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特性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兼容并蓄性等特点，中华文化“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品质不仅孕育出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大一统”价值观，而且形成中华民族和谐包容、文明互鉴、和平发展的历史传统。团结统一的“大一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在当代表现为把多元的民族和文化凝聚成一种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沈桂萍，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民族与宗教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与宗教研究。

　　学界对文化的定义有几十种，但无论哪种定义，文化都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个范畴方面，在结构上有表层、中层和核心三个层次。文化的表层结构是民俗(包括居住、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礼仪节庆等)，文化的中层是语言文字以及以此为载体记录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典章制度等，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也就是引导人们行为和思想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渗透在文化机体的各个方面，是民族文化之魂，统摄和规范民族文化形式和发展方向。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各种文化类型的认知，主要基于对一定范围的文化形态在以上三个层面上的共同表现为依据。据此，我们知道，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延续5000年而未中断，无论在范围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一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文化基因。中华文化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内聚力，是由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兼容并蓄特质所决定的。

　　公元前2600年左右，中国历史进入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先后提出了“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德服人”、“厚德载物”、“以理服人”、“有教无类”重在教化等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核心是“礼”、“仁”，“礼”即建构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秩序和社会规范制度，“仁者，爱人也”，这是一种“以德治国”的方略，不仅影响了历代统治者，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了中国人谦恭的性格，“有礼貌”、“讲道理”、“以理服人”是中国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主要方式。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和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一种智慧，一种人文关怀，一种道德诉求，一种理想境界。这些思想价值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各种不同文化深广的包容性，奠定了中华文化包容性的特质，这种包容性既是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包容，也是对不同思想主张的接纳，是承认差异，包容多样，这是和谐共处的文化，不是文明冲突的文化。

　　这些思想观念、政策取向和制度构建，通过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等“一统天下”的文化整合，通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两汉隋唐以后中华大地上历代中原王朝和边疆地方政权不遗余力的共同推动，逐步凝练成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并依此引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促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文化强调“礼”和“理”，这种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一种强调自觉自律的人文精神，这和西方文化有差别，西方文化比较强调外力，他们信仰上帝和法律。中国人强调明理(礼)，对不同文化采取尊敬的态度，在此基础上通过讲道理，确定不同文化群体的共识，这就避免了冲突和战争。

　　“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为两类原因而打:一是为了意识形态，例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西式的强势推进、文明的冲突等；二是为了资源，例如西方大国在传统工业化时期对殖民地、能源、战略运输通道、规则制订权的争夺。”［1］然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边疆地方政权，绝少主动挑起过大规模对外战争。“几千年来，认同中华文明滋养的历代政权信奉道义、怀柔远人、天下归心，无称霸、无扩张、无殖民、无掠夺、无弱肉强食的炮舰政策，无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在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中华文明坚持‘礼’的制度与‘道义’话语权。一方面建构‘朝贡’体系，主要是礼仪性与名义上的朝贡。另一方面，始终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和谐共生’等观念”［2］。这种包容性，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内聚力。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孕育出中华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征。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中华文化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而且表现在中华各民族文化在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互相交融同繁荣发展，逐渐熔铸成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古代民族走上中国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演变成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56个民族。古往今来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字、灿烂辉煌的科学技术、闻名遐迩的中华医学、深邃久远的思想宝库等中华优秀文化成果。

　　我国有80多种语言，20多种文字，用各种语言文字传唱、书写的古典诗歌、戏剧、小说反映了中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相互交流交融的历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种植水稻的国家；中华各族儿女建造了故宫、长城、布达拉宫等辉煌的历史建筑；各民族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中华传统中医、藏医、蒙医、维吾尔医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等，特别是古代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深邃而影响久远。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它作为记录、保存、传播思想文化的工具，对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数民族中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等20多个民族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字。其中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字，是世界上仅存的人能使用的图画象形文字，是民族文字的“活化石”，被视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用各种文字创作的作品，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汉族的《论语》、《史记》等思想学术著作，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剧中的许多名作，堪称经典。众多少数民族也奉献了传世名作。如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世界上最长的藏族说唱体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三大历史名著《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苗族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创作史诗《盘古歌》；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彝族家喻户晓的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等等，不胜枚举。像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阿凡提》的主人公阿凡提大叔，机智幽默，伸张正义，受到了全国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喜爱。

