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重要作用11

　　每一种经济体制都包含有芸芸众生，他们实践着各自的文化生涯，把自己的目标、动机、能力和当地的文化模式带进经济生活。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在想象和努力引导儿童进入美好的和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涯，希望造就出他们所珍视的人才。文化生涯开始于我们出世之前而且预兆于儿童成长过程之中。欠发达世界中的儿童文化生活是不是严重阻碍经济市场活动或阻碍新形式的文明社会？假如真是这样，那么，父母管教子女的方式和儿童的生活是不是应该成为旨在鼓励经济进步的变革努力的一个焦点？

　　我在本章中集中谈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是一片常被列为“除外”的(罗伊1999年），似乎是世界上经济最差而且距离多元政体理想最远的地方。但我认为，在今日非洲的父母管教子女和照顾儿童的方式这一方面，并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问题而妨碍经济按某种市场模式发展，或妨碍社会按当地某种模式向多元化社会前进。非洲家庭生活和照顾儿童方面的许多价值观和习俗至少是与经济发展和多元化相容的。这包括家庭与社会共同承担照顾儿童的责任；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家长希望把孩子培养得既聪明又听大人的话；社会网络能在城乡之间起有效调节作用。

　　此外，家长们还积极讨论怎样养育子女，尝试各种新的做法和家庭生活的安排。因此，从儿童和家庭来看，已为各种经济活动和活动作好了潜在的准备。当前的任务，是要使这些活动和体制就位，而不是根本改变非洲家长和家庭的价值观和习俗。一旦这些活动就位了，那里的儿童和青年就会投人进去。

　　最后，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文化和价值观是相当不灵活的特性，它们早早养成，成为民族文化“性格”的一部分，但这种看法基本上是不对的。文化信念和习俗是适应环境的工具，而不是对体制起决定作用的固定模式。文化是一个混合体，包括人们共有的价值观和信念，日常生活中有组织的活动，以及具有情感意义的交往经历。文化对儿童的培养往往会给他们造成一些问题，等他们长大后还得重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的儿童被教导说他们可以成为各式各样的人物，可以期待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他们可以有各种选择，还可以通过谈判自定规矩。长大后到了工作岗位，他们却可能要费劲学会妥协，在社会群体中好好工作，而且认识到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地实现自己童年时的每一个梦想。

　　非洲的儿童在受教育时是学习如何互相依靠，共享资源，在家庭和群体的权威系统之内生活，顶多只能暗自提出疑问。长大后，他们却可能要费劲摆脱这些信念，学会独立自主，培养好奇心，寻找新的同盟。信念、价值观、活动和经历都从来不会完满地从童年到人生路上各个发展阶段一贯到底。

　　儿童获取文化知识，主要是经由非语言渠道，即参与和模仿——口头教诲是重要的，但决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些非语言渠道并不一定提供始终连贯的信息，而在变化时期，这些层次的文化体验和获取知识的模式可以是十分不连贯的&孩子们对学习的文化或父母的灌输总有模棱两可的体会，充满混合信息，还常常采取态度。文化可以有一个明显的中心倾向和模式，但未必是整齐无缝和千篇一律的。

　　在非洲民族国家的经济中和国际经济中，确实有一些条件阻碍着经济的增长。穷国的种种弊病在非洲是加倍地更加严重（兰德斯1998年，P.499;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2年；韦斯纳1994年）。经济发展和变革可以说是传遍世界地区，“非洲除外”（罗伊1999年）。在世界多数地方，人口出生率都已有所降低，大概非洲又是除外——不过在非洲不少地方，人口出生率已在起变化(布雷德利1997年；罗宾逊1992年）。经济增长的典范在世界各大洲均有所见，又是非洲除外（不过非洲也有若干）。罗伊在他的《非洲除外》一书中，将“非洲除外”这一附加语变为表述用的主要词语，表明经济发展的反面。他还提出一些肯定的“反词语”，集中表述当地情况的多样性、意外性、不可预测性和复杂

