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锋：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引领大学发展新境界

　　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已成为一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语汇，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语汇。人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但是，它的最基本的、核心的语义要素，是人的行为和价值取向，最终都可归结到文化这一概念上。教育的核心要素是文化，教育就是文化与人的互动，是使人文化化的过程。

　　关于大学文化使命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自今日始。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大学的文化使命和大学文化建设的意义及其重要性、迫切性，并提出了一些对策措施。今年4月，总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明确地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为我们更好的履行大学的文化使命，促进大学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这是因为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一方面，基于“文化”这个词复杂的语义，给人们带来诸多困扰和误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作为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如何更好地肩负起这个使命，并把它贯彻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还是很具有挑战性的。这些问题，兹例举如下：

　　2.大学要履行文化使命，那么这个文化的根基在哪里？我们有哪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应当被传承？它们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转换？还有，我们大学所坚持的文化会把我们带向哪里？

　　4.在当今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语境下，大学如何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之中，大学如何在社会需求与自身逻辑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使之既贴近政府与市场，又保持自身独立的文化品性？

　　5.大学应持有怎样的文化价值观？对待大学的外部文化，包括社会文化和国际文化，我们应当保持何种态度？

　　等等，而作为一名理工科大学的校长，我现在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理工科大学如何通过文化传承创新，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引领大学发展走向全新境界？

　　文化身份又称文化认同，本来主要指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而确认大学的文化身份，则是社会对大学作为一个文化性组织的认同。即承认大学是一种文化属性的社会组织,不是具有属性的组织机构(如政府、议会或党派) ,也不是具有经济属性的经营机构(如公司和企业) ,也不是具有军事性质组织机构(如军队)。 同时，大学自身也一直努力地将内在价值和行为方式定位于文化，以确保其成为文化选择、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引领的组织机构。

　　有人说，一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传承、选择与创新的历史。 但细究其历史，人们对大学组织性质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在我国这个认识也经历了曲折过程。大学组织作为文化机构，是大学与社会共同创造、认定、并不断被强化的结果。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人们把大学形容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真理的探索者与守护者，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助推器，与此同时，也被表述为思想的摇篮、精神的家园等等。大学的这种文化身份，虽然相对稳定，但在纷繁的社会中也常常受到挑战，一方面，大学组织常常受到权力的、市场经济等的，使大学的行为偏离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出于对大学文化身份的考虑,人们就会不断地提出“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何而设”,“大学应该怎样”等等质疑和叩问。其结果就会加深整个社会对大学组织的理解和期待。

　　大学作为文化组织，被社会认同的重要前提，是大学的行为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大学文化价值观。大学的价值追求，我们认为可以用古人的话（北宋学者张载）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含义是：为自然和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继承圣贤们已绝之学统，为长远的未来开拓太平的基业。用总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表述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

　　大学对文化的价值追求，西方人也有相似的表述，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庆讲话中提到的：大学要以历史选择之后遗留给人们的一切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提供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使他们充分地吸收全人类伟大思想的营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国家民族生命的延续者。

　　事实上，由于其文化传统和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每一所大学在拥有文化共性的同时，都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气质。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在考虑发展战略时，都应当表现出大学对于文化传承创新的高度自觉，并体现出大学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特质。在这方面，我们南理工有着非常鲜明的国防文化特色，作为部队院校时期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体现在学校文化的诸多方面。

　　大学作为文化组织，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历史和社会赋予大学的天然的使命。它表明，文化的传承创新不只是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等文科的事，也是理工农医等学科的事，只有使其会通和融合才能实现；也不只是大学某几个部门和单位、某几个人的事情，它需要全体大学人共同为之努力，并体现为大学人共同的、终极的文化理想。有鉴于此，人们才认定，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共同体，更是文化的共同体，是具有文化品位和精神感召力的所在。

　　把大学的人才培养，置于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视野中，则必然带来教育理念的变化。大学要以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为建设重点，融合与包容多元文化，应当积极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把多方面的办学优势转化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新优势，努力促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人们把“以人为本”作为人才培养的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在学校的地位，学校工作要围绕他们去做。事实上这不是“以人为本”的完整内涵，“以人为本”只有置于文化传承创新背景下，才会变得切实和更加有意义。

