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案例｜从“文化炎荒”到文旅胜地新加坡是如何通过“系统性”来塑造文化软实力的？

　　无文化，不城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标配，更成为决定着城市竞争力的关键要素。那么文化究竟是怎样转为城市竞争力的呢？“系统性”很重要。

　　说到“系统性”，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欧洲“文化之都”（至2021年，已有39座城市当选）的构建。参加评选的各城市，会在4年的筹备期内，从内容到形式，从软件到硬件，从一个领域到多个领域，将城市文化多样性、文化传播、城市再生、文化形象、文化活力、文化产业等元素融入其中，构建出一整套推进城市文化度发展（评选）的系统。

　　雅典、佛罗伦萨、马赛、卢森堡、布鲁塞尔等城市均被评选为文化之都。相对于这些历史悠久，拥有众多遗迹的“古城”，新加坡的听过系统性构建实现的文化崛起对于许多几乎没有文化基础的城市来说，大有可鉴之处。

　　徐悲鸿先生一生七次到访过新加坡，在1925年游历新加坡后，他感叹到：“南洋地区虽非沙漠，但也可以说是炎荒，哪里有什么艺术？”除了徐悲鸿，还有在新加坡创作过诸多画作的司徒乔，在其履历中,将其在新加坡的经历一笔带过，避而不谈。

　　“文化炎荒”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新加坡“自由贸易港”的属性，吸引大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涌入，这使得新加坡文化形成“多而不专，杂而不特”的特点。更为关键的是，大量移民来此，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文化不是必需品。

　　到1957年，新加坡人口增长率达4.4%，己是世界“第一”。但同时，人口的激增，给新加坡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954年至1959年，城市大型次数从8次增加到40次，失业率从4.9%增加到13.2%，25%的人处在贫困之中，文化在人们需求列表中处于“末位”。

　　随着欧美制造业大转移时代来临，新加坡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家具制造、机械组装、日用品生产等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到196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达7%，失业率降至3.6%。

　　1968年至1979年间，新加坡又开始转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电子制造业等，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新加坡出口贸易额从30亿新元（1965年）增加至309.4亿新元（1979年），市民收入大幅增长，休闲消费需求开始发展。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陷入经济滞胀，新加坡出口贸易遭遇危机，到1985年，GDP出现-1.4%的负增长。新加坡不得不再次转型，发展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力引进“外部”的化工、精密仪器等资源。

　　然而，来到新加坡的跨国公司们，却将新加坡定义为一座“无趣”的城市，当时众多国际旅游杂志对新加坡的评论则是“缺乏历史与文化”。这等于，对准备来到这里的企业、技术人员、工程师们，设置了“劝退”门槛。

　　1989年，新加坡时任总理吴作栋提出：“我们在经济和国家发展上已到了应该投入更大的关注和资源在新加坡的文化和艺术的阶段。文化和艺术会增加一个国家的活力和提升生活的素质。”同年，《国家艺术发展报告书》发布，报告提出应大力发展艺术与文化领域，并将文化艺术提升到攸关新加坡国际竞争力的层级。

　　新加坡开始了文化1.0时期的建设，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各类文化“硬件”建设阶段。1990年代，国家历史博物馆、新加坡美术馆等26个文化场所相继建成，要知道这个数字在1980年代只有2所。那么，新加坡是什么时间，进入城市文化系统性阶段的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新加坡再次陷入经济衰退。到1998年，有2.5万家企业倒闭，经济增长率降为0.1%。

　　同年，新加坡开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进军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领域，这也意味着新加坡要从之前的追随者，转向引领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加坡要与全球其他同等需求的城市，展开科技企业、科技人才的争夺战。

　　为了打造竞争优势，新加坡首先要解决城市文化竞争力问题。《文化复兴城市》战略随之颁布，文化发展重点从打造“硬件”转向开发“软件”。先后推出《文艺复兴城市2.0》（培养创意人才与观众）、《设计新加坡》（设计促进创新与经济）、《媒体21》（新加坡作为国际化的媒体中心）、《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等等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

　　这些战略并不是各自为战，而是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促进城市、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促进城市的知识经济发展。下文，我们将通过需求端、供给端、文旅融合三个维度，剖析新加坡城市文化的系统性，是如何有效运作，落地实施。

　　需要说明的是，新加坡从局部到系统性推动文化发展已进行了20余年，很多方面现在来看已是稀松平常，作为文化系统的“子命令”，我们尝试还原他们对“整体”的促进作用。

　　前文我们提到，新加坡在1990年代，集中建设了20多个文化场所，但在大众新鲜感过去后，文化场所普遍“遇冷”。毕竟，此时的新加坡，还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过渡期，文化作为“刚需”的市民还是少数。没有大众支撑的文化市场，是不可能做大做强，形成吸引力的。于是，新加坡把“让文化回归大众”作为培育需求端的重点。

