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创造力的源泉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科技史专家董光璧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一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简史，被收录在“未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丛书”当中，它主要论述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三大转变，并对科学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记者：你在最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的序言中介绍，该书主体是根据1997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的导言、结语和导论集结成书的，经过这10年的时间，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是否发生了一些改变？

　　董光璧：其实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20年前就开始撰写了。1987年，我承担了“近科学技术史”这一课题，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因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资料并没有被整理出来。所以当时花费了近5年时间，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作了一些了解，在1991年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这个《论纲》也是为后来出版的集体编著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而撰写的详细提纲，被纳入作为该书的导言和结语以及各卷的导论。

　　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杨书谰约我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我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个新版本，主要从理工农医四大领域对科学成就进行表述。但感觉其中有些内容不容易把握，因此，我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的导言、结语和三卷的导论集结，修改为《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的主体，附以我近几年所写的3篇论文。

　　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资料仍然积累不够。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实际上是一部事业史，因为中国科学还不能跟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相提并论。《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一书的内容也基本没有修改，主要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三大转变，在书中，我也没有按照朝代来划分，而是以中西文化的接触、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和1956年的科学规划为3个起点，这样可能比较清晰一些。

　　记者：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三大转变，体现了科学与社会在中国历史中的相互作用，同时你指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当今中国最迫切的问题。那么，你认为如何才能做到协调发展？

　　董光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也不是很明确，大家说法不一，缺乏共同的认识。同时，在实践上也有过各种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很难总结出明确的结论。但从宏观上看，我个人是有些想法的。

　　在科学史研究中，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启发性的原理，就是“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一直以来，历史发展的阶段以经济学划分为原始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主义社会。从物理学角度看，几种基本力维系着自然界，同理，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也可以设想道德、权势、经济、智力和情感是维系人类社会的5种抽象的基本力，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其中的某一要素成为社会结构的中轴，也就是说，社会形态取决于社会的中轴结构。

　　对比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原始时代的道德社会、农业文明时代的权势社会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在，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走向科业文明时代的智力社会，或许今后将最终进入人类的理想社会情感社会。

　　“社会中轴转换原理”是一个启发性的原理，我们可以想象历史的车轮在换轴，通过一个社会围绕哪个基本力在转，就可以基本判定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

　　记者：如果依据“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你认为中国当前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应当如何看待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时代？

　　董光璧：中国的落后不是在权力社会，而是在权力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市场和科学是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下的主要标志，而我们经历的这一转变比较晚。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际上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经济社会到智力社会的转变，可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差一个周期，这也是我对历史叙述的一个基本框架。中国的现代化是对欧洲现代化的一种模仿，欧洲的现代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器物，而我们正好相反，从器物的模仿到制度的改革再到思想的转变。同时，从时间上看，欧洲的转变用了500年，而我们只用了100年，并且这种转变还在反复进行之中。

　　记者：《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的附录中收录了你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发表的《尊重传统，创造未来》等3篇重要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发展的问题作了阐述，这些观点是否可以看作你对20世纪中国科学的最新观点？

　　董光璧：这3篇文章可以代表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至少1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批判传统。我认为，当时批判传统是正确的，但从当代来看，批判传统则是一种推卸落后责任的做法。在阐述传统重要性的问题上，我主要发挥了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和韦尔斯的历史学理论，他们从历史总结出来，文明就是对自然的挑战作出适当的应变。在任何时代要想发挥创造性，对外来的压力都要有正确的对待。

　　新的文明只能在文明的进展演变与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我们总说自己的文明多么伟大，把谁都同化了，同化是一种文化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文明，同化力不是创造力。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不应是强调同化力，而是强调如何发挥创造力，而传统则是发挥创造力的最大潜力所在。

　　韦尔斯曾经指出，工业文明是在游牧文化和农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的，中国在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没有产生工业文明，这是一大遗憾。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理论从基本思路上就丢弃了传统文化，这将使我们同化到现在的工商文明中去，从而走上模仿、复制别人的道路。我认为现代化忽略了传统，是当代中国缺乏创造力的一个主要问题。

　　董光璧：传统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们不能回避文化冲突，我们只是在文化冲突中通过文化选择实现创造性。针对当前的一些争论，我不太同意精华、糟粕和批判、继承的说法，因为继承本身就是模仿和复制，教育实际上实现的也是这种功能，要想通过教育发挥创造性是不可能的，教育只是把传统延续下来。因此，不应把实现创造力的愿望寄托在教育上，而关键在于重视变异，特别是在文化冲突中产生的变异。重要的是变异总是会有的，而对这种变异的思想我们是否接受？如果没有思想自由的话，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