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宪元：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兼论客家文化研究的三个向度

　　【摘 要】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在民族化、共存化和同质化之中。客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系”。客家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化强国建设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背景下凸显客家文化的传统本色与现代特征，当下，必须重点关注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中重塑客家文化研究，在体现客家文化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中展示客家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全球文化创意时代推进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创新等三个向度。

　　2012年，党的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1)首次提出“文化多样化”(2)的新观点，并强调：世界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3)这里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尊重、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化。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体现在民族化、共存化和同质化之中。

　　客家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一支“民系”(4)。客家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化强国建设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背景下凸显客家文化的传统本色与现代特征，当下，必须重点关注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中重塑客家文化研究，在体现客家文化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中展示客家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全球文化创意时代推进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创新等三个向度。

　　文化多样化是人类的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称“文化多样化是人类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5)由于文化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它与有着诸多密切的联系。金冲及指出：“世界上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长期居住在相同的地域或环境中，在经济和文化上密切联系，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回忆，逐步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以至文字语言，构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种状况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且继续受着它所处环境的影响，带有各自的明显特点，恐怕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也难以根本改变。”(6)比如，“中国在中古时期曾受印度文化很大影响，近代以来更受到西方文化极大影响，给传统文化增添许多新的内容，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这些外来影响如果要在中国生根，最后都中国化了，并没有消灭中国文化而把它变成另一种文化。”(7)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文化多样化是关于文化形态及处理不同形态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理念，不同形态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各种文化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就民族、地域、种族、阶层、性别等维度而言，它们应该是和谐地相处、共同地发展的。但是，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经济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快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在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面临着不同的机遇，文化多样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面对国际上、经济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维系自己的文化根脉，国际社会促进文化多样化的努力一刻也未有停歇。因此，党的报告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8)这是有着深刻内涵的阐述，彰显了在当下全球发展态势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必须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全面理解面对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各种不同的文化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就文化多样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征。

　　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体现在民族化、共存化和同质化之中。第一，坚持民族化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首要特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世界是多样统一的，事物本身的存在处处体现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向全球推动和普及，正是反映了世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发展与地方化的文化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越是发展，加强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意识也就更加强烈。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实质和结果并非促成了一种普适性的、孤立的文化模式生成，而是促成和推动世界文化的同质化与差异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复杂文化形态的生成。如果从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看，全球的文化结构中的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既包含有体现本土特色的核心文化价值，又含有部分体现人类共同文化价值的因素，前者是个性的、独立的，后者则是普遍的、抽象的，普适性文化恰恰就是通过具有千差万别个性特征的民族文化体现出来的。”(9)可见，文化发展的民族化特征不会因为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丧失其独立的个性，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文化始终是一个建立在民族化特征基础上的多元化发展进程。因此，文化发展的民族化特征是不可能消融于全球化浪潮中而被一种普适的世界文化所取代的。

　　第二，实现共存化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主要特征。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发展，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文化多元化发展所倡导的文化多元共存化理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早在1918年，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历史形态学的开创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的《西文的没落》，强调每一种文化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把文化视为“生命有机体”，认为“文化是一个包含着从出生到成长、从衰老到死亡的有机的过程”，主张“以多元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各种文化，以此否定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发展观。”(10)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指出，世界文明是多元文明构成的总体，西方文明只是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而世界上的各种文明是价值相等并共处于一种多元共存的格局中。(11)世界著名佛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世界文化名人池田大作(1928— )在与儒家学者杜维明(1940— )发表的《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中指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是争取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前提条件。而且这些是象征着在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以及文化与文化的关系中，是一种全新的思维、共存的特征。(12)文化发展的共存化特征，正是表明了人类历史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不断碰撞和交互作用下发展演变而形成的。

