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学：概念、范畴、方法与学科定位

　　产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和批判分析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对象与内容广泛，在其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坚持实证主义路线的社会唯实论和倡导反实证主义路线的社会唯名论两大流派，并以注重社会整体还是注重个人和社会行为为界标，区分为社会学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基本向度。尽管如此，社会学以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社会行为为研究主题，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探寻社会发展进程与规律的学科特征和内核则是非常鲜明、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像20世纪70年代前的学一样，现代社会学所关注和研究的社会，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社会隶属于国家，社会是国家社会，社会秩序意味着国家秩序”。(32)现代社会学从上和理论上都将“国家控制地域”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国家社会，相互之间被隔绝。“他们就像存放到集装箱里那样，被存放到民族国家的权力领域里”。(33)乌尔里希·贝克把这种现代社会学理论与模式称之为集装箱理论。显然，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冲击下，传统社会学必然要超越国家社会，走向世界社会、全球社会。正如英国学者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所说：“全球变迁要求我们必须拓展国家中心主义理论(state-centric theories)，确定新的研究议题和建立大家认可的比较方法。总之，地方、国家和全球的相互依存需要一门全球社会学。”(34)事实上，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领域还有很多社会学家，如罗兰·罗伯逊、阿尔布劳、吉登斯、贝克等把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扩展到全球，把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提升到全球性，开启了社会学研究的新时代。当国家中心的现代社会学走向全球社会学时，无疑就与全球学有了互通之处。这是因为两者都以全球、人类为研究对象，都以全球性为价值尺度，都以地方—全球为基本框架，关注全球化时代的新现象、新事实、新关系、新价值，探寻应对这些新问题的理论与对策。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上，两者也有许多重合交织，全球化、全球主义、全球、全球文化、民族、宗教、难民与移民、人口、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运动、认同、全球社会，仅从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所列的这个《全球社会学》的研究清单就不难发现，全球学与全球社会学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此外，全球学与社会学都是综合性学科，区别于经济学、学、法律学等单学科性的其他社会科学，从而在研究视野与方法上也有共识。这一切都表明构建中的全球学要紧紧地依托社会学，从社会学特别是全球社会学中找到灵感与借鉴。

　　当然，正像全球学不能等同于全球学一样，全球学也不能等同于全球社会学。全球学更强调全球变化的性，而社会学更关注全球变化的社会性。全球学在范畴、范式和话语体系上更倾向于国际关系学，像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法律、全球治理等范畴都是社会学较少使用与关注的；而社会学(全球社会学)则突出全球社会、世界社会，以及它们的新结构、功能、分层等等。从某种意义讲，全球学像一个构建中的一级学科，而全球学和全球社会学可以看作是下设的二级学科。

　　从研究主体上讲，人类学是与全球学最贴近的学科，即把人类本身作为一个研究主体、研究对象，探究人类的本质。19世纪之前的人类学为体质人类学，指对进行解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弄清人类生物的进化过程和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生物差异。19世纪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开始兴起，研究的内容已从人类的体质拓展到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从而形成当代人类学的四个基本分支，即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事实上，这四个分支学科又体现了人类学的两大研究向度，那就是以体质人类学为代表的人类生物学、生物性研究；以文化人类学为代表的人类文化学、文化性研究。由此可见，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也具有综合性。人类学既关注人类整体性的生物与文化进化，又特别侧重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同地区、种族的差异性，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实证，包括特殊的田野调查。由此看来，人类学只是在字面意义上贴近全球学，而学科的本质则与全球学相距甚远。因为人类学不关注、也不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经济、、法律、社会的变迁与影响。当然，由于文化人类学的日益发展，其研究内容与成果对全球学中的文化与价值分析也有助益。从学科上看，人类学与社会学关系更密切，这大概也是至今为止，人类学往往与社会学设置于同一系、所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