　　但是对“词语”的关切还未必能反映出非洲面临的深刻而又严重的问题。丹尼尔•埃通加一曼格尔在本书第六章谈了非洲的问题，我同意他的许多看法。对于那些阻碍非洲亿万民众变革和进步愿望的问题，他有亲身的体会。他认为文化是非洲不良体制的原因：“文化为体制之母。较有效和公正的非洲体制有赖于我们文化的修改。”

　　在非洲，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可能是压迫性的和破坏性的。我同意埃通加一曼格尔说非洲一些文化模式有害的看法，很多人对此有体会，而且千千万万非洲人希望有所改变。但是我认为，他说文化重于以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上的和一经济上的因素，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因素都是在一个综合体之内彼此松散相连接的。

　　就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儿童的发展这方面的信念和习俗而言，非洲并不属于“除外”的情况，恐怕不能把儿童教养方面的做法列人阻碍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首要因素。我们应该首先注意的是当地生态方面的局限性，以及那些引导或限制非洲儿童和青年潜力的各地区、各国和国际的体制，而不是建议改变儿童教养方式以及家长对孩子所持的价值观和目标。

　　我并不是无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明显贫困和诸多问题而盲目乐观，也不是说文化对于理解非洲各社会的过去以及影响其未来的进步不起作用。家庭和社群没有条件为自己组织可持续的日常生活，这才是阻碍儿童和家庭提高其经济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也是人类学研究所要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韦斯纳1997年a)。在非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千千万万的儿童和父母没有健康、安全和稳定的最基本条件；他们也没有机会去读书识字和掌握各种技能，以便让自己有条件去参与广泛的公民活动和争取重大的经济进步。同埃通加一曼格尔一样，我也深信非洲的儿童应当享有这些基本的物质和社会福利，并且有机会在自己的社会中找到相应的活动和体制，以便能参加进去，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

　　有些人认为非洲不具备这些基本的物质和社会福利，其原因在于非洲的文化价值观和习俗，因此建议改变非洲的文化价值观。可是在研究非洲的家庭和儿童状况之后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已在进行之中，至少达两代人之久，而且在非洲一些社会内部已有充分的多样性和不均一性，来提供为变化作好准备的个人。给儿童提供基本的保障，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适应于变化，包括转向新的儿童养育价值观和实际做法。

　　然而，有些人会争辩说，文化内部的价值观和习俗的明显变化虽然有意思，但对于文化与经济进步二者之间关系如何这一更大的争论来说，却无关宏旨，因为如此之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表现出经济发展迟缓甚至下降，同时社会的出现仍然缓慢或不见踪影。当然，在这些比较性的差异方面，经济状况、文化状况和历史状况都起一定的作用，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顶多也只是松散相联结的。要理解非洲社会内部家庭和儿童中间的现状，就必须了解当地的文化变化和可变性。否则，我们怎么知道该怎么办——是否要干预，如何干预，在什么层次和什么群体干预呢？只有研究当今真实的文化情况，才能回答这一问题。我觉得这一研究计划应得到最优先的考虑。

　　儿童家长的核心信念和养育儿童的做法，在发达世界也与经济进步有关系。在西方，这些信念和做法不一定是经济进步的原因，但常与经济进步相联系。有一个开发智力的“教育”模式（莱文等人1994年）强调剌激和反应能培养大胆、探索精神、语言技巧和文化水平。它关注对儿童个人的刺激，让他与别人交往，锻炼探索行为，积极识别智慧的认知信号和语言信号，参与语言交流和问答练习。

　　儿童的个人表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我表现也受到鼓励。父母期盼孩子早熟，公开夸奖早熟的表现，或者在别人谈起这种早熟时得意洋洋。对孩子会有不断的赞扬和鼓励：“干得好!”“大胆往前走!”“试试吧!”“你定能成功!”“你真聪明/真健壮/真漂亮!”父母把子女典型的智力发展里程碑看做是智慧或非凡能力的象征。例如，世界各地的婴儿都在出世后三个月左右开始向周围的人微笑。非洲的许多家长认为这是身体健康的表现，西方家长则认为这是理解力和智力的一个早期象征。