　　第三，变革同质化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根本特征。同质化是经济学的概念。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更为广泛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电子通讯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普及，国际商务活动、文化旅游、移民文化等现象的不断增多，以及大众传媒的扩散，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下全球文化的演变，全球范围的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同质化趋势逐渐显现出来。为此，有人担心西文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将会被逐渐淘汰。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域或民族的文化，在与外域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逐步达到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过程，其结果是在普遍的价值认同基础上消减了文化的地域性，从而形成一种世界性的一般文化。诚然，这种所谓世界性的一般性文化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普适文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何星亮指出：“从目前的世界文化格局来看，经济全球化趋势强化了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社会联系，促使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影响。然而，文化与经济不同，全球化趋势虽然会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有较频繁的接触，并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各自的文化，但不可能形成全球同一性的文化。在国家和民族没有消亡之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将会长期存在。也就是说，文化多元化趋势仍将长期存在。”(13)全球化是靠民族和区域来体现的，它并非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同质化。民族文化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世界文化发展多样化的进程中，更会显现出地域民族的异质性与特色。从这个涵义讲，变革同质化也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特征。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在文化领域中展现出它的世界性效应，多元文化间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绚丽斑斓的独特的景观。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并且将长期存在于全球的文化形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多元共存的全球化，既包含着与人类共同命运息息相关的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多样化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包括客家文化(14)等地域文化)。当今多元文化的共存互荣现状，意味着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冲突、相互碰撞到相互依存、相互融合，最终达到和谐共融。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候，当然会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面貌，但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包括文化差异依然会存在，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华局面。它们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15)也就是说：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更加需要重视和协调好文化多元化发展中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这一问题。这正是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6)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彰显了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中和睦相处但不是盲目苟同的世界意义。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1872—1970)曾经说过：“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17)这也正是说出了多样性的统一，才是世界之美的重要来源。所以，当今文化发展“绝不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一副面孔、一种文化，也不可能把某一种文化、某一种价值观念强加给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他们照搬照用，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18)

　　文化多样化的兴起与发展特征为客家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纬度。在文化多样化中重塑客家文化研究。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国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客家文化，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文化多元化发展也在不断地冲击着传统文化，于是，需要我们寻求如何面对现代化冲击下还能保持客家文化传统价值，并且跟现代文化相调和的这样一个重大而现实的急迫问题。

　　首先，从建设中国文化强国背景下来讨论客家文化，需要不断强化客家文化的科学理念和现代视野。当今世界综合软实力的竞争，从实质上来说是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与本国、本民族文化价值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客家文化的研究亦面临着如何重塑的现实问题。只有将客家文化研究纳入世界文化宏大视阈，以客家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创新，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多样化进程，才能体现客家文化的历史走向和时代特征，才能更好地推进客家文化的承传和创新，才能重塑客家文化新形态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进入21世纪，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下，客家文化研究发展形成多个特点。(19)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将把研究视角转向客家的认知和文化研究。二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客家文化研究视角将对客家历史长河中的人文生态、百姓的社会生活、民族宗教等进行关注；研究方法也将更加关注田野调查、社会调查、统计数据。三是客家文化研究将形成更多的科普读物或通俗读物。四是一些客家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将逐渐改变个体专业户的研究形式，组成研究团队。

　　其次，从客家文化研究的现实状况来看，需要不断加强客家文化资源的整合。自广东客家学者徐旭曾(1751—1819)的《丰湖杂记》到罗香林(1906—1978)的《客家源流考》已历经一百多年，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学界公认广东客家籍著名学者罗香林教授的客家研究业绩最为显著，被誉为现代客家文化研究的奠基者。(20)连同他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史料汇编》、《客家迁徙及分布地图》、《中国族谱研究》，以及率先提出“客家民系说”，对客家的源流、分布、语言、特性等进行全面研究阐释，为客家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21)时至今日，客家和客家文化的研究者众多，但是种种说法各有差异。(22)当中，客家文化研究的历史文献散落、还不完善，难于检索，可能是主要方面的原因。虽然，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客家文化研究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各类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汗牛充栋。其中，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四川和、香港等地，研究和出版了诸多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示了客家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客家文化研究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但是，我们通过检索客家文化研究典籍和资料，觉得当下对客家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缺失，仍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深知千百年来的迁徙繁衍、发展演变，客家的先祖们留下了许多的历史文献典籍。然而，因年代久远，受蠹鱼风化、兵燹水火之影响，大量珍贵的客家文献典籍正日频损毁和失传，为系统抢救、征集、整理古旧客家文献典籍，促进学术文化研究，传播客家历史文化，推动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和中国文化强国建设，近年来，学界整理、研究和出版了许多记述客家历史的古籍文献。但是今天看来，仍然显得十分不足。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编写整理客家历史文献越来越重视。比如，嘉应学院已经着手组织力量翻译国外学者关于客家研究的著作和史料。广东省社科院等有关机构也已着手组织力量，对年代久远，大量珍贵的古旧客家文献，进行系统抢救、征集、整理，促进客家文化学术研究，传播客家历史文化，推动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和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目前，我们把整理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取名为《客家大奠》。拟首部推出《广东客家文献丛刊》，内容包括：梅州市全境(含梅江区、梅县、兴宁、五华、大埔、平远、丰顺、蕉岭)，河源市全境(含源城区、东源、龙川、和平、紫金、连平)，韶关市部分(含南雄、始兴、翁源、新丰)，惠州市部分(含惠城区、博罗、龙门、惠阳、惠东)，潮州市的饶平，汕尾市的陆河县，以及分散在粤东、粤西、粤北和粤中等客家地域的客家史料、客家人士(含寓贤)著述。出版年限：从古代至1949年为限。