　　人才培养一直被认为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但是大学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却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有过若干论争，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才培养观之间的交锋：一是认识论的，它适应着大学作为“象牙塔”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培养的是“知识人”；二是论的，它探究高深学问背后的实用价值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的是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经济人”；三是人本论的，更为重视人的存在和自由发展，培养“丰满的人性”和“全面发展的人”。 三种观点各有价值，都有不足，并交互作用。前两者都是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人被游离于主体之外；后者是以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但有唯心主义倾向，过份强调了学习者的主体性，甚至否定了知识的真理性。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内尔鲁汀斯特曾经说过:“大学固然应当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大学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于一个最好的教育来说，还存在无法用美元和人民币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善、更成熟的个人。”

　　我国解放以来的人才培养观，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转变过程，人们对大学培养什么人问题的认识渐趋于理性。从改革开放前，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人），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要“培养数以亿计的各行各业的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和造数以千万计各种专业人才”，（ “经济人”或者“知识人”），再到90年代，主张实施全面素质，大学开始强调培养（“素质人”）都过于强调了人的工具性培养目标。

　　事实上，教育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尤其是大学教育，更是文化与人的互动，人是大学教育和文化的连接点，大学的人才培养，应当始终以人为出发点和终极关怀。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大学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处于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 大学以培养“文化人”为使命，这才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线.在教育内容上，促进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的转变

　　无可否认，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大学寄予的企求也越来越多，大学教育的外在功利化和工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科学知识日益成为教育的主导内容。“西方近代以来的大学教育制度在脱离神学的同时，也把人生的价值和信仰问题抛在一边。”即使是传统人文科目，在现行大学课程设置中，对学生也主要变成了一种知识的训练 。“知识的教育”替代了“文化的教育”。其结果就是尼采所批评的，只着重知识而不是人格，会把人变成会“走动的百科全书”。

　　知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知识并不代表就有了文化。我们的大学不能步西方的后尘，要坚持“文化育人”，在人才培养中推进文化的传承创新，使人才培养从偏重于知识传授和训练，转变为文化（信仰）的教育。

　　所谓文化的教育，就是把教育内容从专业化教育的知识扩大到整个文化，知识的传递仍然是人才培养中的重点，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不仅关注知识的工具性效用，还要重视思想性、文化性价值；不只注重知识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有用，还要重视社会道德、文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延展和升华知识教育，以接续知识与文化之间的命脉，使文化重新成为知识的依托，使知识的活动充满文化精神。

　　同时，在知识教育过程中，要着力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鼓励好奇、发展兴趣、引导探索，容忍怀疑，欢迎挑战，不怕批判等等。在内容上，要反映科学的人文内涵，使科学教育内容人文化，通过介绍科学发展的人文背景，阐述科学探索的人文动力，反映科学研究的人文方法，体现科学应用的人文关怀。 从而使知识、能力和素质相协调，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相统一。

　　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把人从工具性培养目标中解放出来，必然会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从相对单一的课堂教学、学校教育，走向与实践教学、校外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促进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从而把多年来形成和集聚的各种办学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转化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新优势。

　　一是从课堂教学到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这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最好手段。近年来教育部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对理工科大学而言，工程师的培养需要一个模拟的工业环境，除正常的设计性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外，需要加重“工程训练”环节的教学。工程训练中心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我校的工程训练中心，建立较早，功能齐全、体系也最为完整，在实施工程训练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工程文化的教育。

　　二是从学校到与校外基地培养相结合。通过政产学研合作，建立人才培养的校外基地，让学校直接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定向培养创业创新实用人才，形成学校、地方、企业三方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南理工学科门类与南京传统四大产业和“十二五”重点发展的六大新兴产业契合度最高，迄今为止，南理工与南京企事业单位共建了5家省级工程中心、8家市级工程研究中心、5个校企科研平台，这些都成为学校人才培养基地；在外地，南理工常熟研究院还与慕尼黑工业大学、常熟地方政府和企业联手，共同培养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创业创新实用人才，效果也很好。

　　特别要指出，把人才培养置于文化传承与创新视野中，还必须重新关注教师的文化责任。教师在履行大学文化使命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教师的文化责任，不但在于传承学术薪火，而且在于传承民族精神和社会良知，在于坚守对高深知识的理性探究和学术自由的独立精神，在于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和自我批判精神。只有将“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才能真正地将“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

　　大学与普通中等学校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以文化科技创新，并以此促进人才的培养为自己的职责。加强科学研究，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构建大学具有独立品性的学术文化，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大学自身的文化理想，这些都是大学履行自己的文化使命中的应有之义。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与技术，不提供价值评判的标准和价值导向。但是大学通过开展科学研究，创立新知，产生科技成果，推动促进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创新和教育体验活动，并且与国家的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既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

