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代建构

　　国家承平日久，市场经济以经济为中心，于是无处不文化、无事不文化。招商引资，文化搭台。烟酒茶醋，工艺杂耍，花鸟鱼虫，文物古迹，旅游景点，街区村落，衣着饰品，戏曲歌舞，同仁堂、全聚德，诸如此类，无穷无尽，物质或非物质，一概直称文化或与文化搭界。至于在抵御全球经济危机、国庆60周年阅兵、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方面的不凡表现，由于扩大了国际影响和吸引力，更加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力量的新的标志。

　　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观察，认识自己和周边事物的文化含量，关注文化、发展文化、建设文化、研究文化问题，一般地说，既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反映，也具有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文化不仅是一个最容易泛化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最容易导致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和被塞进不健康因素的领域。

　　同志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中国”文化，植根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即使研究外国，出发点和归宿也还是中国。如果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照搬，生吞活剥，那就取消了中国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自国外，只是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才获得新的生命。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请国外专家进来，引进国外设备，派出留学生，最终都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由此建立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

　　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应该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不应该是愚昧和盲目的。我们的民族对世界文明有巨大而独特的贡献。然而如果沾沾自喜于展览女子的缠小脚、男子的留辫子之类，那就可悲到不辨美丑了。

　　社会科学研究部门2009年12月24日公布《国际形势黄皮书》，根据军费、军队人员、武器装备的数量，说中力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问题不在于这种排名是不是授人以“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对于不愿中国强大的一方来说，即使没有口实，也会制造点口实，——而在于它的标准本身缺乏科学根据。

　　军费、军队人员、武器装备的数量，或者这三项之和，属于军力却不能归结为军力。这一报告发表之后，俄罗斯有关方面发出声音，称他们的军队人员7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加上这一条，仍然不等于军力。军队是集团，不能离开谈军力。军力的决定因素，是军队的性质和它同人们的关系。投身这样一种话语体系，那么，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的胜利，中国党人和中国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出的历史，就完全无法解释，或者只能一笔勾销。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比如把具有特定宗教含义的外国的“圣诞节”，尊重为自己的“圣诞节”，过得如醉如痴。《环球时报》2009年12月28日有《中国人热衷“国际奖”遭争议》，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获得外国奖项成为越来越多行业的时髦。大到全球行业性奖项，小到智商评级，越来越多的外国元素闯进中国的评级坐标。”它的引题是，“掺水奖项层出不穷，文化自信尚未建立”。这使人想到英国记者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中的描述：被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征服的第三世界的人们，会因为讲外语、穿西装、吃麦当劳，飘飘然地自以为高出同胞一等。(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

　　“大众的”，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因其五彩缤纷而呈现出多种形态。社会主义，意味着人民大众的劳动、权利、义务、探索和创造。社会主义文化，意味着诚实、团结、健康向上。这里不是低俗、贪欲、奢靡、的垃圾场。这是人民大众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同志谈，首先强调劳动者的“权利”——掌握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的权利、就社会现象发议论的权利、克服错误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侵蚀的权利。在党的上，总也提出，要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对于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来说，这是不能须臾离开的安身立命的原则。

　　强调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的、紧迫的要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数千年中国文化传统，深厚的历史积淀，已经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中华民族那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古老梦想，正在成为现实。文化力量渗透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直到每个中国人的血脉。在我们的不同民族、地区和行业中，每天都有思想先进、道德崇高的英雄模范人物成长起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这种文化力量，是中国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生动体现，在国家遭遇社会的或者来自自然的严重危难的时候，特别显示出不可战胜的作用。面临洪水、雪灾、地震、经济危机，我们总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人民同仇敌忾、空前团结、不惜牺牲，党员和先进分子以其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奔向最艰苦的地方，创造惊天动地的奇迹，使我们一次一次地领悟“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真理。

　　约瑟夫·奈曾任克林顿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卸任以后为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学院院长。

　　他本来青睐美国的“硬实力”，并且是其中一位重要人物，脱去战袍之后，又以学者身份提出和一再论及美国的“软实力”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名作是《美国霸权的困惑》。按照他的定义，所谓“软实力”，即“影响别人选择”、“引诱和吸引”、强调“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的能力，在美国战略中，“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它们改变立场一样重要”。(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看得出来，“软实力”作为美国当局实现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有其特殊的涵义和历史成因。除了拿出“软实力”这个新概念，就其内容而言，至少从1945年杜勒斯主要针对苏联提出的“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2页)，已经有系统的表述。