　　在文化空间塑造方面，新加坡改变以往策略变为“抓小放大”，也就是加强对小型文化场所的投入建设。结合市民经常光顾的图书馆、商场、公共空间等场所，发展出17个文化节点，构建出覆盖市区的文化体验网络。

　　例如，12万㎡的淡滨尼天地（商业综合体），不仅配置了1.26万㎡的图书馆；还以“甘榜精神”为主题，与国家文物局、淡马锡理工学院等机构联合打造的文化遗产展览空间；淡滨尼的艺术剧场还会扶持各类本土艺术团体来此演出。

　　新加坡从环境入手，打造城市雕塑网络，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审美。早在1991年，新加坡就制定了《公共雕塑总体规划》，希望通过环境培育公众对艺术的认知与欣赏能力。该规划规定在商业中心、博物馆、历史保留区，重点安置公共雕塑。

　　2002年，《公共雕塑总体规划》再次升级，通过在乌节路、新加坡河、中央商业区、滨海水景走廊等更为具体的区域，线性地安装新公共雕塑，形成艺术网络。例如，新加坡河作为城市的母亲河，其河畔的一系列雕塑，既是连续的历史叙事节点，又是独立作品，它们共同展现了城市的变迁历史，强化市民的共同记忆。

　　当然，艺术网络的构建只依赖政府推动是难以为继的。于是，“艺术激励计划”作为配套政策，通过部分免税、税收减免等奖励措施，鼓励企业或私人捐赠公共艺术品；艺术网络沿线的项目开发，更有意愿拿出一定资金，用于公共艺术性开支、艺术环境维护，保持了艺术网络的可持续性。

　　对于艺术作品的甄选，新加坡走的是“国际化路线多组的公共雕塑中，很多来自国际雕塑大师，如萨尔瓦多·达利、亨利·摩尔、费尔南多·布特罗、罗伯特·印第安那、罗伊·里奇滕斯坦等。不仅打开了市民的艺术视野，也成为吸引国际游客的一大资源。

　　在每次引入这些大师级的雕塑时，新加坡也非常注重这些作品的国际化营销效果。例如，英国雕塑家马克·奎恩的作品“星球”（Planet）亮相新加坡，新加坡与BBC、《英国卫报》、《赫芬顿邮报》、亚洲新闻台等全球众多媒体合作，发表20篇报道，使该作品迅速走红全球。

　　网络化的公共文化艺术空间有了，下面就看新加坡在文化上的内容运营。当然，低票价策略可以有效吸引大众参与到文化活动当中，如很多专业剧场的10元学生券，还有面向大众的15-80元之间低票价。

　　不过，能让大众养成文化消费习惯的除了低票价，更取决于文化“内容”能否长期吸引他们。因此，新加坡会举办多元的城市文化活动，吸引不同喜好的民众参与，如艺术周、妆艺大、Ultra音乐节、仲夏夜空、户外热舞节等等。

　　更为重要的，对一些原本“高端”的文化活动进行“降维”，吸引大众参与。最为典型的就是新加坡国际艺术节。该艺术节最早（1977年）由新加坡教育部下属青年音乐师协会发起，自1980年由政府接手，成为由官方举办的国际性艺术节。2012年，由官方与维多利亚音乐厅、古德曼艺术中心、阿里瓦尔艺术中心等众多文化场所组成的非营利组织艺术之家（AHL），接手该艺术节，负责管理运营。

　　艺术之家，最为重要的调整是将原本聚焦于音乐、戏剧的“小众”艺术节，拓展到舞蹈、视觉艺术、文化展览等领域，扩大受众群体。自2015年开始，艺术节正式开始前，还会举办名为 O.P.E.N（意为开放、参与、充实、交流）为期三个月的创意预展，进一步拓展到公开表演、电影、展览、演讲、科技等领域。这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大众可以从多个方面理解艺术，另一方面是吸引更多元，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的参与。

　　这些“降维”并不意味着文化品质降低。艺术之家接手后，修改了之前由文化名人担当艺术节总监的“传统”，改由专业的戏剧、文化活动类的“专业人士”担任艺术总监，如王景生、吴青丽等等，降维不降质。

　　在市民的文化培育方面，新加坡以社区为单位，推动市民的文化生活日常化。例如通过Arts for All计划，艺术家以及企业进入社区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使文化到达不同的社会阶层。青少年作为重点“孵化对象”，从学校到社区，会通过选修课程、社区实践等增加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如艺术选择计划（AEP，为期4年）增强学生对于艺术和新媒体形式的认识，培养分析思维和创造力。

