粹知识考据中挣脱出来，去审视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去关注生存所面临的危机。

　　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首先要强调的与其说是“理论思维能力”，毋宁说是“独立思想能力”。思想能力是重要的，但行动的能力、实践的能力、落实和贯彻的能力也同样重要。中国当代的思想家，不缺乏喧嚣与热闹，缺乏的是冷静与凝思和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行动——确定文化身份立场态度和文化输出工程，殊为重要。

　　在当今，“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中国的重要现实语境。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到2029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当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资本”已经日益雄强，我们的“文化资本”却不容乐观，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而后者才是一个国家成为强国形象的能真正服衆的辨认标记。一个世纪以来过分的崇洋西化，使得中国自身的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识危机，在西方强大的话语压力下、在对传统的虚无的批判中，将传统变成一堆垃圾。一种文化没有了存在地基和精神之根，文化就失去了向心力和亲和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入新世纪“文化中国”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繋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新世纪的国际化与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

　　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文化已成为民族、国家持久发展的新动力，也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国际话题之一。人们更加趋同于这样的共识：越是世界化，越需要民族化；越是现代化，越需要多样化；越是科技化，越需要人文化；越是经济全球化，越需要文化本土化。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的表征。一个人没有文化就会轻飘飘，一个国家不重视本国文化则会危机四伏，一个民族如果文化沉沦而削弱文化软实力，其处境将极其危险。

　　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

　　东亚各国对中国18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后的文化却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为什么近些年来亚洲国家会出现诸多的文化争端，其重要原因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各国文化的发展必须求诸己身，进而是各地、各国文化自觉的表征，也是各地各国开始认识到文化力量之后有意识的自觉行为。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于是，不仅是在经济上、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这些年来，中国遭遇的东海南海危机台海危机，表面上是美欧国家搅局中国海洋，使得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问题日益复杂化。而深层原因，是使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加速，进而抑制中国崛起，用“美国文化圈”取代“汉字文化圈”。南海一些国家唯美国地马首是瞻，因此，我们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逐渐明朗并良性解决。在世界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抬头，美国走上霸凌主义老路的危险时刻，我们既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抄袭西化的道路，只能在宽容中和、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路”。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面对文化争端，我们面临的首先是一个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增进文化自信的问题。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重视，才可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历经冲击而不崩溃，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有一个大胃口，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东西。今天当务之急要做的是“发现东方”的工程，就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而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对西方的置疑和对话？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并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哲学和独特理论。

　　可以说，西方对东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中国全面崛起消逝，在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步发展的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东方西方化过程”，而开始“西方东方化”的和平过程，即用中国的“三和文明”对话或取代西方的“三争文明”。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得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并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线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发乃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

　　古今历史证明，中国文化从来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文化是一种对等交流的东西，近代中国科技和制度一度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学术就一无是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可对人类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科技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盲视主义”，进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发现主义”的精神自觉层面，再到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的“文化输出”时代，所以，文化创新是变得非常的重要。

　　文化创新遭遇的一个强敌就是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这是对内而言。对外而言，中国文化形象模糊不清，甚至危险可怖。内部的虚空与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阳光与雨露，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外部的蒸蒸朝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新的文明时代将是一个后传统的时代，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比如和合文化等观念依然对这个世界産生重要的精神作用。中国的文化创新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逐步发展，随着文化世界观的逐步拓展，中国文化艺术将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从体系创新、范畴创新，到文化创新，时代给中国的最大的使命就是建构中国文化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时代给了中华文明以新的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大文化视角审视当前世界文化的“游戏规则”，探讨中国文化主动参与“游戏”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放弃对规则的修改权。《礼记•中庸》有言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文化事业要发展，文化战略须先行，被动应对绝对不行。

　　“文化输出”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需要明白人才能意识到其重要性。我们不可能军事输出，不可能输出，也不可能像早年“四大发明”那样科技输出，但我们的中和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是可以输出的。西方近些年来热度不减的生态主义，都强调东方可以屏蔽西方的一元独霸、霸权主义、单边话语，使得对话温馨、多元。东方带有女性化，西方的强悍带有雄性化。这个世界仅仅是男性中心主义是不合适的，需要东方的女性的柔性浑厚、和谐共生、多元并存、以退为进的方式。

　　有人认为，西方没有文化输出而风行天下。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在福柯和德里达之后，任何所谓的历史必然性都应该接受我们的质疑，西方真的没有进行特意的文化输出吗？他们的文化是自然而然地被全球认同的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任何既定的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地文化输出达到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的文化输出，这其实涉及到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开始了。可以说，在现代以前，文化输出早已经存在。