　　约瑟夫·奈写道，“软实力”的核心，是美国政府政策体现的价值观。他举出“”。然而有各种各样的“”。古老的罗马共和国有自己的“”。资产阶级提供了较之封建主义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主义中国有自己的人民。美国把自己国内选举叫“”，把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叫“”，把2009年他们监护和影响下的阿富汗、伊拉克、菲律宾选举——一种舞弊和爆炸声交织的交响曲——叫“”。在奥巴马政府继续增加兵力的阿富汗，老百姓却认为，西方的“”，就是寡廉鲜耻、伤风败俗、腐化堕落和通奸。(法新社喀布尔2009年8月6日电)

　　约瑟夫·奈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和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表达了希望中美两国“软实力”共同增长的愿望。中国学者尊重他作为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对自己祖国的感情，也积极支持和参与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力量，不同于美国的“软实力”。中国是世界人民的朋友，主张各国平等相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认为各国人民有权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处理自己的国内事务。在任何意义上，中国的对外政策，都没有“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或者“引诱和吸引”别人服从自己意志、迫使其“改变立场”的含义。至于约瑟夫·奈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按照他的尺度衡量世界，给中国“软实力”打60分，给美国“软实力”打90分——我们就只能看做并不高明的幽默，不再视之为郑重的学术探讨了。

　　关于中国如何提高“软实力”，从60分向美国的90分前进，他划定的“战略的重要方面”和“正确方向”是三件事：“建立孔子学院、增加对外广播和招收更多的海外留学生”。(《专访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环球时报》2008年2月26日)作为一种呼应，美国国会也已经在抬高孔子的地位。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古老的历史、多民族久远而丰富的遗产日益为世界所了解。但是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这里就发生了鉴别中国文化遗产的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问题。

　　孔子和儒家学说，在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既有传承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有维护落后封建制度、束缚人们创造性的消极作用。孔子和儒家学说不曾拯救任何一个没落王朝，不曾拯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其没有资格成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孔家店”，作为进步的里程碑载入史册。总结对儒家学说简单否定的教训是必要的，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汉语传播也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人民将近百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后，由美国国会和约瑟夫·奈来引导中国文化复古到五四运动以前，就离开今天中国人民的历史要求太远太远了。

　　2009年9月，美国的一个新安全研究中心发表一份由多位学术与政府精英合著的《中国登场：创建一种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研究报告。报告关于美国与中国崛起及发展自己文化力量关系问题的表述，布设的是一个不断变换迷离混沌概念的阵：因为“中国实力的崛起”，“价值观才能够——并且应当——为今天美国的国家机器服务”；美国的“影响力平衡”、“支撑着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普遍价值传播”、“软实力”、作为“美国在亚洲软实力的最大来源”的“”，所有这些，“能够为中国的行为方式划定一条重要的界限”，“对塑造中国的行为至关重要。正如致力于传播普遍准则能够在中国力量崛起时让我们的盟友安心一样，它也可以在面对北京时被用作一种重要的劝阻手段”；“美国的战略还必须包含对中国的选择进行积极‘引导’”，“目标应该是鼓励它演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非摒弃普遍准则”，这将使中国推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在整个地区缓慢而稳步地变得不合时宜”。

　　读这样的东西，需要很大的耐心。中国的崛起需要一定的国际环境，但是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不过面对热心的美国同行，我们能说什么呢？还是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少给世界增加麻烦，少制造这种折磨人的文字，更不劳费心动用你那种“软实力”，来“塑造”、“劝阻”、“引导”中国“为今天美国的国家机器服务”吧。

　　文化力量，其实就是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关于这个社会科学的重大命题，关于我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关于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研究中国文化力量问题，中国和中国党人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在中国人民战争与和平建设年代的新的创造基础上，吸收来自世界文明的有益营养，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锤炼，而愈加准确、完整、平易、丰富。

　　文化力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办。无论在文化领域或是在其他领域，我们都不需要别人来“塑造”、“劝阻”、“引导”，也不需要按照别人的话语体系来思维和表述。说自己的话，就可以了。正如同志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