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文化价值 展现时代意义

　　文艺创作，必须要面对为谁创作、创作什么、怎么创作的根本问题。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创作也同样要思考和回答这个根本问题。近年来，书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重要方向，“人民性、时代性、专业性”的根本思路逐渐正本清源，主题性创作成为重要抓手，展览模式的改革与拓展成为主要途径，广大书法家更加注重深入生活、书写时代。从2020年“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到2021年“伟业——庆祝中国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展”，再到2022年“征程——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法大展”，主题性书法展览模式不断深化。这些展览的举办加之全国书协一盘棋的组织方式，让主题性展览、主题性创作在书法界成为了热度很高的关键词。如何深入推动开展主题性创作，从内涵与艺术形式、传统继承与时代表达、专业引领与大众普及、笔墨与文本、作品与展陈等维度进一步丰富完善创作和展览模式？近日，中国书协开展了一场学术工坊活动，从定位、方法、路径切入，对“主题性创作与主题性展览”“书写的规范与笔墨的表现”两个核心话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当前的文艺领域，包括美术界、影视界等都对“主题性”有所讨论，虽然各自的阐发不尽相同，但从整体来看，一些关键词与构建主题性展览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人民、时代、民族、历史、文化。具体到书法领域主题性创作的概念，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张冰阐述道：“主题是一个宏观的视角，主题性创作是一种时代、生活、文本、情感、笔墨相互映发的综合创作模式，以‘三段式’（浸入式感受、体验性书写、主题性创作）创作思路为核心内容。广大书法工作者通过这种机制可以自发地尝试从国家与时代两个立足点来凸显书法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从而表达出对中华民族精神与历史底蕴的特殊情感。”

　　事实上，对于传统的书法领域而言，学界往往更多谈及书法研究方，很少谈书法创作方，甚至有一种延续已久的观念认为，书法创作需要“自然书写”，反对一切方法和方，这种情况显然是不符合书法创作实际的。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祝帅看来，以往书法创作理论多局限在笔法、墨法、字法等技法层面，对于古人所强调的“字外功”反而有意无意有所忽视，或者言之不详，此时“三段式”书法创作方就进一步显示出其对于匡正书坛时弊的积极意义。

　　“‘浸入式感受’是作者在对叙述对象的深度调研和体验中，形成身临其境的触动，进而完成文本的写作；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创作是将体验转换为审美，体验与创作之间建立了一种心理上的转译机制，即所谓‘体验式书写’，这一创作方式与抄写唐诗宋词表现的心境不同，观众感受与反馈也不同。三段式中的‘主题性创作’并非前两步的递进，而是作为创作观念始终存在的引领和指导，创作者需要始终保持对主题性创作的高度认知，完成情感、文本、书写的转换和内涵的同一。因此，创作者的身份具有多重性质，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语言的表述者，还是文艺的表现者，整个书法创作的过程则是还原风物人情之上的艺术升华。”祝帅说。

　　古代优秀书法作品得以传世，笔墨的娴熟、风格的感化、范本的价值以及文辞内容都是重要因素。如果说书法作品是“三段式”理论的最终呈现，那么支撑这一表现形式的便是书写内容，这也是群众能够与创作者产生共情、与书法作品产生共鸣的基础。

　　近两年备受瞩目的“伟业”“征程”等主题书法大展的文本范式效应究竟体现在何处？北京师范大学书法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虞晓勇认为，其一是明确了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其二是通过主题性大展，引导书法创作者进一步认识文本，撰写文本。“记言录史是主题性大展的核心内容，中国党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史，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崭新变化，都是书法创作者深刻认识中国精神的源头活水。而深入基层，探寻榜样的足迹，更震撼了创作者的内心世界，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所谓‘记言’绝不是写流水账，而是记录思想与精神。” 虞晓勇指出，文本中展示的人的精神层面的表达，比如坚韧不拔的精神、锲而不舍的信念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是群众获得感受的出发点。对于创作者来说，文本既包含记录部分，又包含情感、思想等抽象的非物质的表达。因此，白话文、古诗文等文体均是表现文本的手段，不是决定文本价值高下的标准。文本要具备严谨的表达、优美的词句、丰富的内涵和发人深省引人共情的意趣，不管用哪种表现手段，皆可为书法创作增光添彩。

