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硬道理

　　自党的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命题以来，“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学界众多学科领域聚焦的“热词”，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日益成为当下中国的发展自觉关注与推进的重要方面。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建设应当如何进一步深化？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实践展开应当关注哪些关键领域？如何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文化自信等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围绕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本刊编委会委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沈壮海教授。

　　记者：文化软实力问题，已成为我国学界广泛关注的理论热点。那么，如何看待当前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现状？我们注意到，您多次提出要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形成“中国话语”。为什么说构建“中国话语”是文化软实力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任务呢？

　　沈壮海：近年来，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如火如荼，但从整体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建设仍尚处于起步阶段。2009年3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发表的题为《中国软实力和对美国的影响——在发展中世界的竞争与合作》这样写道：“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激发了中国学者和普通大众的联想，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提高和运用中国软实力的辩论；尽管学术界对软实力的辩论十分激烈、领导层对软实力有浓厚的兴趣，但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的、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一些已经出台的政策也前后矛盾；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强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时采取的，主要是反应性的，旨在反驳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此外，什么是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源泉？怎样增强软实力？怎样宣传软实力？怎样使用软实力？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这个报告对我们国内软实力热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客观的反映了我们在文化软实力理论建设方面的相对滞后与薄弱。理论建设方面的滞后与薄弱，反映在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对文化软实力基本概念的理解及其分析框架的运用。

　　我们讲的“文化软实力”是对美国学者“软实力”之论的超越。但也要承认的是，其核心概念仍是“软实力”。正是“软实力”的概念，使得其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名躁一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约瑟夫·奈开始专注于“软实力”的理论建构，撰写出版了《注定领导》、《美国力量的悖论》等系列论著。仔细研读这些论著，不难发现，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是有其独特立意、独特内涵的。其独特立意，即在复杂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更加牢固地确立美国的霸权地位，确保美国在当今世界能够“注定领导”。不论是《注定领导》中对盛极一时的“美国衰败论”的迎头痛击，还是《美国力量的悖论》中“提醒应当警惕发生‘胜利主义’这种与……‘衰落主义’相对立的错误”，无不紧扣美国如何“注定领导”这一基线。

　　与“软实力”理论的独特立意一致，约瑟夫·奈也赋予了“软实力”这个核心概念以独特的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有过不同的解说。但有几个基本概念始终贯穿于他对软实力的各种解说中，即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他将“软实力”概括为“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且认为，与依靠威胁或报酬等产生的影响力不同，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约瑟夫·奈又将这种影响力称为“同化力”。他指出：“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根据这一能力，一个国家可创造出一种环境，使其他国家能模仿该国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发展，确定自己的利益”；“力量的这一方面，即：使人随我欲，可称为间接的或者同化式的实力表现。”

　　概言之，约瑟夫·奈所谓之“软实力”，实即国际关系领域中，以价值为核心、以吸引为手段、以同化为目的影响力，是一国影响他国思维，使“人随我欲”从而“达己所愿”的能力。没有影响力，就没有软实力；不以吸引为手段的影响力，不是软实力；不能产生同化性作用从而左右他国意愿与喜好的吸引力，也还不是软实力。只有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叠合为一起的那种能力，才真正是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之论中，仍然不乏冷战思维。

　　显然，我们所提出及推动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立意、内涵及目标指向等显然与此截然不同。但当下学界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不少尚未自觉关注到这一问题。大致而言，在对“软实力”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运用上，目前的研究中大致有“跟着说”、 “杂着说”、“自己说”等状况。“跟着说”，即跟着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基本界说及理论思维而探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问题；“杂着说”即将约瑟夫·奈软实力之论与我们自己的解说杂揉一体、混而论之。“跟着说”无疑易于掉入约瑟夫·奈“软实力”论诸多的理论陷阱，且易激起本已时常泛起的“中国威胁论”；“杂着说”将中、西语同义殊的“软实力”概念杂揉一体，显然也无法为众说纷纭的探讨提供基本的、一以贯之的理解，影响着对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与实践的有效推进。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自己说”。这种“自己说”，需要我们更深层次地思考，别人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说？回答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深化理论研究，及时确立我们对“文化软实力”概念本土化的、共识性的理解，形成在这一基本概念上的“中国话语”。我个人理解，我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文化的创新发展，推动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为人类文明再作新贡献的自信和自觉；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也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世界格局中提升综合国力的硬任务、实现和平发展的硬支撑。我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努力，并非像有的国家那样，是要在国际范围内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价值同化、从而达到使“人随我欲”的目的。我们当基于这些判断和认识，思考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所面临的“中国境遇”，探寻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中国道路”。当然，这种“自己说”是以对西方人软实力之论及其现实策略深刻透彻的把握为基础和前提的。

　　记者：文化是生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那么，是否所有的文化都能够转化成为软实力呢？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是否就是推进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