　　事实上，每一种文献形态都是了不起的文化创造，有着不可磨灭的文化功绩。以文献为基点来关注客家、进入客家文化、理解客家文化，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客家文献、关注文献和文化的学术思路，通过把握两者之间的多重关系，发掘客家文献的文化特色，理解客家文化形成的文献背景，无论对于客家文献之衍生传承，还是对于客家文化之生生不息，无疑都是强大的推动力。目前，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客家历史文献的整理将持续和深入。

　　客家文化是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一方面，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在一千多年来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在融合各地域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地传播和扩散，使得客家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从古代客家的发端，到近现代的流变，成为构建当代客家文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客家人的迁徙遍布地域广泛，由于受到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人文历史的影响，形成了颇具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这些地域性质的客家文化既蕴涵着客家文化的历史内涵，又具有与其自身的历史地理环境相融合的地域文化特征；还有一方面，客家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播遍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没有被中断阻隔中华文明形态，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客家文化的与时俱进与开放包容。前工业时代，客家人缘自中原河洛文化，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靠的是以“和合”为核心价值的中华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工业、产业、科技时代，客家人遍布于世界各地，善于学习和大胆吸纳西方科学技术文明和先进文化。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客家人重新认识世界，客家文化将为人类贡献具有普遍人文价值的智慧。正如费孝通先生概括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3)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世界各种文化多样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当下，在建设中国文化强国的进程中，我们正是十分需要在体现客家文化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中来展示客家文化的人文价值，以开放的胸怀，呼唤“文化自觉”，积极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挖掘、整理和阐扬客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作为推进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

　　客家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人文精神”的提出由来已久，它是对人类文明这个基本价值诉求的具体阐发和规定。客家民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客家人文精神是世代客家人的灵魂和血脉，是客家文化生息和发展的根本，进一步提炼和传承客家人文精神，不仅能够发扬光大客家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牵引客家文化的灵魂，沿着客家文化的悠久历史脉络，延续独特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加速推进客家地区的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促进客家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研究表明，有文化并不代表有人文，因为文化是可以造出来的，但人文就不能，人文需要沉淀和积累。文化是由精英创造出来的，人文则是由一帮人将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共融而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特有人文。客家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改造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以“知识为本、诚信为道、家国为魂、四海为商”的客家人文精神，成为支撑客家人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

　　知识为本。知识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诸葛亮讲：“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宋代朱熹曰：“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只有获取知识，人生才能不断充实和成熟。客家人素有热爱读书、广博知识、崇文好学、温文尔雅的文化传统。客家文化崇文和重教优良传统的延续，使得客家地域具有群星闪耀的知识人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地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发展的辉煌。

　　诚信为道。客家人把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从商之要，富有善于与人合作共事的历史渊源和人文特征。正是注重“讲诚信”，才造就了客家商业的繁华历史，客商精神与广东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一道，共同促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客商精神是近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表征。从客家历史人文资源中体现出来的客商精神来看，表明近现代以来客家历史社会生活的领先性，其中所蕴含着的交换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法制意识，都有助于推动客家人文精神的全面确立和发展成熟。客家人文精神体现的是精进务实、温柔敦厚、勤劳精巧，其精髓是卧薪尝胆、坚忍不拔。从农业的精耕细作、商业的精打细算再到传统手工艺的精雕细刻，客家人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用“精进”两个字来概括这种特点是最恰如其分的。客家人文精神历来提倡务实，不爱空谈，崇尚实业，稳健实干，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壮大自己。这种诚信为道的客家人文精神品性也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诚信已是客家人的美德，诚信为道的民风是客家人文生态的重要内涵之一。

