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中国近代卓越先驱曾被推举为大总统候选人

　　容闳（1828.11.17-1912.4.21）有着熠熠生辉的精彩人生和传奇经历，他原本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幼童，只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其得以最早到美国接受教育，从而成为中国留美第一人。

　　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伟大的爱国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戊戌变法和辛亥中，容闳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我们以往只知道容闳为“中国留学第一人”，对其一生的重大作为、思想发展和历史功绩等却知之甚少。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一个贫困家庭，他家东边约六公里处有一条几百公尺宽的海峡，海峡对岸便是葡萄牙租占的澳门。

　　1835年，容闳跟随父母到澳门谋求生计，六岁的容闳进入英国教会开办的莫里森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就读，学校为穷困家庭的学生提供生活食宿和教育等全部费用。

　　鸦片战争失败后，香港割让给英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莫里森纪念学校从澳门搬迁到香港，容闳便随学校一起迁到香港继续读书。

　　道光二十六年底（1847年1月），学校校长塞缪尔·罗宾斯·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因病准备返回美国，征得学生及家长同意后，校长携带容闳、黄宽（在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后，1857年返回广州行医）及黄盛（后因病回国任《中国邮报》编辑）三个小孩一道，让其赴美留学。

　　从黄浦港乘坐驶向美国的“女猎手”号帆船，经历漫长的航海旅程，他们于4月12日终于到达美国，三个小孩住在布朗校长母亲的家中。在布朗的帮助下，他们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

　　道光三十年（1850年），21岁的容闳从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成为在耶鲁学院就读的第一个中国人。

　　在大学，容闳是学生文学社团、合唱团、足球队、划船俱乐部的成员。他学习勤奋刻苦，系统研习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经典著作，展现了卓越的天资和学习能力，曾两次获得英语作文的最高奖。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很难得的。

　　咸丰四年（1854年），25岁的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文凭。后来，在1876年耶鲁大学正式成立一百年六十周年庆典上，容闳被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著作，现代科学思想也对其后来的人生经历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到美国各地进行考察，从而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他吸取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心智大开，认识到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满清王朝的落后，立志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谋求中国的复兴与富强。

　　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中国之后，曾到广州替美国公使做秘书，后来又到香港高等审判厅见习律师，到上海海关处任职，最后在经营茶叶丝绸生意的上海宝顺洋行做雇员。

　　咸丰十年（1860年），他冒着战火前往天京（今南京）考察，向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的军师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包括军队应当有良好建制和严密组织、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并表示如被采纳，愿为太平天国效力。

　　洪仁玕赞成其建议，但太平天国忙于争战和内斗，形势不允许，无法实行。容闳在经过一个月的考察之后，对太平天国的好感逐渐丧失，认为“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不再有留恋和希望，因此对洪秀全授予的四等爵位的官印拒不接受。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他协同曾国藩、李鸿章一起，推动了两件大事的完成：第一件是参与创建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第二件是组织第一批官费幼童留美。

　　同治二年（1863年）9月，容闳应召前往拜谒曾国藩，他向曾国藩介绍了西方世界的状况，并建议要先建立“制造机器之机器”的工厂，作为一切工厂的基础。曾国藩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委派容闳到美国采购机器。当年12月，容闳便前往美国，购买优良机器。

　　同治四年（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中国第一个洋务企业——大名鼎鼎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容闳购买回来100多种机器，后来便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

　　同治五年，曾国藩又采纳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员。不久，曾国藩保举容闳以五品候补同知衔，出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这段时间容闳先后翻译了《地理学》、《契约论》（Parsons on Contracts）等书。

　　1868年，容闳给丁日昌和总理衙门军机大臣文祥提出了“四条建议”，包括选派幼童出洋留学培养人才、开发矿藏、修建铁路和开办轮船招商局等实业救国的理念和措施，以及创办由中国人完全控制的企业和保持中国司法独立的民族主义主张。

　　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奏报清廷，请准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最后获得朝廷的批准。

　　同治十年（1871年8月），清廷正式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委派陈兰彬和容闳两人负责，加上一名翻译和两名教师，组成“留美幼童教育团”，同时决定为整个项目提供150万美元的资金。

　　1872年8月，容闳带领第一批幼童30人从上海起航前往美国留学，自此中国留学史的大幕开启。两年后，清廷又耗资五万美元，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柯林斯街 352 号建起了一幢中国留美幼童教育总部，作为指导和管理留学生的机构，教育总部有官员的办公室、食宿处及幼童学习和寄宿处。

　　从同治十年起，清廷每年选送30名幼童赴美留学。截至同治十三年的4年间，容闳在沪、粤、港先后选拔了120名12至14岁的穷人家子弟，赴美留学，初步计划每个学生学习十五年，然后学成回国。这些留学孩童，后来有不少人进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学习。

　　不幸的是，清朝保守派对学生思想的西化产生担忧和惧怕，而该项目的重要支持者曾国藩又去世，清廷便决定废除了这项留学计划。光绪七年（1881年）底，清廷正式发布命令“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了全部留学生。

　　从1872年至1881年九年间在美留学的这批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了清末和民初的社会中坚，他们遍布政界、军界、外交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等，不少人成为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比如“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 (今天津大学) 校长唐绍仪（1903年-1904年）和梁敦彦（1904年-1907年）、外交人才梁如浩等等。其中，唐绍仪还于1912年担任中华首任国务总理，梁如浩则在1912年曾任外交总长，因拒绝签署条约而辞职。