　　西方父母除了盼孩子早早成熟以外，还可能担心孩子在稳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是否有足够的和可靠的信心、情感稳定和足够的“自尊”。这种信念在北美和欧洲各地有程度上的差异，培养这种理想类型的做法也不尽一致（哈克尼斯和萨珀1996年）。然而，上述的模式被公认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可取的做法，没有遇到过质疑和争议。对于它的可行性和正常性，人们有相当高度的共识。

　　非洲的父母当然也盼望孩子有所成就，抱有类似的希望和目标。但是他们主要不是夸奖孩子个人，而更可能是强调孩子要融入大家庭，为这样的融合提供机会，提供食物和其他物品，给予年幼孩子关爱和接触。家长鼓励孩子通过观察以及与他人合作来进行学习，而不是大人给孩子积极刺激。他们鼓励孩子学会与他人互相依靠，而不是鼓励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罗伯特•塞普尔把这种做法叫做儿童社会化的社会分布模式（1993年）。

　　非洲的许多父母和孩子今天实际上所做的，是一个混杂得多的模式，把教育学上以独立自主为中心的和以社会化为中心的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此外，儿童在个人气质和能力禀性上各不相同，家庭与家庭也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教养模式上的多样性，这样一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的特性，有一些会与教育模式的目标相符，也会有一些不相符。

　　我并不想掩饰非洲各地在文化上和家庭方面的明显多种多样的状况，但是以上一些概括性的模式对于说明问题还是有用的。这些模式肯定符合，至少是部分地符合非洲许多地区的儿童生活实际，构成中心趋势，而围绕着这种中心趋势又有大量的变异和差别。我同意埃通加一曼格尔的看法：非洲情况自然是多种多样，但“从裉本上看，仍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体制，它们将撒哈拉以南各国人系在一起，在许多方面还将撒哈拉以北的各国人民也联系在一起”。围绕着中心趋势而在各地出现的多样性，恰好能支持我的论点：非洲各地已有一些儿童和家庭作好了参与新形式的市场活动和公民生活的准备。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非洲有过一些有活力的和扩张性的经济实体。东非文化曾不断向新的地区扩展，与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开展了积极的贸易（还包括非洲内部各地区间的贸易），并与邻邦互通有无。在那个时代非常困难的形势下，需要有智慧和雄心才能取得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成就，在现时代也依然如此。

　　非洲各社会的父母和儿童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现今也依然存在。艾伦•约翰逊和蒂莫西•厄尔把这些普遍性的经济问题归纳为四类，即生产风险，战乱（安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资源不足（1987年）。这些问题今天仍普遍存在。在市场全球化、经济区域化、信息急剧增多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当今世界上，非洲各社会面临着寻找其他解决办法的任务。这任务是要设法将过去有用的养育和照顾童的办法同需要在儿童照顾和家长目标方面有所创新的新办法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从头开始认识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儿童教养和家庭生活中看来已经在努力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此外，社会需要给儿童培养多种多样的才能，而不只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所界定的狭隘经济技巧。当我们考虑经济进步的需要、父母对子女期待的目标以及儿童社会化这几个方面的结合时，要重视的不仅是办企业的经营才干、会读会算的文化水平及身体的健康。要应付安全、风险和低效率的问题，就需要让个人不但一心一意为经济创新作好准备以及保持广泛的、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社会网络，而且必须掌握多种多样的才能以及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内的社会化经验。

　　市场经济计算很可能是所有社会都有的、所有儿童都多多少少学习并加以运用的少数几条普遍原则之一（菲斯克1991，1992年）。艾伦•菲斯克提出的社会关系普遍原则有四条：群体共享（群体内的团结），权威等级（地位，不平等，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平等配合（同等者之间的平等同侪关系），以及市场定价(由市场定价或用途确定的交换关系）。这些基本的关系结构不仅是社会组织的普遍属性，也是人们思想的普遍属性。