　　提倡“以事成文，以文成墨”的创作方式，意味着作者不再是单纯的抄录古诗文，或是单纯的关心技巧的表现与形式的出新，而是要融入时代，表现现实生活，彰显时代精神，同时在书法中要表现深厚的传承、艺术的想象、真挚的情感乃至气质禀赋与审美追求。既是我写我心，又是我写生活、我写历史、我写时代。

　　当然，在体现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主题性书法创作也要符合展厅空间作品的形式表现与审美特征。对于如何协调好主题性书法创作的形式与内容，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表示：“形式美要服从、服务于主题内容，作品的可读性与可视性并重，书法的审美功能与教育功能同时体现。时下书法创作中唯形式至上、技法至上的与主题性书法创作明显是不适合的。如何把握创作的表现、形式美的营造与书写内容的可辨识性之间的度，主题性书法创作对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尽管有些作者在把握‘艺文兼备’上还不能够得心应手，但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和一个可喜的开端。”

　　中国书法家协会叶培贵则提出主题性创作展览中的一项重要要求，即创作者深入生活情境和历史场域中进行情感体验、文本撰写，表象上似乎只是对“文”的具体化探索，但深入地看，情感体验和文本撰写并非是外在于“书”的事情，相反却极有可能影响到对笔墨（也就是“艺”）的理解，从而推动传统与创新关系的再认识。因此，近年来，中国书协在书法主题性展览约稿的过程中就十分鼓励参展书家在“艺”上充分发挥，布展过程高度强调“艺”的充分呈现，并高度关注参观者的观展体验，对书法本体的重视程度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是得到了强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体验和撰稿过程，促使更多书家走出相对狭窄的书斋与展厅，更主动地向历史和生活敞开。

　　历史增强文化底蕴，生活提供精神源泉。当代书法如何才能更好地反映时代、反映生活，抄录古诗文的书法作品显然很难达到这个效果。近年来，中国书协提倡的自撰文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主题性创作中的自撰文的成功实践无疑成为一个亮点。“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完成了书法创作与时代文本的对接；“伟业”大展完善了一条从文本到笔墨的完整书法创作链；“征程”大展从创作到展览达到了古典意味与时代精神的完美契合。主题性创作和展览对自撰文质量的更高要求，无疑将进一步促进书家对文化素养的关注和提升。

　　书法家王金泉在“征程”大展中被命题以自撰诗文的形式创作书法作品，内容为“打造乡村振兴‘小岗样板’”，命题撰文和实地感受的要求对作者来说是一种新奇的创作模式，他将乡村振兴这一体现时代风貌的命题熔炼为格律诗并书后记，在书法创作阶段也考虑到基于内容的风格表现。这一创作经历让王金泉认识到，诗文撰写仍是当前书坛的短板，需要书家积极去面对、去正视。诗书双修，应该作为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课题去研究和倡导。

　　在主题性创作中，白话文的创作实践不仅对作者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对于欣赏者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以白话文为文本所呈现的书法作品，其艺术水准并不亚于长久以来古诗文的书写，反而更有亲切感和时代特征。面对主题性展览时，白话文有着难以替代的表现因素和传播力度，然而，白话文的创作也不能局限于朴素的常用语言，而是文本能够体现人的意志、时代的象征，有着振奋精神、传递中国故事的积极作用。对此，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亚辉提出了白线点要求，即突出思想性和纪实性、投入真实情感、增强叙事能力、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及话语蕴藉性。以文章承载思想，体现叙事，以文字表现信仰、胸襟、情怀，将先烈事迹、时代楷模、先进人物的形象以多样的叙事手段加以呈现，传递感动，传递真情。结合多年的创作实践，书法家韦斯琴谈到，长篇白话文的书法创作，选用小楷、小行书、草书更加合适，若是篆隶书则不易识读，阅读体验不佳，也会影响整体美感。

　　中国书协在提出“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的十六字方针之后的历届展览，都要求作者在书写文本上要有权威性、准确性，文字审读专家团的介入，使得作者对参展作品的文本在版本的选择上有了新一轮的重视。但仍有不少作者对于版本存在一些误区，如对古籍影印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所有书籍以及名人点校本的完全信服，对此，有专家指出，古籍在传抄、刊刻的过程中会发生不可避免的讹误，而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也未必就是正确可靠的，建议诗词文本来源应以最新整理本或校勘本为依据。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刘元堂还建议：“书家使用古籍资料时，需要掌握一些目录学、版本学的知识，再对不同版本进行考量和选择。一般来说，以官刻本、初印本为第一选择，较少的偏向私刻本、后印本；在抄写时，可以将版本信息录于款识处，可以有效地避免因版本而产生的如避讳字一类的问题。”这种对版本认知的渐进过程和书写文本版本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书法作者从书写层面到文化层面上的转变。

