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文明是历史的产物。科学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始终是近代以来人文学者追寻的目标。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为这一重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翔实的证据。

　　一百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等人开始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掘，从而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中国现古学的诞生。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推翻了西方考古界一直坚持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的旧说，但安特生在解释仰韶文化起源上却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安特生将在仰韶村发现的大量精美彩陶简单地与中亚安诺遗址、东南欧特里波里遗址中采集的彩陶进行比较，并轻率地得出了中国彩陶文化来源于西方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仰韶文化早期遗址距今约7000年，晚期约5000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共标出173处相关重要的仰韶遗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中国“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逐渐被人们所知。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转变，考古学为世界揭示了一条中国国家形成、文明起源的典型路线。它强有力地证明中华文明是本土起源的，有坚实的发展根基。中华文明是实实在在的原生文明。

　　考古证明，大约在10000年前后，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一系列独立发展、风格各异、地域色彩浓厚的史前文化，苏秉琦先生将之总结为“满天星斗”。中华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而且也非单一中心，是多源并发。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既存在于中原大地，也分布于辽西、长江中游、黄河下游、江浙等地区，初步形成带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中华文化圈。

　　世界历史的研究表明，文明是对野蛮的否定，而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文明时代以国家出现为主要标志。

　　大约在5000多年前，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著名的良渚文明。良渚文明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有宫殿、城市、祭坛、工程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以及墓葬等级有差异的墓地等，属于典型的古国文明。考古工作者近年的研究表明，良渚文化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江浙，远达山东、陕西、山西、广东等地。

　　到了大约公元前2600年至前2100年的“龙山时代”，随着铜器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人们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中心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大，临汾的陶寺、神木的石峁、登封的王城岗均出现了设计较为严密、规划相对齐整、面积达上百万平方米甚至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城，同时也出现了供统治者使用的大型宫殿。人们在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上有了明显提高，贫富分化加剧。文明社会的门槛业已跨越。

　　唐虞夏商周，人们一般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初创期。学者们所说的文明的必备条件，如城市、金属冶炼和阶级分化等要素，均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二里头遗址有当时最大的中心城市，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这里有青铜铸造作坊、青铜武器和青铜礼乐器群等。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范围超出此前的古国，已跨过黄河，北入山西（平遥地区）沁河；西北至晋西南运城、临汾；向西抵关中东部、丹江上游（陕南）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到豫东开封一带，俨然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势、最有影响力的力量。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极有可能就是夏文化。

　　与此同时，周边那些曾经辉煌的史前文化继续存在，此后也以少数族群的身份存留在中原王朝的典籍中。如东夷应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大汶口—海岱文化有关，虽然其文化制度与中原文明有一定差别，但他们长期依附于中原王朝，深度嵌入王朝体系。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文明相互整合的过程。考古学家称为“重瓣花朵模式”，华夏是核心，是花心，核心向周边辐射、扩散，周边向核心汇集。核心与边缘交织影响，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

　　夏、商、周三代属于王朝文明，三代之间有密切的文化传承关系。所谓“成汤革夏”“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就是这种传承关系的重要表现。三代不是城邦国家，更不是帝国型国家，但夏、商、周已经拥有相当的统一性。夏、商、周三代之王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宫是决策的中心。此时，血缘纽带是王朝治理的重要手段。

　　从秦汉至隋唐，出现“天下一家”的格局。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建立，郡县制成为地方政权重要组织形式，中央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体制，编户齐民制度得到落实。“诸夏”与“诸夷”深度融合，逐渐形成汉族。海、陆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核心家庭取代家族成为基层组织的基本单位，完成了社会基层由血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转变。文字的统一，儒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隋唐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宏博和辉煌著称。此时，中国的经济格局略有改变，南方被不断开发，但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中国古代文明的积淀与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新的高度。传承与创新并举、开放与进取并重、吸收与融合并存，构成这一时期文明的重要特征。适应社会结构更新和促进社会流动的科举制，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大一统国家组织，以及以儒学思想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远播，使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得到充分展现。

　　宋辽西夏金至元明清是中华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彻底南移，稻米种植面积大增。明时，玉米、甘薯、土豆等粮食作物的引进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据统计，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过4亿。与此同时，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文化因为印刷术的发明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新的文化景观不断出现。宋辽西夏金至元明清的近千年发展，既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大交融，更推进了中华文明在民族大交融下的新飞跃。

　　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坦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口），灿烂的文化，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17年，十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党，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中国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近代百年屈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至今日，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文明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更为辉煌的明天。

　　总之，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就是多元一体的，有深厚的土壤和丰富的根系。众多史前文化相互聚合、交融，催生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历史上各民族间连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大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民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研究员。本文内容来自作者应邀在全国政协“中国特色解决的正确道路”委员读书活动中所作导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