　　既然这四条是思想和社会的普遍属性，所有的人从童年起就要学会用其中的一条或几条评价他人并与之相处。市场定价这一条在思想上和社会上也许不是像关心经济进步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突出，但是所有社会中的人们似乎都懂得怎样

　　求得这四种社会关系的平衡。在这方面，对于关心经济发展的人来说，问题仍不在于如何在儿童和家长心目中从头开始建立市场思想和社会关系意识，而是在于如何发展和延伸已有的意识。

　　文化价值观往往被看做是妨碍经济进步的关键文化障碍，可是它们并不界定文化，文化不是由它们组成。人类学研究价值观的创始人是克莱德•克拉克洪，他曾经用抽象的名词形容价值观是“可取事物的观念”，即人们对于好的事物共同持有的概念（邓德拉德1995年，P.3)。克拉克洪确实认为文化是与“生活”相对立以及与适应相对立，他并不认为价值观体系是决定性因素（埃德蒙森1973年；亦见克拉克洪和斯特罗德贝克1961年，P.21)。

　　克拉克洪认为生活实质上是无秩序的和混乱的。文化是强加于生活的秩序，对于人类生活延续而言，是必要的……他很明确地认为，文化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健康和幸福；从长期看，文化并未确保所有社会的发展或生存；成功的社会并不是无限期地原封保存它们的文化，而是必须使之改变（费希尔和沃格特1973年，P.8)。

　　巴思（1993年）争辩说，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价值观的制式表述而使之物化，而是应该集中注意它们在社会化中的作用。然而，当文化价值观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时，确实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文化价值观是强有力的，在体制和社会行动两个层面上，均应予以认真对待。但它们是适应的工具，会受到讨论和变化；它们并不能决定文化或构成文化。

　　价值观重要，在于它们如何引导社会行动。它们起这种作用的方式，是让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现状，让人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其中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指引人们的注意力评估过程（例如判断我们应当照料的是什么?）；给人们的行动提供社会认可的理由，可以按照大家共有的价值观向自己和旁人证明行动是有理的；还给人们提供一种社会认同的依据——例如，相信我自己是有精神价值的人，而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人则不是（邓德拉德1991年）。

　　价值观对不同的人起不同的作用。尊重权威和长者，可以帮助孩子们知道该照顾什么人，但无助于解释当代变化中的世界的性质，也无助于基本的社会认同。按照尊重权威的价值观，妇女会知道该照顾什么人，但对于这一价值观所意味着的道理和社会认同，妇女与男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对文化作评价时，应看它能否给儿童和家庭提供康乐、基本的扶持以及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对于儿童生活的这些特点，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对于社会中与我们持有相同的有意义的目标和文化习俗的人，我们当然可以提供我们的忠告并结为朋友。但是，对于以上三个条件如何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通往什么样的文化目标，我们只能听任社会内部的变化和辩论的机制去起作用。

　　让儿童享有康乐，就是让他们能参与社会认为可取的活动，从而得到正面的心理经历。韧力和变化的潜力有赖于儿童及其家庭的这种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共同文明社会的参与有赖于这种文化康乐，其依赖程度甚于各种具体的价值观和信念（韦斯纳1997年b)，尽管信念的深浅自然也很重要。

　　儿童和父母也需要基本的扶持。如何扶持儿童，世界各地有一定的共识。这包括关爱，保证身体健康，共同解决问题，提供食品及其他资源，防范暴力伤害，在道义上和文化上明白谁能提供和应当提供扶持，以及提供扶持的相应方式(韦斯纳1994年)。

　　各种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基本扶持，其意义不尽相同。在评价各种文化时，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儿童是否得到文化上始终如一的、可以合理预测的扶持。在非洲和别的地方，都有千千万万的儿童及其父母得不到这种基本水平的扶持。