　　历史上许多大国兴起的同时必然借助一整套文化战略巩固并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同时，也将英国文化、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文学艺术渗透到了帝国势力所能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在殖民地，英国用殖民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的英语精英阶层，时至今日英语也是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化扩张成为了英国扩张的重要支柱。法国则从路易十三时代起，就将文化称霸与称霸等量齐观，法兰西优雅的礼仪与文质彬彬的气质，使其成为欧洲风尚的准则。1635年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其目的就是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法国对于自身文化控制和推广工作的高度重视，使法语在18世纪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社会语言，无形中又强化了法国作为“文明标准”的国家文化形象。

　　在实践层面上，我认为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文化借助全球化的契机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可口可乐、麦当劳、微软、美国几乎无孔不入，而亚非拉的原生态文化丧失了抵抗能力，只能逐渐边缘化或者被改造；非但如此，在WTO、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内部，奉行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也几乎是美国国内法律的翻版，有意无意之间，美国文化的逻辑已经改造了人类的思维、情感、认同、审美、交往甚至家庭生活。美国用“三片文化”——薯片、芯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这三片在IT界、媒体界、影视界无疑是一场。这三片是美国全球做大的一个模式，包括它的文化输出，都是大规模的。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産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産业。美国的文化産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美国花了多大力气来做它的全球文化和大规模宣传。

　　与美国相比，迄今为止我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的比重还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战略应该有一批真正的人来做。而且，中国的文化教育应该重新制定，制定大国20年文化方略和方案。我相信，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局面会有所改观。

　　韩国从新世纪开始从过去废除汉字转向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这些仅仅是再中国化的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再中国化仍然需要作出深度的分析。最表面的再中国化很简单，无非是学习汉语，练习书法，记忆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而已，这种再中国化是表层的，也是元素化的，不是整体性，但这一层次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元素虽然呈现断片化，但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某个外国人看到一个汉字就萌发了对中国文化的由衷热爱，而不是中国一上来就强行灌输中国文化有多好有多美，那无疑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再往上是“再中国化”的中层模式，中国文化成为人的日常生活准则，比如礼仪文化，孝顺父母，尊老爱幼等等。其实，这些传统美德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了孩子，却没人赡养。见义勇为，却被诬陷。施以爱心，却被欺骗。曾经有学者疾呼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实这恰恰是传统文化精神失落的表现。传统的道德、道义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贪污，这些是传统中国道德精神所颂扬的吗？这世界还有谦谦君子吗？还有淡泊名利的老庄精神吗？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吗？

　　最后，是再中国化的高层模式，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其实，中层模式就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了。秉有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的人，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君子乃至圣人。秉有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的国家，就是和平的国家，尽管并没有真正实现。

　　元素的再中国化、生活的再中国化、精神的再中国化，是再中国化的三个层次，对文化中国的外围而言，他们多停留在元素的再中国化上，但有可能抵达中层和高层模式。但是，再中国化并非灵丹妙药、法力无边，仍然要对它有审慎的反思：再中国化的中国究竟是哪个中国？可以说，再中国化充满着巨大的文化空间和思想空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抽象的、完美的中国存在在那里，让我们高枕无忧地随取随用。

　　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或者“文化沙文主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失败主义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历史选择的，一个大国不是谁想成为大国就成为大国的，而是基于各类物质和文化的条件的。没有一定的国土、人口、经济、历史、文化做保证，成为大国是不可能的。而具备了相应的国土、人口、经济、历史、文化，不想成为大国也不可能。因为，有人会将其视为大国，并且还是垂涎欲滴欲瓜分而后快的对象。作为被历史所赋予的大国，中国究竟是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大国，还是做一个肆无忌惮挥舞大棒的恶狼大国，还是做一个富有正大气象的道义大国？这值得任何一个中国人去思考。

　　未来世界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订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当今，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应该把国家战略的建构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联繋起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因此，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産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应通过提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在“再中国化”之后获得新能量和普世性，在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互补中，成为真正的大国文化，进而提升人类内在心灵新境界。

　　“再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文化对象、文化接受方式、文化传播机制、文化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思想文化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思考，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而是相信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历史上有过多次“中国文化热”，在可持续的文化输出以后，明天或许会再次出现。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占整个人类的一半，不断腾飞的经济和和谐安康的生活显示了文化的向心力。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在欣赏西方优秀文化乃至人类优秀文化的同时，去思考如何通过文化输出使“他者”也尊重并欣赏东方民族的差异性文化。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再中国化”是的重要保证，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快速增强的精神基础。

　　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西对抗轮”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在西方将中国作为对手的关键时代，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这一关键作为表征为：重建全民文化身份认同，“再中国化”中建立文化可持续输出的大国文化战略！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担任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八年助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