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得名考

　　关于“成都”得名问题，文史学者李殿元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述“成都”如何得名的文章，从各方面阐述了“成都”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锦水”版分3期连载，以飨读者。

　　秦始皇能够最后统一中国，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奋六世之余烈”，是在他之前6代君主，长达百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秦孝公开始，连续不断的6代君主，都能够大量选拔秦本土和关东各国的第一流人才，逐步形成系列正确的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使秦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其中，突出的有两人：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司马错伐蜀则奠定了军事基础。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王时期的司马错，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的军事战略思想，并具体指挥了伐蜀战役、平定蜀乱和黔中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为秦横扫列国实现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

　　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策，司马错认为，先南下伐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理由是巴蜀不仅在物资上“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其战略地位更是“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何况当时蜀国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此时南下入侵巴蜀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可以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张仪、司马错率军攻蜀成功之后，秦国不久便将巴蜀的锦绣山川打造成了后方的战略根据地，以此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及诸夏之地。

　　秦统一巴蜀后，在蜀郡之下设立的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从字面上看，都富含中原文化含义，且文字也是中原文字；所以，必须认定，这是占领蜀地后的秦统治者极力消除古蜀文化，强力推行中原文化的证明。

　　“成都”的“成”字，按现在的理解，例如《新华字典》的释义：做好了，办好了；事物生长发展到一定的形态或状况；成果，成绩；可以，能行；够，达到一定的数量；已定的，定形的；几分之一，全部是平和之词，所以有学者释“成都”其名为“成功了，成就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成都”的“成”字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写法，翻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就知道，它比现在多一划，是由“丁”与“戈”所组成，所以，《辞源》释“成”字就有如下说法：“……四、和解，讲和。《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左传·桓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五、平服、平定。《春秋·桓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注：‘成，平也。’六、必、定。《国语·吴》：‘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又：‘吴楚争长未成。’七、并。《礼仪·既夕礼》：‘俎二以成，南上。’引申为整……”这些释义，显示出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的强势意蕴。兵丁、刀枪等在军事方面的意味非常明显，而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说的就是秦征服古蜀的事实。

　　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实施。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也是秦统治者所确定并实施的。那么，他们为这个新设立的县、新修建的城取名为“成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

　　从另一方面理解，“成都”两字的含义不仅显示了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也体现了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四川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辉煌的文化。它在数千年的演进历程中所形成的巴蜀文化，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奉行交流与开放、重视文教与科技、坚持统一与安宁、倡行道义与责任。不容置疑，这几个特点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历史上，在为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反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中，巴蜀人不仅冲锋在前，甘洒热血，还多次以巴蜀地作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在《尚书》《华阳国志》等古籍里，都记载说“武王伐纣”中有“巴蜀之师”。《华阳国志》就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蜀之师英勇顽强、一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为历代史籍所载，流芳百世。秦和汉都是以巴蜀之地为后方战略基地，从巴蜀之地开始统一全国的。

　　尤为可贵的是，历来巴蜀地域内部的统一与安定，还多服从于全国形势的需要，多服从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安定。每当全国呈现统一趋势时，巴蜀总是很“顺从”，服从统一大局的需要。秦攻占蜀地，仅仅一个月就取得胜利，足见抵抗不强烈。虽然后来有蜀王族、蜀大臣的反叛，但很快平息，足证作为蜀人的普通民众是支持统一的。以后三国时期的刘禅、五代十国时期的孟昶等地方政权，都是顺应统一趋势，采取不抵抗方式，使中央政权较为轻松地将巴蜀之地纳入天下统一的潮流。

　　由此观之，“成都”之名与蜀人始终坚持统一与安定的状况相合，确实体现了秦统一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蜀人始终支持天下统一的历史情结。“成都”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的——这是我的“成都”得名系列研究之最后结论。

　　因为秦对古蜀的统一，古蜀文化湮灭了，巴蜀文化出现了断裂，这是古蜀之地的不幸；但是，由于秦的统一让巴蜀地域自此纳入中原管辖，并因作为统一全国大战略的后方基地而加大了对巴蜀地域的管理和建设，从而让此地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这又是古蜀之地的大幸。

　　秦在此置蜀郡、巴郡，并因军事的需要而修建都江堰。《史记·河渠书》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历史的发展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本不主要是为农业灌溉而修建的都江堰，却在“有余”即它的次要目标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大发展。

　　刘邦继秦始皇之后，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汉帝国；而刘邦的成功，正是依靠蜀地丰富的物质和人力。所以，西汉开国后，蜀地受到重视，经济、文化、教育都有大的发展。

　　在汉代，蜀地在经济上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据《汉书·食货志下》：“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

　　经济的繁华必然带来文化的繁华。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石室”，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创造了文章大雅，不亚中原的奇迹。史书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蜀学比于齐鲁”。“原是‘蛮夷之邦’的四川，在文化学术上竟可以 同孔子、孟子的家乡，历来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媲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汉武帝对文翁设学之举甚为赞许，于是下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汉代文学承楚辞余绪，盛行辞赋，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四家”。在“汉赋四家”中竟有3家出自蜀地，即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首创断代史、撰写《汉书》的班固称赞他们“文章冠天下”。

　　在班固所撰的《汉书》中，司马相如是卷五十七、扬雄是卷八十七，这两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在《汉书》对人物事迹的记载中“享受”了此“待遇”的，唯有开国君主刘邦与司马相如、扬雄这3人，除此之外，再无他人，其他汉代的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

　　司马相如绝对是汉代最伟大的文人学者。他学问渊博，特善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辞宗”。2000多年来，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扬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又作《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无论是学识、学力和研究兴趣，都堪称西汉末至东汉初那个时期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

　　西汉的严遵即严君平，《华阳国志》说他“专精《大易》，眈于老庄”。代表作是《老子指归》，此书将人的命运分为三类：一是先天带来的“天命”，由不得自己；二是因外界环境的“造命”，有时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环境；三是因自己行为而取舍的“随命”，去就、吉凶皆由本人。这些思想与《易》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朝乾夕惕”是完全一致的。《老子指归》是汉代道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时人称之为“道书之宗”。

　　汉代崇尚儒学，要通儒家古代经典，就要懂语言文字之学；文学家们写辞赋，需要积累大量词汇，也要研究语言文字学。所以，中国第一本汇总、解释先秦古籍中古词古义的《尔雅》备受推崇，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而为《尔雅》作注的就是姓“郭”的“犍为舍人”，他是犍为郡管教育的“文学”吏。

　　巴蜀文化在汉代的强势崛起，使汉代的四川在文化方面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赶上了先进地区，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经济文化之铺垫，后来的“天府之国”“扬一益二”及抗战大后方，都是因为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最先进入大一统，它彰显了国家统一的成功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