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信也

　　范正红1964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现为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研究生导师、教授。系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印社社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兼篆刻委员会主任，山东画院艺委会副主任、高级画师，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 作品曾入展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篆刻展及国际书法展，全国行草书展等数十次重大展览活动，获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及多次获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一等奖。曾担任全国书法篆刻展览、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篆刻展等重大书法评展的评委。被评为“齐鲁文化名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信文化在今时今日依然熠熠生辉，它传递着殷商以来近4000年的历史絮语，承载了从古至今信义之邦的道德坚守。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齐鲁文化名家、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东印社社长范正红教授，请他讲述小小印章的前世今生。

　　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维系需要以诚信为前提，作为信用的凭证，印章应运产生。甚至可以说，印信的出现，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一大特色，是人类文化的杰出成果。

　　通过研究印信的发展演化，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从古至今印信的功能和人们的使用习惯以及各时代主流文化、生活日常。范正红介绍，随着文字的发明和发展，印章一直伴随人们左右，在中国，甲骨文时代就有了印章，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存有殷商时期的印信。只是中国早期的印信在当时统称为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皇帝的印信仍称为玺，官员及百姓的印信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印”。

　　在中国使用简牍的时期，印是盖在泥上的，主要为封缄简册之用，称作“封泥”或“泥封”。范正红道：“这些看似很小的东西，其实非常了不起。”当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依然在泥板上刻楔形文字，在棕榈叶上书写时，中国文字的载体已是携带和保存相对方便的简牍，且使用封泥作凭信，显然已领先了一大步。“印章研究可以散射到很多文化和学术的要点及知识点，散射到历史的方方面面，甚至可开启许多盲点。”范正红说。

　　中国宋代兴起了一种独特的学问——金石学，所研究的内容就包括印学。金石学在宋始昌盛，元明有所回落，清代则达到了，出现了很多研究专家和收藏大家。“殷商以来，印章在中国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表现形式和特色，都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特点和文化内涵，并且这种反映是相当集中的。”范正红说。

　　范正红介绍，印的主要功能是信用的凭证。东汉卫宏在《汉旧仪》中概括得很清楚：“印，信也！”我们可以很学术地称它们为印信。

　　东汉许慎在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对印的解释是“执政所持信也”。印章的效力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特别重要，范正红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事件都与印有关。出现紧急情况，在危机关头，当时的执政者首先想到的一般是，一定要掌控好自己执政的凭信——玉玺。”

　　中国人使用印信的频率很高，其发挥的作用也很大，印信发展了数千年，基本的属性并没有改变，依然在起着允诺、约定的作用，于公于私都是如此。

　　起先，制作印章单纯的目的就是凭信，当然人们也会尽量把它们做得精美，只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作者并没有专注于艺术表现。随着中国审美理念的完善和融入，印信的审美价值日益提升，方寸之间大有乾坤，它们存在的意义已不仅仅是盖章，而是派生出了新的功能，篆刻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和书画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这种艺术形式也传播到了汉字文化所影响的亚洲其他地区，如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等。

　　范正红教授作为优秀的书法家和篆刻家，对印学、篆刻及它们与书画艺术的关系有着长期和深入的研究，对于篆刻艺术的传承及本土发展持续关注和积极推进，曾担任《共和国书法大系·篆刻卷》主编。令他欣慰的是，印信文化尤其篆刻艺术的发展从未间断，艺术家和各类著述持续涌现，曾经遗失的旧印也正在找回，并且在教育体系内，篆刻专业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现在潍坊一些小学都有篆刻课。”范正红高兴地说。

　　齐鲁印信文化的丰厚，与这片土地淳朴的信义之风有直接的关系。如果缺少了印信研究，中国文化的表述将是不完整的；而印信文化中，齐鲁印信尤其不能缺席。范正红认为，“信义二字体现了中华文化核心内涵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共同价值的突出体现，而印信则是最典型的实物载体。”

　　从文化发展来看，极具特色的齐系文字体现在战国的印章中，成为研究先秦齐鲁文化的重要依据。这宝贵的文字随着秦统一六国逐渐消失，假如没有金石上的存留，那一大段历史将从何讲起呢？范正红说：“我们今天看当时的齐鲁文化，它的内涵往往是从玺印当中解读出来的，具有齐鲁之地独有的特征，它们独成一系，在中华文化印信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可贵的是，从古到今，齐鲁之地的印信文化都非常丰富和繁荣，从来没有间断过。”

　　范正红介绍，兴于宋代的金石学到了清代得以发扬光大，而清代研究金石学尤其印信的领域，山东是最突出的，一大批金石学家如刘喜海、陈介祺、吴式芬、王懿荣等出现。道光年间，这些金石学家对印章的研究成就达到了，有很多的著述。同时他们大量收集、收藏古代印章，其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粗略进行过推算，当时全国已发现的古代印章，有可能近半数被收到山东来了。山东集古印谱的分量在全国来说应该也是最重的。晚清潍县陈介祺依托‘万印楼’中收藏的古印编了本举世闻名的《十钟山房印举》，洋洋大观，这是中国印信史上的集大成者，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介祺以“万印楼”颜其居，有人推算陈介祺的藏印以万计，约占当时古印收藏的三分之一，今天对其藏印进行统计，有7000方左右，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数字。这些宝贝后来大多散落了，有些被收到了博物馆，也有的流落到了异邦。

　　岁月更迭，大浪淘沙，但有些东西不会湮没，《十钟山房印举》讲述和定格了那段光彩夺目的印信收藏史。

　　“现在潍坊隔一年会搞一次金石节，他们在再造万印楼，海内外当代篆刻家的作品不断充盈其中。济宁任城、曲阜也是印信创作的突出所在，每年都有大量新的印作。”范正红说。

　　许多有关印信的著述、印谱都出自山东，如高庆龄的《齐鲁古印捃》，专门以齐鲁古代印信为对象，是最早以齐鲁地域性为特色的印信注录。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汇编》是封泥辑存的最早著作。

　　在篆刻艺术方面，从明始，山东也一直是重镇。尤其在清代前期，山东产生了张贞、张在辛、高凤翰等重要的篆刻家，一直到近现代的著名篆刻家蒋维崧，篆刻艺术在山东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可以说山东的篆刻艺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印信是个使用的物品，在宋元以前并不太受收藏家重视，所以后世出土的多，专门保存下来的少。所幸在这珍贵的存留过程中，山东可以长久延续、自成系列。

　　范正红认为，印信文化博大精深，它在当世的展示和推介意义非常重大。从纵的方面说，可以了解它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横的方面讲，可以强调和发挥印信突出的艺术表现力，发扬光大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审美观，有利于全国印信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尤其在山东，印信文化承载了更多的历史钩沉、文化积淀，在这个信义之邦，印信的意义更是远远超出了它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