　　此外，2018推出的“艺术培育奖”，是针对低收入家庭学生，在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展开的艺术增益课程，目标是确保艺术教育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保持开放。至此，从文化网络化到文化大众化，再到文化进社区，新加坡完成了全民文化“需求端”的构建。另一方面，从人才到内容的文化“供给端”建设也在同步进行。

　　在文化供给端，新加坡在培育文化人才和培育文化机构2个方面着重发力。尽管这2点里面的很多方式如今我们习以为常，但从系统性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再简要重复一次。

　　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由一个充足的人才库作为支撑，新加坡从人才培育、人才发掘、能力强化方面入手，提升人才职业发展的质量。

　　人才培育，不仅是指相关院校的学生，培养他们的老师更是重中之重。教师的再培训计划，由NIE国际（教育商业咨询机构）与新加坡国家艺术委员会，共同制定推进，旨在提高教师对新知识的获取与理解，以及教学中的新技巧普及。

　　在提升人才国际化视野与创新方面，新加坡与伦敦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等院校合作，联合设立“艺术、设计和媒体”课程以及媒体实验室，保障新加坡的艺术水平能够达到国际水准。

　　此外，针对优秀的艺术学科学生，设立NAC艺术奖学金，鼓励他们去海外游学。当然，获得者必须在毕业后，履行在新加坡艺术领域从业一段时间（1-2年）的承诺。

　　在挖掘人才方面，主要通过较为常见的文化艺术赛事和高等艺术院校选拔的方式。稍有不同的是，在高校挖掘人才方面，依然强调“特长班”。如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NAFA）的青年才俊学院，就针对各类有天赋的青少年，进行专项课程的特别培训。

　　为促行业从业者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新加坡通过培训补助、助学金等手段，结合大师班、导师课程等培训，聘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作为导师，促进行业与国际发展同步，保持文化艺术的创新能力。

　　文化的繁荣，需要文化企业们的推动，只有文化企业的兴盛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才能搭建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链。为了服务好文化企业发展，新加坡在发展扶持、产业生态构建、“走出国门”三个方面下足功夫。

　　为解决初创文化企业、艺术家工作室“收入不稳定”起步难的问题，新加坡启动“艺术房屋计划”，将空置的公共建筑以低廉价格出租给他们，租户只需支付给土地管理局10%的租金，其余90％的租金由政府补贴。加入该计划的建筑有废仓库，旧店铺，这些空间不仅被盘活，还成为文化产业聚集区。

　　目前已经形成，滑铁卢街、唐人街、小印度三个艺术聚集区，还吸引60多个文化团体入驻，如行动剧场、新加坡中国书法协会、聚舞坊、青年音乐家协会、Objectifs视觉艺术中心等等。除了租金政策，新加坡还通过多形式补充艺术发展资金，解决文化团体发展中常见的资金困难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依赖政策的扶持，还是要围绕需求端，形成极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生态，在产业链、资源配置、税收监管方面形成联动。其中，版权保护是构建整个文化产业生态的基底。比如，新加坡新的《版权法》经过多轮调整，越来越倾向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受委托创作者将默认为第一版权所有者（除非他们与委托方的合同另有规定）。

　　当然，也不能因版权的保护过度，导致活力丧失，因此新的调整中，加入了权利例外——“允许使用”，确保版权作品可供公众合理使用，造福社会，无需征求版权所有者同意（同时适用研究、创新型的数据领域）。

　　新加坡将自身定位为亚洲文化艺术通向世界的窗口，积极促进新文化产业走出去。这不仅包括加入国际表演协会、国际艺术理事会及文化机构联合会等各种国际艺术组织，参与各类文化活动；还有“新加坡艺术季”的形式，将自己的文化接入全球。

　　到这里，我们看到由移民组成的新加坡，在没有任何文化优势的境况下，通过培育文化需求、提升文化供给组成的“系统性”，实现城市文化的振兴。

　　但是，振兴并不意味着文化能形成影响力，也不能说明文化就一定能成为新加坡的竞争力，更不能保证文化能成为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抢人、留人的利器，新加坡文化的振兴，只能说完成了“补短板”工作。新加坡将文旅融合作为切入点，开始创造有影响力的国际文化品牌。

　　新加坡建国短短几十年，并没有多少文化遗迹和旅游资源，所以，新加坡需要通过多元文化、文化创意与旅游结合，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城市特色文化。