　　沈壮海：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基于多种因素而形成的文化吸引力与影响力。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受制于硬实力的强弱，取决于文化发展的高度、创新的力度、传播的广度、影响的深度等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文化、经济、等因素深层交融、文化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的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虽然以文化为切入点和聚焦点，但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国家度、综合性的战略使命。很多人以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就是推进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欠准确。文化软实力呈现为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但这种吸引力与影响力，绝非仅仅生成于文化领域，而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发展状况都密切相关。所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应当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建设举措齐施并用，唯有以其合力才能有效支撑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仅仅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任务系诸文化建设，会束缚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思路与手脚，也会给文化建设带来“难以承受之重”。

　　但是，我们同时应当认识到，文化的确是生成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资源，文化建设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担负重责。在推进文化建设从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要高度关注文化的现代元素、价值元素、流行元素、民生元素。因为，能够转化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先进的文化、有魂的文化、流行的文化、能够转化为民众素质的文化。

　　首先，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先进的文化。在任何历史时段，都只有那些真正反映时代精神和前进方向、居立于制高点上的先进文化才能够引领社会的文明进步，才能从之者众、服之者广，感人深且易人易，成其为真正的实力。当下,在全球文化激荡愈益猛烈的境遇中谈论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先进性、发展先进的文化，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当为软实力建设的首要战略。其次，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有魂的文化。价值是文化之魂。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决定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即是价值体系建设。抽去了核心价值的文化，只能流为肤浅的、“软而无力”的文化式样，而绝不能成其为“软实力”。再者，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能够流行的文化。在当今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流行文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软实力无处不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其流行文化承载着美国价值观行销全球。然而，客观而言，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吸引力还极其微弱。在当代中国，如何推进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对接，如何繁荣发展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流行文化，从而增强主流文化的流行性、大众性，是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另外，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转化为民众素质的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的文化只有为人所掌握的时候，才会获得展现其力量的主体根据；为文化所武装起来的人越多，文化所能够生发的力量也就越大。文化之成为软实力的一切要素，都只有通过具有相应素质的“人”才能够得以点活，成为有效的要素。因此，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关键在其国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只有关注教育发展，关注文化民生，从民众的文化素质培植起，文化软实力才有牢不可摧的深厚根基。

　　记者：刚才您提到，能够转化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有魂的文化。这一观点形象地概括了价值体系建设在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围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呢？

　　沈壮海：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而言，其繁荣发展，或者说它的强盛，都离不开两个硬支撑。第一个硬支撑，是物质实力或者说硬实力的支撑。物质实力的强大，是文化繁荣发展的硬支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第二个硬支撑，是价值体系的支撑。当然，这两个硬支撑，其支撑意义是各不相同的。第一个硬支撑，发挥的是基石的作用，第二个硬支撑，发挥的是主轴的作用。或言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物质实力为“基”，以价值体系为“轴”。这里所谓的“轴”的意义，也可以“三心”为喻。一谓“核心”。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价值观都扮演着文化核心的角色，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气质与深层意义世界，决定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人们也据此来判断一种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的优劣高下，及其所处的方位。二谓“磁心”。一种文化能不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是仅仅靠文化的各种形式，而是靠各种文化形式所蕴含、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的力量。如果说纷繁多样的文化业态是传扬文化软实力的物质载体，价值观则是生成软实力的精神内蕴；或者说，文化软实力以具体的文化业态为“体”，以价值观为“魂”。三谓“轴心”。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各种努力，都因为有了这个轴心的确立，才能得以有序地展开。因此，任何一个追求文化强国的国家，无不高度重视价值体系的建设；当今时代的文化强国，无不将其文化之强归根于其价值体系之强。

　　在当代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建设放在首要位置。这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主轴和根本战略支点。我们应当基于对软实力竞争本质的理解，深刻认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重要意义，强化人们的价值自信，塑造国家的价值形象，优化价值传播的文化载体，有效推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确立强劲的价值主轴。首先，应当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提开文化软实力中意义的认识。没有先进而强大的价值体系，我们无法抵挡外来的价值渗透，也无力参与国际的文化竞争,更不可能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支撑起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其次，不断增强价值自信。价值观能否转化为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在于这种价值观对国家和民族掌握的广度和深度。而这种掌握的前提，是这一国家和民族是否持有强大的价值自信。实际上，任何一种价值观，当它还缺乏广泛的社会信仰基础时，它只可能以一种无根的、无所依着的观念形态游移于世，而不可能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价值观，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构成。在不同思想文化激荡的当下，价值自信的程度既受文化激荡的影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激荡的方向和结果；没有价值自信的人们，在这一进程中，必然会转化为各种形态的“价值他信”的群体。就软实力竞争的角度而言，当一种价值体系，自信尚且不足之时，惶论参与不同价值体系的较量，也自然难以产生广泛的吸引力即软实力。当我们在越来越开放的境遇中推进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在不同价值体系越来越零距离接触、较量的态势下，价值自信的重要性也随之日益突显。再次，注重在国际范围内塑造、彰扬我们良好的价值形象。努力塑造并有力地掌控自己的价值形象，是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价值形象，不仅涉及到其在国际范围内的声誉和吸引力，而且也直接与国内的价值体系及多方面的建设相互胶着，相互影响，甚至成为国内矛盾的诱发因素。然而，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及多种复杂的原因，刻意削弱、损毁、抹黑、社会主义中国价值形象的行径还时有发生，我们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塑造、掌控自己国家和民族价值形象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我们要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当代中国价值形象的塑造，增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记者：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离不开强大的文化自信。不少人认为，增强文化自信，关键在于确立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尊敬，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我们应当如何确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沈壮海：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的确信，文化自信既是一种文化传承创新的精神基石，也是一种文化从容应对不同文化间交流交融交锋的价值底气，是一种文化维护自身安全、彰扬自身特性的第一道思想屏障。当前，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日趋增强着的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准备和思想条件。然而，在充分认识增强文化自信的深远意义之时，我们还应当思考的是，在当代中国，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点到底应当确立在哪里？