　　在科技方面，中原地区的造纸、酿酒、制陶、纺织等生产技术传入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边疆地区名目繁多的农作物品种，如高粱、玉米、花生、芝麻、葱、蒜、西红柿、胡萝卜、葡萄、西瓜以及核桃、胡椒、石榴等先后传入中原地区，大大丰富了中原地区的农作物品种，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各民族，除为国家提供大批优良战马、为中原地区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提供役畜和耕畜外，还为内地运送了大量的肉食、皮毛和其他畜产品。

　　在天文历法方面，除汉族的农历之外，少数民族也曾使用过多种历法。如藏历、傣历、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使用的回历等等，都各具特色。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是人类最古老的历法之一，为揭示人类历法起源的奥秘提供了宝贵的佐证。

　　总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数千年来我国各民族及其先民交流学习、彼此吸收借鉴、共同发展进步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各族人民，无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风俗异同、经济文化水平发展高低，在文化、科技、建筑、医药、艺术、体育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造和优良的成果，都为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中华文化的“礼”、“理”文化必然孕育出“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特质，中华文明重“仁者爱人”、互惠互助、四海一家等等观念，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同时，“礼”、“理”文化倡导相互学习、借鉴吸收，具有兼容并蓄性。古往今来，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互鉴的进程从未间断。“在古代，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四大发明传入阿拉伯国家，并由阿拉伯人带入欧洲，阿拉伯医学、天文、数学、建筑等方面的文明成果传入中土，极大丰富了中国社会文化形态。”［3］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三次重大的思想交融:一是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华文明接纳吸收，最后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明伦理体系；二是伊斯兰教自唐代、宗教在明末大规模传入后与中华文化的碰撞、磨合、相融，最后成为中国化宗教；三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重大冲击和挑战，中华民族积极探索各种道路，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直接推动了中华文明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

　　对我国文化影响至巨的佛教发源于印度，东汉末期传入中国后历经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不仅产生了富有文趣和哲理的禅宗，同时也融入了艺术，表现在许多精美绝伦的雕塑和壁画等方面。至于佛教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更是俯首可拾。

　　尽管原始佛教强调出世，但佛教在中国发展中逐渐改变出世特征，着力强调忠孝功能。比如，从东晋末年开始，佛教明确要求在家的佛必须优先服从国家法律、道德规范。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对出家与在家不同信仰方式的规定，强调在家信徒首先是要“敬君而奉亲”。大乘佛教正是通过大力宣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济世度人而受到中国民众普遍欢迎，最具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更是汲取儒家的心性说和道教的自然说而实现佛教的化转型，直称心即佛，而中国近现代佛教界仁人志士更是把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入世情怀发展到极致。

　　“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吸纳佛教禅宗的心性论和儒家伦理性命的观点，使道教完成了由外丹术向内丹术的转变。道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则把三教合一作为创教的明确宗旨，故而在全真教中道、佛、儒三教教主受到并列推崇。而三教的重要经典《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一同被列为全线］

　　伊斯兰教在中国经过1300多年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历程，更是文明互鉴、兼容并蓄的典范。伊斯兰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比较，最大特点是性。“自伊斯兰教创立开始，宗教与之间就几乎没有界限，宗教社团就是国家，宗教领袖就是国家统治者，宗教经典就是国家法律。”［5］伊斯兰教教义认为，世间一切权力都属于真主以及服从真主，服从真主使者穆罕默德，以及服从穆斯林中具有权威的人。进入中国后，伊斯兰教选择了生活的、民俗和文化的宗教发展战略。由于穆斯林散居全国，未能构成一种力量，也没有谋求从上发展，而是选择依附和顺从政权。中国伊斯兰教义中教诲每个穆斯林要“顺主、尊圣、服从执政者”，这种“变通”还体现在各地的清真寺建设，通常都把皇帝的“圣谕”刻在寺碑上，以示“感戴皇恩”。“忠君爱国”逐渐发展成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传统。特别是明末清初，一批中国穆斯林以儒释道，以儒家的、宋明理学的术语、概念表达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完成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也就是中华文化化，使得中国伊斯兰教以忠主忠君适应需要，以儒伊合流适应主流文化，以随顺传统习俗适应社会生活。