　　新加坡文化多元性，在空间上体现为早期移民建造的各色住宅和宗教建筑，很多建筑随着时间流逝已是破败不堪。新加坡通过城市更新，强化这些“文化建筑”特色，使它们成为文化旅游资源。以店屋（常见于我国华南地区及香港地区的风土建筑，多为两至三层高，一楼作店铺使用，二三楼为民居，店铺前常设有骑楼。）的更新改造为例，我们一起看看，文化与旅游是如何在更新中结合的。

　　“下店上住”的店屋在新加坡落地时，由于当时的税收及结构规范限制，建筑变得更为狭长，而骑楼只有1.5米宽，算是与我国华南地区的店屋，有了一点差异。但这样的建筑风貌，在东南亚地区比比皆是，很难能成为独特的旅游资源。

　　一是“刷漆”。街道两侧的店屋被涂成或靛青、或粉、或黄、或纯白，格外吸引眼球，成为旅游打卡的“常客”。此外，这种行之有效手法也应用大型历史建筑改造中，例如新闻及艺术部大厦，该建筑改造在保留古典建筑风格同时，将其927扇窗户涂成了红黄蓝绿紫5种色彩，成为造访新加坡必到的景点之一。

　　二是强化建筑上的文化符号。店屋二楼门窗通常刻有龙、凤、麒麟、狮子等文化符号，他们被着重描画，辅以不同的色彩进行强化，加强建筑的文化感。

　　三是强化休闲属性。结合店屋的骑楼空间特点，在新加坡沿岸打造出“一道三廊”的结构（水道、餐饮廊、步行廊、商业廊），成为城市的滨水休闲带。结合河岸众多的小贩船（渔船改造的游览及餐饮船）码头，也促使新加坡河成为旅游磁极。

　　这些改造探索，为此后的城市更新与文旅的融合，提供了很多经验。例如克拉码头改造，在保留老建筑，强化文化特点，置入餐馆、酒吧、娱乐等休闲功能基础上，还融入科技感的设计，通过科技感十足的屋顶结构设计，将原来的工厂、仓库和商店串联在一起，成为全天候的休闲旅游中心。

　　面向游客的文化传播，不能只依赖文化空间的“网红化”，还要依靠空间内常来常新的文化活动。从形式到内容的配合，才行形成可持续的旅游吸引力，增加文化消费深度，并与城市文化产业形成联动。

　　新加坡有四大族群，他们的文化各具特色。新加坡根据这些族群的重要节庆，除元旦、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外，新加坡选择各族群的重要节庆，设置了8个全民共享的民族节日，其中包括华人新年、哈芝节（宰牲节）、排灯节等等。更新后的各类空间，成为举办特色文化活动的场所。

　　如更新后的“小印度”，成为排灯节的重要节日举办地。这一天，小印度的公共空间会被千盏油灯点亮，地面上绘有被称为“蓝果丽”的传统地画（用彩色画粉或米粒绘制的图案），期间还有银马车、蹈火节以及传统艺术表演，成为吸引游客感受城市文化的盛世之一。

　　2005年，新加坡建设目标，由原本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转向“花园里的城市”（City in Garden），目的是吸引、留住更多的全球人才。通过城市品牌营销吸引人，成为城市发展核心。

　　随后，新加坡公布了城市“3E”（Entertain娱乐、Explore探索、Exchange交流）城市品牌发展计划，城市文化建设进入打造世界级文化创意品牌阶段。这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代表新加坡“形象”的新加坡滨海湾、滨海湾花园等大型文旅项目的建设；代表着城市记忆的新加坡河全线更新；代表着城市艺术文化的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全新升级（由最具历史价值的两栋建筑高法院大厦、政府大厦改造）……

　　此外，新加坡还引入了很多国际化的活动，并与文化活动结合，成为全球性的嘉年华。比如，新加坡大奖赛，是全球第一个夜间F1大奖赛，也是亚洲唯一以城市街道为跑道的赛事，被誉为“F1皇冠上的明珠”。结合赛事，新加坡提出了“大赛车季”的概念，也就是将比赛跨界到文化活动、娱乐时尚，每日会举办各类文化表演，成为城市的嘉年华，有力促进城市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

　　至此，新加坡通过系统性的构建，完成了由内而外的国际文化品牌打造，成为国际化的文旅目的地。通过新加坡，我们看到了城市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文化需求端，还是供给端，都由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琐碎局部”组成，但是他们绝不是在各自为战的“埋头”苦干，而是在系统性的构建下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塑造了新加坡的“文化软实力”。

　　顺承文旅行业在新技术时代将井喷发展的大趋势，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究院于2017年初由全国知名公共文化专家符湘林先生联合多位业内大咖共同发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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