　　主题性创作丰富了书法展览的内涵，形成了书法艺术表达方式与社会功能相结合、文本呈现形式与时代表达内涵相融合、书家主题性创作与社会生活相贴合、推出精品力作与展陈中国风格相契合的主题性大展的策展模式。“四个贴合”的最终目的是为时代而书，为人民而写，而专业性则是表达人民性、时代性的保障，充满活力的主题性创作呼唤学术观照的支撑，以更好地融会贯通创作实践、学术研究与艺术批评，在历史坐标中找准方位，推动当代书法事业不断攀登新高峰。

　　充分挖掘利用传统经典，实现书法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这是当代书法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书法在建设文化强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在这一个宏大的体系中，展览机制的改革升级是一个长期的、重要的板块。

　　“主题性展览”是一个影响面很大的社会文化活动，“四个贴合”是它的主要要求，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更加宏大的立场理解它。因此，主题并不仅仅是性主题，它还可以涉及历史、文化、科技、教育等等，是能够反映时代与社会、国家与人民，能够唤起更多时代共鸣，并且具有延伸社会效应的议题。主题性展览以丰富的内涵与高度调动主题性创作模式的展开。主题性创作是为展览服务的，也是主题性展览的“人民性、时代性、专业性”之于艺术创作的一种映现。

　　从策展的维度来看，主题性应该是具有宏大社会文化价值的议题，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参与感、体验感较强。能够引领科学的书法创作理念，带动广大书法工作者突破书斋自适，建构多元的创作模式。

　　从作者的维度来看，主题性创作要求全方位的参与，不再局限于笔墨单一的层面。这种参与实际上给作者的综合创作空间很大，可以根据自己对主题内涵的理解调整、拓展创作思路，进而检验自己的创作成果。逐渐向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墨同辉的目标迈进，在创作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的结合，这更符合自古以来书法所承载的人文精神。

　　从观众的维度来看，可以拓展一种以书法为媒介，阅读时代、感悟历史文化的方式，在此过程中获得艺术的濡染。从接受学的意义上说，主题性展览可以让观众看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转化；是在公共美育倡导雅正书风审美导向，推进书法融入时代、融入生活的重要途径。毕竟，彰显书法艺术的人文价值才是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深入传统不能忽略的核心特质。

　　从文化传播的维度来看，主题性创作推广的是更加宏大的书法理念，是在时代观照下展开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与转化。于此，我们应该阐释好“专业性”的意义，它并非一味以专业的标准和要求抬高所谓的专业门槛，而使书法成为这个时代人民群众因专业性太强望而却步的高冷艺术；他应该更多地指向利用专业资源、体系、标准、能力去在更加宏阔的范围推广书法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义，让书法不断在人民与时代之中获得创新发展的动力。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主题性创作的带动效应和主题性展览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规避“泛主题化”的现象。因为并非所有的议题都可以成为主题，也并不是就某个议题进行艺术创作就是主题性创作。我们要规避主题与专题的混淆不清。一般意义上说，专题的重心是“专”，以专门、精深为标签，涵盖面不宽。专题展览与主题性展览从规模、理念、体系、参与面、社会文化影响力等方面是不在一个层面的。然而，有一点是要明确的，主题与专题虽然差异很大，但并非对立的逻辑关系。主题性展览往往是由多个有着紧密逻辑关系的专题辐辏而成，主题中有专题的支撑，专题中则渗透着主题性的内涵。

　　应该说，主题性创作的探索已经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可以预见的是，它仍然会在未来的展览体系和创作模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我们向“艺文兼备”努力的重要途径，是突显“人民性、时代性、专业性”的重要平台。倡导“主题性创作”的主要目的正是引导广大书家能够在未来的创作中，自觉地体会时代与自我的互动关系，再以独创性的文本与笔墨表达出来。

　　在近年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固有书法创作模式的弊端、时代转化过程中的诸多细节问题、传统经典书风的转化问题等；同时也看到了人民群众对书法渐趋高涨的热情、广大作者提升综合修养的潜质和愿望、艺术科技介入对书法视觉呈现的提升、对传统经典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成功创意等等，这些都会成为下一步主题性创作、主题性展览继续深化完善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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