　　从外来宗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本土宗教与儒家文化融合的历史，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文化因“博采众长”而在内容上显示出“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多元并存、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过程。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也促成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

　　中华文化不仅在自身形态上呈现出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特质，而且各种文化元素在社会功能上相互配合，各得其所。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儒治国(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功能虽然各有其道，但共同目标却都是教人为善，比如从原始佛教一直到现在，都流传这四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详细说来，儒、道、佛分别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身心关系上承担了各自的协调作用。中华文化“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品质还促成各宗教从属世俗政权，认同皇权，维护皇权的政教关系，以及各宗教之间平等尊重、和睦共处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兼容并蓄，还形成了中国宗教政主教从、多元通和的历史传统，这一历史传统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今天升华成我国宗教文化中相互包容、注重道德、爱国爱教等价值取向，还是中国社会各宗教和睦相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价值准则，更对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和睦共存提供了借鉴。中国人的宗教精神是人本理性、入世崇德，这种精神既汲取各类宗教文化的精华，又超越了各种宗教文化的羁绊，这是中华民族给世界人类文明贡献的宝贵精神财富。

　　价值观是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中华各族儿女在创造灿烂辉煌中华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形成团结统一、和谐包容、多元互鉴等重要价值观和道德取向。这些优秀传统价值是几千年来滋养中华各民族儿女的宝贵精神食粮，在新的形势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赋予中华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任务。

　　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性，孕育出中华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一统”意识。早在先秦时代，华夷五方之民共称天下的观念和天下大一统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历久弥坚。秦汉开创支配中国两千余年的大一统的格局后，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统一成为中华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团结统一的“大一统”价值观也成为中华各民族的最高追求，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灵归宿，成为引领、统摄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在当代，团结统一集中表现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华优秀传统价值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今天，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思想道德，让它们焕发出时代价值，使得中华优秀传统价值成为引导我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向善的重要思想源泉。尤其是要以团结统一的价值引领各民族同胞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大家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包容，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质，使得重信守诺、和谐包容成为中华各民族都崇尚的传统美德。各民族传统道德中都有诚实守信、谦虚礼让、和谐包容等内容。蒙古族谚语有“马可以下，言不可食”，“为人忠厚，人才可以取信于人”；维吾尔族古籍《福乐智慧》劝告人们要善待各种各样的人，壮族主张“邻里是兄弟，相敬又相让”的和谐理念，汉族等民族传统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

　　在少数民族传统美德中还有许多强调崇尚自然、热爱生活、勤劳智慧、各族相亲、热情好客、守望相助、讲求道义等内容，都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质，在当代还表现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学习、相互欣赏、相互借鉴，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共享共学的时代文化。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各民族共传中华文化。正如一个音符无法表达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多彩画卷，中华各民族文化正是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在借鉴中实现创新性发展。也正是有了这些文化共享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才焕发出深沉的休戚与共情怀、坚韧的守望相助意识，昂扬的同心共济精神，让每一个民族优秀文化成为所有民族所共有、共赏、共享、共传的文化，历久弥新。

　　相较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具有强大生机的古老文明，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华文化也是善于借鉴吸收的文化。2015年10月，习总在伦敦金融城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家园中，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文化发展融合的历史，在全球化时代，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基调；加强协作、增进共识，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主题。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又是在长期的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借鉴而发展的。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应继续发掘中华文明特性、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结合，探究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共通性，为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探索出更有效的路径和方案。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的交流精神，文明的花朵才能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1］［2］潘岳．中华文明要为建构人类共同价值提供重要支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网站2016年12月15日。

　　［5］韩星．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见张风雷主编:《宗教研究》，第198－21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