　　大学的科学研究，一方面体现出一定的教育性，成为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之一。科学研究的实质是创新，而创新具有强烈的文化依赖性，因而，必须建立和形成科学研究的文化创新机制，才能使大学科学研究活动成为一种文化。南理工1978年以来，共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83项，其中国家一等奖6项，获奖总数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十一五”期间，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11项，列江苏高校第一。

　　另一方面，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探索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发挥大学在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经济建设中积极的作用等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它要求大学必须以文化创新为依托，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的模式与机制，正如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所指出的，大学“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在协同创新方面，南理工一直是在宁高校中与地方科技和产业发展进程对接最紧密、最成功的高校之一。目前重点是做实做强已有的“一园三院”（国家大学科技园，无锡研究院、常熟研究院、连云港研究院），同时正有选择、有重点地筹建南京浦口、江宁，泰州市，南通市等产学研合作基地。

　　大学的文化身份，使得大学组织有着极强的学术性。许多有识之士一致呼吁，大学要回归本位，其中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要使大学回归到学术本位上来。但是，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缺少独立的学术文化的传统，时至今日，我国的大学也未完全建立起完善的学术文化系统。其结果是大学在抵挡某些世俗文化的方面缺乏力量，导致了学术文化中的使命感相对低迷、责任心部分丧失，致使学术文化建设相对失衡和结构性倾斜。

　　例如一些人心浮气躁，不甘寂寞，对能扬名获利的研究项目趋之若鹜，而每年申报的研究项目很多，而原创性、突破性的成果却很少；优秀的研究作风正在若即若离、渐行渐远，应有的学术觉悟正在逐渐衰弱、似有似无。而另一方面，重“量化考核”而轻“优秀成果”，更加重了学术功利化的倾向。 又如我们一边在呼吁要提升学术权力，一边却出现了学术权力错位与滥用、学术与学术寻租等诸多学术失范和学术现象。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制度性的缺失问题非常迫切，也正因此，我们才急切地呼唤，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培育和建设与现代大学制度相应的学术文化。

　　大学组织的学术文化，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科学文化源自于大学知识创新中应具备的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学术对于科学理性的遵从和执守；人文文化主要源自于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文精神，两种精神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大学组织学术活动的价值追求，即大学组织学术文化的精神内核。大学组织的学术文化，要求恰当处理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规避、经济权力的过度干预致使大学成为其利益代言人，从而彰显学术的独立价值，使大学回到学术正常的逻辑上来，因而，大学组织的学术文化还必须致力于保持大学自身的独立品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且日益水融，并因两者的协同、互动，而使各自获得了长足发展。

　　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尤道夫校长说：大学必须坚持自身的基本信念和长远的价值观，我们不能让提供经费资助的公司来指挥大学的研究方向与进程；大学发展的纯洁目标不应被金钱所左右。如果大学不能恪守自己的主体性，遵循自身发展的逻辑，时而卷入教育化漩涡，时而卷入功利化的经济追求中。

　　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语境中，大学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中心，成为了经济社会的“服务站”，贴近了市场，知识资本化、学术资本化等等，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为激发师生创业创新积极性，从有利于社会、学校和教师个人发展的角度出发，南京理工大学于去年初出台了《科技型公司管理办法》，最近又出台了《南京理工大学鼓励师生依托产学研基地创新创业的暂行规定》，这些都是学校顺应这一潮流的主动之举。大学只有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养成更加自觉的文化意识，“开启社会理性风气，滋养公众的身心，提升民族的品位，为公众的行为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公众的追求提供高尚的目标，为时尚潮流注入真正有益的内容并约束其取向，保障公众享有权利，净化社会关系” 从而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并优化自己的生命存在。

　　大学从诞生之日起，便担负着自己的文化使命。对中国大学而言，确认大学的文化身份，做文化的守望者，推进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其说是大学的新使命，不如说是中国大学正开始全面承担起其应有的文化使命。今后，如何将文化的传承创新，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之中，深入探索大学发展的文化机制；同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如何会通中西，合理地选择、吸收和融合异质文化，并在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全世界大放异彩等等，这些是每个大学正面临的、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惟其致力于此，才能真正提升我国大学的文化品质，引领大学发展走向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