　　康乐和基本的扶持结合起来，就可为儿童提供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可持续的日常家庭生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对于父母和儿童的目标具有意义和价值，能尽量减少或平衡家庭和社群内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分歧，并且与家庭所能得到的资源有足够的配合。如果父母和儿女能建立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就会具备适应变化、掌握新能力及创新的文化基础。若缺乏这一条，任何干预都将无济于事（韦斯纳1997年)。

　　非洲家庭和养育孩子的习俗，在侧重点上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家庭的目标和习俗，但是它们与各种市场经济活动和生活变革并不是不相容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通过社会分布的儿童养育做法、关于家庭资源和权威的灵活而且不断变化的道义辩论、强调儿童养成独立与尊重他人相结合的气质以及扩大家庭的更多与现代性相联系而较少压力的社会网络，可以促进康乐和可持续的家庭生活。

　　分担管理责任的家庭体系得到社会分布的支持，这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均有所见（韦斯纳1997年)。这一文化特质复合体的特点包括：

　　•对儿童的照顾往往成为间接的支持链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儿童协助另一个儿童，那个儿童又协助第三个儿童。支持往往是间接的和延迟的，不一定是围绕父母与子女的直系关系而组织。

　　•女孩子照顾儿童和负担家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男孩子。男孩子显然也向其他儿童提供支持和照顾，但在他们长到十来岁时就比较不经常了。

　　•当母亲的妇女支持和抚育孩子，同时还保证别的人也经常参与，如同她们自己直接做一样。共同抚育是常见的。

　　•对儿童的支持和抚育很少伴随有语言交流和问答对话；儿童与主要抚育者之间讨论权利和特权的情形是少见的。

　　•判断儿童智力和社交能力，要看儿童能否料理家务，能否表现出适当的社会行为，会不会照顾别的儿童以及支持别人，当然还要看学习成绩。

　　非洲的这种生活格局能促进儿童对哥哥姐姐和成年人的尊敬，训练社交能力和照顾他人的能力，也会形成对自己所在群体的人们的妒忌和怨气，还有对群体之外的人们的不信任。

　　文化特质复合体包括一系列相互连接、互为补充的生态情况、信念和习俗，而上面所说的社会分布的支持系统是这一文化特质复合体的一部分。一种文化的特质几乎总是持久、固执和难以改变的，因为它们深深嵌入文化特质复合体之中，而这一复合体是在情感上逐渐形成、有着髙度共识和默认的文化模式。社会分布的支持与以下一些特质有松散的联系：髙人口出生率；关心儿童的健康和死亡率；扩大的、延伸的或联合的大家庭格局；母亲的大工作量；扩散的情感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多重感情模式。分析整个的、背景化的文化特质复合体是很必要的。仅仅指出文化特质复合体的某一个部分，期盼它发生变化，那是不大可能出现变化的。

　　社会分布的儿童照顾方式的确有可能抑制个人主义和独立自主精神的发展，因为它扩散个人的情感纽带，促进个人养成“以社会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儿童早早就参加家庭的劳动，有可能妨碍他们上学、游戏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儿童的活动受到控制，有可能妨碍他们的独立自主以及对新的工作和学习方式的探索。

　　以上这些特点是有关联的，但这关联是松散的，因情况而异，家庭与家庭以及儿童个人与个人各不相同。例如，有些分担家务的孩子反而学习得更好一点。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参加社会分布的儿童照顾，其学习能力并不降低。抚育儿童的任务也有好的影响，或好坏影响兼有。它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影响究竟如何，决定因素之一是要看孩子参与这一任务是应母亲的请求，还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卡斯尔1995年）。

　　如果文化价值观和习俗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默然接受而无法加以辩论，那么，文化上的变化就困难得多。然而，这样的辩论在非洲是相当开放的。卡罗琳•爱德华兹在她的《丹尼尔和学费》一文（1997年，p.50—51)中就讲了一个有趣的关于分担儿童养育责任的辩论事例。给她提供信息的人在谈到家庭有关“尊重”价值观的决定时，既谈到基本的“合理性”，也谈到灵活性。

