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文化强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以专门一个部分阐释“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今后文化发展谋篇布局、擘画蓝图。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即将开启新征程。为此，本刊特邀请四位专家，深入解读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认为，“这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历史和现实、着眼全局和长远作出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推进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坚定文化自信，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增强了文化底蕴和价值底气。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韩子勇说，《建议》明确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吹响了增强“四个自信”、凝聚人心力量、继续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昂首进发的冲锋号。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十三五”期间，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过去几年中，习总赴地方调研考察时，都高度重视当地的文化建设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习总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韩子勇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文化凝心聚力、以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需要中华文化的当代创造。党的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有了崭新格局和气象：《湄公河行动》《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等口碑和票房俱佳的影视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现；京剧名家张火丁走进纽约林肯中心，成功演出全本京剧《白蛇传》《锁麟囊》；上海昆剧团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首次完整搬上舞台并开启世界巡演，所到之处盛况空前；莫言、曹文轩、刘慈欣等一批中国作家，站到了世界最高领奖台上……

　　“但要看到，我们的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没有彻底改变，出精品、攀高峰，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韩子勇表示，“可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十四五’期间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全面部署。文化艺术界要加强对精品创作的组织策划，集中优势资源和精英团队合力攻坚。”

　　韩子勇认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自觉站在时代高处，积极投身现实、烛照现实，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提炼主题，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韩子勇指出，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

　　“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越要加强文化建设，为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韩子勇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建立健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让更多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扛鼎之作，在中国文化的广阔星空中绽放光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在完成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对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预判与愿景，是一项承前启后的部署。”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说。

　　社会文明程度是社会进步发展的表征，也是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潘鲁生认为，“‘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民族创新创造力等一系列举措和需要的概括与呼应。这对于指导我们从更高层次认识各项文化事业和基层工作，从更长久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创作、科研等各领域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从更核心的价值层面把握科学、艺术等各方面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潘鲁生谈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上看，“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新的发展条件下民族的创新性、创造性发展，从而实现历史、当下以及未来贯通式的复兴。从文明转型变迁的意义上看，“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关注和研究社会发展的文化变迁、需求和规律，从文明高度和视野求解文化命题。比如，在乡村要传承和发展好优秀的乡土文化传统，使人民群众物质上富裕、精神上富足；在家庭、在社区，要以民间文艺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一件尽精微而至广大的事业，既见于生活细节，又化于无形的意识形态，能够成为提升发展的持续动力。”潘鲁生说，落实《建议》关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述，我们需要实现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成果或量化的指标，更是一种深入、持久的提升和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教育、文艺创作、宣传、公共文化等方面齐发力，使全社会各方面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行稳致远。

　　潘鲁生建议，第一是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第二是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文明创建工程，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第三是加强行为规则、公约性的道德建设，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使公约守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第四是要加强网络文明、网络伦理建设，完善网络社会信用体系，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网络秩序。

　　潘鲁生说：“‘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从我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作出的目标指向，将直接指导我们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等各方面发展，不断提高教育水平、国民素质与公共文化服务等文化事业发展水平，从而全面提升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并指出，“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江红表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即将完成，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事业部门所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多样态的公共文化需求，重点要从两方面入手。”刘江红介绍，一是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精准度。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显，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服务内容与人民群众的喜好不匹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就要从增强适应性和灵活度上下功夫，在兜底式的基本服务基础上转变为根据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场景提供群众丰富多样、喜闻乐见的产品和服务。

　　“二是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覆盖全面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但还需要深度整合现有的基础设施，加快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进程，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从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最大化。”刘江红说。

　　文化繁荣，才能惠民乐民。“十三五”期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投入不断增长，公共文化服务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博物馆5535家、美术馆559个、公共图书馆3196个；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资金225亿元；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实施……

　　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工作仍存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平衡的问题。为此，《建议》明确指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刘江红表示，越来越多的城市正积极将文化建设作为引领区域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支撑。很多地方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作为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引进专业机构运营全区各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和部分社区文化室，从而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

　　“要变单纯依靠政府投入的‘单向输血’为多方参与、共建共赢的‘良性循环’。”刘江红说，形成投入主体多元、服务主体多元、管理主体多元的发展格局，有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效能和质量水平。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文化企业主动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比如，北京很多文化产业园区，已经实现园区、社区联通，在园区内设置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满足周边居民的文化需求，实现‘微循环’。”刘江红说，“只有紧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形式，提高文化供给的质量，才能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文化产业已成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这样认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数字文化产业一直是近些年文化产业中一个亮点，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王学斌认为，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关键在创新。在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延伸文化产业链的同时，要集聚大量创新人才，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文化产业不仅应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也应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型人才蓄水池。

　　2020年4月，故宫博物院在600岁的紫禁城里进行2020年的首次网上直播。此外，莫高窟推出“云旅游”，优秀的传统文化突破了地域的障碍，文物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活”了起来。

　　“传统的文化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解决我国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同时能够对大众科普起到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还可以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与素养。”王学斌说。

　　“随着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才能持续输出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也是值得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王学斌强调，文化供给不能有“数量”少“质量”，更重要的是多出精品。

　　“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王学斌指出，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要做到双重属性的统一，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须处理好三对关系：

　　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文化产业具有市场属性和产业属性，但更要发挥其启迪思想、温润心灵、引领社会风尚、成风化人的作用。如果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即使取得了一时的市场效益，但做不到可持续性发展，最终也会影响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处理好实和虚的关系。目前，不可否认文化产业存量中有一定的“泡沫”成分，扭曲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利于文化市场的长远发展。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端正思路、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以一种更加务实、理智的姿态上路，这样才能让文化产业走得更快、更稳。

　　处理好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同一致发展，一方面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能培育人民群众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潜力，从而反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发展完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是大势所趋。”王学斌表示，“要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同时，更好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最终以文化的繁荣兴盛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