　　总之，除1人早亡、7人因各种原因回国外，112人学成归国后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正因为中国第一代官费幼童赴美留学是经容闳首倡、策划、促成和领导的，因此，称其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是绝对当之无愧的。

　　由于对满清王朝的失望，光绪八年至光绪二十年（1882年-1894年）的十三年间，容闳留居在美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中方战败的消息深深刺痛了容闳的心。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他通过以前驻美公使馆翻译和秘书写了两封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回国效力。

　　回国后，在1896—1898年间，容闳利用自己在官府的旧有关系，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但最后却因官场内斗被朝廷否决了。于是容闳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一起，商讨变法大计，他们的许多重要奏折、条陈，都是在容闳家中讨论产生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运动正式启动。然而，9月21日，“百日维新”便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廷重金悬赏（价值当时的七万美元）通缉，于是他冒险潜逃出京，避居上海租界。

　　1900年3月末，容闳到新加坡和康有为谋划在广东和长江中游的保皇会起事。3月31日、4月2日和3日，他又在香港与另一批党人谢缵泰和杨衢云密谈建立“由徒领导之联盟”起义事宜。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容闳在上海参与维新派领袖唐才常组织的旨在保卫光绪皇帝的自立会活动。自立会既有反满倾向，却又主张保皇，信徒达十余万众。唐才常是一名激进维新派向资产阶级派转化型人物，在自立会各派力量里，他能将派内各种观点协调起来，因此是大家公认的组织者。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1900年7月1日)，自立会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中国国会”，总会设在上海，容闳、严复被推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容闳和严复拟定了中英双语的《中国国会宣言》，明确提出先进行改革，再推动社会、经济、财政、法律、文化和教育改革的实践路线图，这是容闳从自强和改良走向反清的转变起点。

　　后因自立军起义计划遭到泄露，唐才常被抓捕牺牲，容闳也遭到张之洞通缉，容闳不得不于1900年9月1日从上海经日本避居香港和澳门。9月3日抵达长崎后，容闳又跟唐才常胞弟唐才质、负责自立军事务的族弟容开（星桥）以及孙中山多次密谈，商议反清事宜，这是容闳着手支持反清的开端，也是他与孙中山合作的开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26日，谢缵泰等一批党人在香港策划广州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表示应当推举声望更高、比自己小38岁的孙中山为大总统。

　　1902年容闳到美国后，一方面继续保持着跟国内党人和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在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与支持，他联络了美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消息在美国侨界引发轰动。为了整合反清力量，筹资组建财团，成立组织机构和开展民族，在1908年12月初，容闳起草了邀请函，请党、保皇会、哥老会和自立会领袖共同来洛杉矶协商组建反清联合阵线。

　　容闳认识到，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三人中，孙中山是最可靠的反清合作者，于是他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红龙中国”计划，特别邀孙中山赴美会谈，共商大业。

　　1909年12月，孙中山抵达美国与容闳见面，容闳介绍了“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募集五百万美元、一亿发和十万支枪，支持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1910年2月，容闳又写信给孙中山讨论“红龙中国”计划的具体实施，并安排荷马·李、布思与孙中山会谈，筹划军事费用。后来在荷马·李、布思的建议下，孙中山对起义做了更为周全的谋划。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同年12月19日至29日，容闳连续三次给党人谢缵泰写信，热情称赞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发展的观点。他告诫谢缵泰和党各派系，必须加强团结，小心野心家袁世凯篡夺成果，防止列强干预中国内政，同时要警惕党争把中国带入内战深渊。

　　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成立，容闳致电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

　　遗憾的是，当收到孙中山寄来的信函和照片时，他已重病卧床，无法行动。在弥留之际，容闳叮嘱两个儿子容觐彤、容觐槐务必回到中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后两人均回国效力，其中容觐槐曾获陆军少将军衔）。

　　4月21日上午，容闳终因病情恶化，经医生抢救无效，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逝世，终年84岁。

　　从出国留学那一刻起，忧国忧民的容闳一直走在探索强国救国的路上——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从维新变法到辛亥，容闳的一次次尝试，无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

　　如今，容闳已经一百一十年，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世人并没有忘记这位中国近代化的探路人，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先行者。

　　为缅怀容闳，在他的家乡广东珠海市，一所精英学校便是以容闳作为命名，另一所国际幼儿园也以容闳命名。

　　珠海市现在的“容闳纪念馆”便是建立在1871年容闳创建的甄贤社学旧址里，目前被珠海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四集电视纪录片，于2015年8月在央视9套播出，让容闳的光辉事迹声名远播。

　　三十八集大型人物历史传记片《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也于2014年之后在国内多家电视台播放。

　　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校园里，容闳的画像与该校著名校友布什、克林顿等5位美国总统及其他名人肖像并排悬挂在一起，受学生瞻仰。

　　1954年6月13日，正值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100周年，在纪念会上，英国学者苏尔致辞说：“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

　　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有座“孔子大厦”，20世纪70年代，在大厦下创建了一所公立小学，便是以容闳的名字命名的。

　　1998年，是容闳诞辰170周年，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每年9月22日定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批幼童当年在耶鲁大学入学的日子。

　　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150周年之际，2004年冬天，由容闳家乡珠海市政府捐赠的“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铜像，静静地矗立于耶鲁大学这座典雅秀丽的校园。在容闳铜像揭幕典礼上，珠海市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黄晓东、耶鲁大学副校长罗琳达女士、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彬菊，先后发表致辞，大家无不称誉容闳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开创的丰功伟绩。

　　【注】本文史料主要来自1909年容闳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译本为《西学东渐记》，2011年8月，新世纪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