　　在她说到的这个事例中，丹尼尔靠哥哥帮杧交学费，得以念完中学。然后，他在内罗毕做工挣工资，他的妻子和孩子仍住在乡下。八年后，他的儿子要开始上学，需要交学费。恰好在这时，他的父母来了，告诉他那位曾帮他交学费的哥哥在一次事故中死了，哥哥的儿子上学要交学费，父母说丹尼尔该付这笔钱。可是丹尼尔的钱只够供一个孩子上学。丹尼尔的妻子认为应首先供自己的儿子读书。丹尼尔左右为难。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诙怎么做呢？理由是什么？

　　爱德华兹带着这个问题到了肯尼亚的两个农村，阿巴卢伊亚和基普西吉斯，去听取人们的意见。人们公认那两个地方的人是诚实、负责任的，而且愿意给别人提出明智的忠告。她采访的成年人当中，一半上过中学，一半没有念过书。她还采访了一些年轻的中学生。从采访的结果看出：

　　所有的人，年轻的和年长的，已婚的和未婚的，在谈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和遒义上的冲突时，都使用共同的词汇，畅谈各自的看法。尊重人、和睦、相互依靠和团结这些价值观在他们的言谈中体现得生动活泼，并作为家庭生活的主要美德，受到再三强调……在阿巴卢伊亚人的谈话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应当求得思想和行为上的是否“合理”，而基普西吉斯人强调的则似乎是怎样保持“可尊敬的”关系（爱德华兹1997年，R82)。

　　在道义推理方面，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以及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之间，显然有所不同。例如，受到较多教育的中学生在评论道义问题时，就较少考虑权威标准。阿巴卢伊亚那个地方受过教育的人较多，而且受过教贵格会传教士的影响，那里的人就较多地提到怎样做“合理”。

　　尽管人们对学费问题该怎样处理，看法不一，但是他们有着足够多的共同词汇，足以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这一共同的框架意味着，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意见，人人都能理解。辩论表现出灵活性，有多重表达形式，而且人们愿意开诚布公，用各种价值观理由说明丹尼尔或别的人为什么应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在经济方针或家庭资源在子女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辩论（萨珀和哈克尼斯1997年）。

　　在肯尼亚各地天天都可以听到有关儿童养育问题的辩论。在这类辩论中，对于什么是“正确”，怎样做才算“最好”，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和矛盾的意见。在如何组织家庭生活和如何养育孩子的问题上，文化信念和道义理想并不是以僵硬的价值观为基础。

　　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应具备什么样的特性，这方面的想法也在变化之中。比阿特丽斯•惠廷在肯尼亚中部约基库尤采访了一些当母亲的妇女，了解她们希望自己子女在性格上有哪些特点。她将采访结果归纳为八点。头四点是：有信心，

　　爱钻研，聪明，勇敢，这些被认为是学习上取得成功应具备的好素质（在市场经济和生活中恐怕亦是如此）。另四点是：心地善良，尊重大人，服从，慷慨大方，这些在农村和市郊的等级制的父系社会中，被认为是处好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品格。

　　这两组特性都被认为至少是可取的。考虑的范围偏重于怎样做到学习好，而不是全面的文化素质。此外，这些目标对男孩和女孩都一样适用。这些家长希望孩子兼备这些特性。由于兄弟姊妹当中已经可以估计到有气质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差异，同时各个家庭现代意识高低不一，许多孩子很可能是这一特点或那一特点比较突出，也有些孩子可能发展得相当全面。

　　惠廷问过这些家长，他们认为哪些特性更有可能是天生的和遗传的，哪些是他们可以为孩子培养出来的。这些家长像世界各地的父母一样，懂得先天因素和后天抚育都对孩子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孩子们在日常活动表

　　现出来的特点——那些通过“有引导的参与”正式或非正式学到的特点——更有可能因父母的影响而改变。

　　多数家长认为，好奇心、良好工作习惯、勤奋、服从、尊重大人，这些都是可以培养的。理由呢？让孩子在家里干活，或送到别处工作，就可以学到这些。基库尤的家长说，他们肯定愿意让孩子提问题，通过答案学知识。他们还让孩子通过日常的活动养成好奇心。但是聪明、勇敢、慷慨和善良这些特性是天生的，是核心个性的一部分（惠廷19%年，p.22—25)。

