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大师与大词

　　“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余秋雨老师在新作《何谓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版)的自序中如是说。所谓“诚恳”，所谓“隆重”，指的是余老师将从学理、生命、文明、古典四大方面来“全面解释文化究竟是什么”。

　　不比他人尽精力于文化之一门一目，余老师则专力研究文化本身。余老师大概觉得自己颇能和文化等同起来，“从四年前开始，最著名的《远见》杂志作出一个决定，他们杂志定期评出一个‘五星级市长’，作为对这个市长的奖励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个城市作一个文化演讲。可见，他们心中的最高奖励，还是文化”。难怪余老师不自觉以为一己之人事遭际也就是文化的当代遭遇，而所谓关于目下文化的“最不留情面的剖析”，读来读去竟似一场关于余秋雨的斗争与反斗争的大戏“全面剖析”沦为了“全面宣泄”。

　　余老师一边批评全国各地忙于“惰性耗损”文化，制造近似“楼堂馆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一边欣然为各地古迹新景题写碑文；一边告诫当代人切莫“扮演文化”，写什么“半通不通的文言”，一边收录自谓“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的尤甚于“半通不通的文言”的独家中文；一边在《我等不到了》一书中自陈入股上海某公司，是因为该公司“很多职工都是余秋雨的忠实读者”，他入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于是“冒险入股”，在《何谓文化》中的解释却又成了他“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以此证明“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的余老师比很多财经专家都有远见；一边指点人们“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就必须有“量不必太多”的知识的“必要贮存”，一边自己对名列“必要贮存”的《心经》今译不乏可商榷处，不知《心经》中的“舍利子”并非人往生火化后的灵骨遗存，而是佛祖十大之一、有“智慧第一”之誉的舍利弗。

　　不过我们谈的这些错都无关文化，甚或很可能在余老师看来阻碍了文化。昔年他因金文明之“咬嚼”慨叹“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自己身上无数陈腐、无聊的包袱，重新寻找到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大师吞吐大词，大词成就大师。问题是，念念有词何谓文化，终不会归返秦汉再造唐宋。

　　余老师一直哀怨自己为时代所误，其实于他而言，他自来与时代相见欢，时代给予他的远比别人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