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在庆祝中国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总首次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处理好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了文化的时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彰显着文化的民族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

　　近代以来“华夏文化中心论”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的仁人志士最初试图在保持自身民族性的前提下，将西方文明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以此来应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于是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口号开展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变法维新的同时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主义口号。资产阶级派则提出要建立一个由儒教文化、民生主义和西方三个传统相结合的独特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深刻认识到，中西文化冲突是一种深刻的时代性冲突，于是一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时期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颠覆性批判，提倡与科学，反对封建主义文化。五四运动后，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认同发生分化和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开辟了新的方向和道路，完成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转变。

　　中国党人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940年在《新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1960年3月18日在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时，强调：“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文化建设方针，既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又突出了学习外来文化要坚持以我为主，综合运用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社会主义”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性，紧紧抓住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进程中的重要性。习总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习总还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他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逻辑表明，澄清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会迷失方向。文化同时具备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属性，民族性包含在时代性内容之中，时代性亦包含在民族性内容之中。如果误以为民族性是文化的唯一属性，则会导致故步自封、保守、落后的民族主义情绪滋长；如果误以为时代性是文化的唯一属性，则会助长民族自卑情绪的流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扭住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的根本，找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仅促进中华文化的新繁荣，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芒。

　　（作者单位分别系哈尔滨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KS18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