　　家国为魂。客家民系是特别热爱国家和热爱母亲的。客家文化在经历南迁几个时期的发展演变后，与中原文化、岭南文化、文化等长期碰撞、交流、吸收、融合，为多元统一的中华文化形成、巩固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客家民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这种血脉情感流淌的客家文化，在认同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迄今仍然是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社会根基之一。研究表明，“客家人普遍存在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是由于客家民系是在迁徙流移中形成和壮大起来的，客家先民饱受战乱和压迫带来的痛苦，因此客家人对家园的安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崛起有着强烈的渴望。我们可以从众多史籍史料中窥见，古代中国社会进入诸侯割据和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由于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所谓的‘河洛’、‘中原’被地域化、专名化、神圣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桑梓’、‘帝宅’和‘神乡’”。(24)在中国历史上，避居异乡的客家先人，既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25)，又为“顾影中原，愤气云踊”(26)。“客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原乡的象征，成为他们表达爱国情感的主要对象，这对于今天中华民族大力增强民族凝聚力而言，是非常值得珍视的精神资源。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众多的客家后裔和港澳台客属同胞，或纷纷在家乡投资建厂，或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国爱乡情怀，为振兴国家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做出了诸多重大贡献。客家文化生态内含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内聚凝合的情感心理，深深地融入客家子民的血液，成为民族归属、民族认同、民族团结的精神基础。”(27)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客家文化对于维护祖国的团结统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四海为商。客家文化自宋代之后取得长足发展后，近代以来又受到海外文化的浸润滋养，由此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随着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遭遇异质文化的渗透和冲击，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萌芽，以及历史上多次中原人口大迁徙，包括中原古音、习俗在内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得以保留和传承。在广东地区的中西文化率先实现了碰撞、交融，造就了客家文化的包容、接受力强，易变通的地域特性。客家人的吃苦、勤奋、智慧，无论在农耕精细劳作，还是商业经营、贸易交往所表现“和为贵”的气质，轻声柔语的谦让品德，赢得了良好人缘和商机。客家文化显示“平和淡泊”、“谦和”风范、柔和谦让的品德更使“知识为本、诚信为道、家国为魂、四海为商”的客家人文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繁衍出万象千态纷呈的精神叶片，竞相开放的精神花朵和精神果实。客家人文精神是昨天客家的背影，今天客家的品牌，明天客家的动力。

　　在全球文化创意时代推进客家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2008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将“文化创意”定义为：“包括想象力在内，一种产生原创概念的能力，以及能用新的方法诠释世界，并用文字、声音与图像加以表达。”(28)这就是说，全球文化创意时代，成功的文化创意除了必须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还必须具备本国家本区域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创新，根源于文化底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足够深厚，就一定可以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创意产业和产品。2012年，党的明确指出：“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29)“文化就是财富”。整合客家文化资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当今全球文化创意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何壮大客家文化经济、推进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是当前一个紧迫而重大的课题。(30)推进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重点关注四个创新：

　　第一，创新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把客家传统文化融入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以改革开放精神和时代精神，突出客家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主旋律，繁荣创作更多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第二，创新客家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契机点。把丰富的客家传统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必须创新思路和理念，通过产业化手段、合理的商业运作，使优秀的客家传统文化产生有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对于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来说，用优秀客家传统文化展现地域文化风采，既是一种鲜明特色，也是一个重要动力。第三，创新客家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把创造具有客家特色的文化品牌，培育客家文化精品，必须将客家传统文化发展与多媒体、软件开发、信息咨询、创意设计、图书出版、影视娱乐、文化旅游等结合起来。将客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倾注于客家文化资源的产业化程度上，客家传统文化的传播力专注在于文化产品的市场流通率上。第四，创新客家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新路子。客家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已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下，必须用产业化的方式把具有客家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国外，抢占世界文化市场的制高点；以优秀客家传统文化输出为突破口，形成多元化的文化输出格局与模式，提升客家文化软实力。

　　(1)(2)(3)(8)(29)：《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46、47、41、17页。

　　(5)范俊军编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6)(7)(15)(18)金冲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北京：《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29日。(或参考“中国传统文化三题”，北京：《人民政协报》，2005年1月10日。)

　　(9)张军、张桂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主流文化建设》，哈尔滨：《思想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10)李秋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预言者”，北京：《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29日。

　　(12)杜维明，［日］池田大作：《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8年。

　　(14)(21)(22)温宪元等著：《广东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页。

　　(23)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聚会上，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4)(28)温宪元：《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及其意义》，郑州：《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5)《世说新语》中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刘义庆：《世说新语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43页。

　　(30)王海燕：《传统文化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哈尔滨：《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16期，或《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10年1月15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