　　惠廷还设计了一套现代意识综合指数，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母亲的斯瓦希里语和（或）英语知识，家中有无收音机，是不是，等等。具备这些特点的父母较多重视孩子的自信心、爱钻研、聪明、勇敢等素质，而较少重视孩子

　　最后，与乡村和城市社群都有联系的家庭，其现代性髙于仅与其中一方有联系的家庭。1970年起，我曾长期观察肯尼亚西部的一些家庭，他们为了获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好处而在城乡两头安家（韦斯纳1997年a)。与主要住在内罗毕的家庭相比，带着孩子在城乡两头流动而且跟几个地方的亲戚有来往的家庭，其感受到的心理生理压力要小一些，而总的现代性水平相仿。与乡村的或城乡两头住的儿童相比，城市里的孩子比较好斗，与大人或别的孩子发生冲突更多一些，交友和照顾婴儿的能力则比较弱一些。父母安排子女和其他亲人的生活及维护其安全的做法各不相同。在城乡两头流动而且几代人参与照顾儿童的家庭，跟只生活于一地的家庭做得一样好，或者更好一些。

　　试让世界各地的父母和儿童来决定如何更新和试验他们的文化习俗。假如有条件这样做的人能提供相应的活动和新的体制背景，来鼓励市场积累或多元化生活，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家庭和儿童会参与这些活动。假如这些新的体制和群体活动的安排是着眼于当地的文化理解（克利特加德1994年），他们就能够找到各自的位置，各得其所。如果能提供市场经济活动以及新的、比较积极的公民生活，当代非洲就会有许多父母和儿童相当适应地参与这些新的活动。

　　当然，如同所有的文化生活方式一样，社会分布的社会化对于个人及经济发展是既有利也有弊。例如，限制男孩和女孩文化生活的性别隔离会继续起不利的作用，对邻邦邻族和其他文化群体的人已经体制化的妒忌和惧怕亦是如此。虽然父母常说男孩女孩可以有平等的发展（随着教育进一步普及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父母更加会这样说），但男孩和女孩的文化生活会继续使性别隔离表现得很突出，只是范围会逐渐缩小，逐渐向平等方向转变。地方性的信念会使得家庭财富的平等分配困难重重，难以干预（霍华德和米勒德1997年）。

　　非洲千百万的父母和儿童已为变革作好准备，日益具有世界眼光，或者至少意识到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而且正在创造性地改变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儿童养育的方式。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变革。父母们和群体的想法自然是有矛盾的。他们有“捍卫生活的可预测性的本能，这是人类心理的一条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马里斯1975年，P.3)。养育和照顾儿童的做法正在改变，可是显然有一些强有力的、涉及情感的文化模式使得这方面的变革既有可能，又困难不小。

　　考虑到文化的重要性、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儿童养育方面的矛盾心理状态，为什么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改变非洲家庭既想捍卫又在努力改变的那些儿童文化生涯价值观和习俗呢？的确，我感到纳闷，为什么那些对经济进步和新式公民生活感兴趣的人，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集中注意父母应怎样养育自己孩子的细节。

　　要帮助这些家庭，更容易得多的办法，是提供必要的手段以建立基本的和普遍期待的社会保障，从而得到必要的资金来实现有意义的家庭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根据去给他们规定一些干预措施和新价值观导向，要求对家庭系统之内的父母对子女的目标和养育孩子的做法作出什么具体的改变，因为有迹象表明变化已在广泛出现，而且就个人而言，儿童发育过程本来就有内在的可变性。可是，肯定有理由提供一个基础，让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能力为儿童提供康乐，这基础就是安全、稳定、健康和资源等方面的基本社会保障，能允许这些家庭在自己社会内为子女们实现可持续的日常生活，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就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