　　的确，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基于历史的前行。传统既是孕育新生事物的母体，也往往是人们借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的重要资源。而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持以高度的自信，则是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承扬的认识前提，是新的文化建设能够奠立于文化发展已有历史高度之上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创造、积淀了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但近代也曾在不小的范围内出现过虚化历史、讳谈传统等误区，甚或视传统为历史的包袱、前进的阻滞，将对传统的离弃奉为文化开新的门径。文化发展的进程也因之留下了不少省人深思的经验教训。就此而言，当下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心的重新确立，应当说是对文化规律的深层体悟，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

　　然而，文化自信虽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为重要内容，但其基点却应牢牢地立在当下。在《新主义论》中，强调“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也特别指出，“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如何处理文化自信、文化发展中古与今、传统与当下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思想，便是文化的发展要尊重历史，更要立足当下。

　　将文化自信的基点立于当下，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增强文化自信的目的指向相一致。增强文化自信，并非为了文化上的自我情感满足，而是为了更好地凝聚助益当下文化发展的精神力量，更加从容理性地承古开今，汲外养内，推动新的文化创造，成就新的文化业绩。在文化的发展中，只有现实的、生动的当下实践，才是唯一的活水源头，才是历史与未来、本土与外来的交汇点——优秀传统通过当下的转化而得以新生，美好未来通过当下的实践而得以奠基；外来影响通过当下的吞吐而得以消化择用，本土特性通过当下的创造而得以弘扬提升。与此相应，只有立于当下的文化自信，才是核心性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其他一切方面、一切形式都以这种核心性文化自信的确立而具有积极性的意义。如果缺乏立于当下的文化自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将会流为思古之幽情，成为无力应对现实外来文化冲击而只能暂避一时的“精神慰藉所”；创造未来新文化的自信与活力也将会因为缺乏当下的根基而无以真正挺立和激活。古往今来，大凡处于文化强盛时期、立于文化发展制高点上的民族和国家，都无不表现出对当时文化及其发展的高度自信。

　　客观而言，当前我们不断增强着的文化自信中，“以当下为基点”的自觉还未普遍形成。增强以当下为基点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形成和强化人们对当代中国文化成就、文化创新创造能力与文化发展前景的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化建设中有过凯歌行进，也步入过误区徘徊，当下正以新的文化自觉推进着文化强国的进程。60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文化建设成就，既与其他方方面面的建设成就一样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作为发展进步的思想条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作为物质实践的精神成果深深地融含在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方方面面。对这些文化建设与发展成就的自信，是以当下为基点的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我们还要看到，在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中国文化还并未处于强势地位，在整体上也尚未占据人类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发展难题。破解发展难题，提升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影响和地位，最根本的仍然是要依靠生生不息的文化创新和创造。既看到我们在文化创新创造方面的任重道远，又对实现文化创新创造持有充分的勇气和自信，这同样是以当下为基点的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推动以当下为基点的文化自信的普遍增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与现实的梳理和研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充分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化建设领域所实现的新发展、取得的新成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化元素、文化形象、文化符号的研究和宣传，让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得以借助贴切有形的载体获得精细的传播、明晰的展示；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和践行，以高度的价值自信支撑文化自信。更为关键的是，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因为只有文化创新发展的新实践，才能最终炼就人们文化自信的新品质。

　　在强调确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应时刻注意的是，不能由对“自信”的片面理解而走向“自恋”、“自大”与“自闭”。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文化开放格局中的一种自由自觉，与世界的眼光、开放的气度、从容的吐纳寓于一体。独居一隅的自我陶醉锤炼不了真正的文化自信。“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当下以理性、开放的气度对待域外文化仍具启示意义。当然，咀嚼消化且以“我”的尺度判别精华与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同样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那种简单操着西方的话语，循着西方的思维，照着西方的文本，指点中国的江山，诊断中国的病症，开列发展的处方，并按西方的反应，验证自己的价值，显然谈不上文化自觉自信。只有“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才是文化自信自觉真精神的体现，才会有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劲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