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定位中国人类学

　　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世界人类学大会”，是中国人类学走向国际学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人类学研究在此次大会上获得了公众的关注，也显示出从未有过的主体性。从那之后的五年，中国人类学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关于这些进展，笔者认为可用“纵横捭阖，与时俱进”8个字加以概括，并在此做一次回顾和总结。

　　先说研究地域的“横”向扩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他者”，这一点殆无疑义。但长期以来，中国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他者仅限于国内人群，对国外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这不仅局限了中国人类学的眼界，也使得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缺少了汲取域外新知的一个重要渠道。21世纪以来，在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机构的提倡和践行下，海外民族志研究逐渐升温，在国内外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到2014年为止，在海外从事正规田野工作的学者已超过50人，田野点遍及全球六大洲（约30个国家），完成民族志著作15部、相关成果30余项。此外，还有不少正在进行的研究。

　　海外民族志不但扩展了中国人类学的视野，而且在方法和人才上也对既有的学科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2012年开始，通过各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已连续举办了三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还主办了“美国研究工作坊”。这些培训吸引了来自全国数十所院校的150多名学者参与，为建设一支中国人类学国际研究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奠定了基础。随着田野工作网络向全世界铺开，在东南亚、北美这样一些田野点密集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区域研究的可能。

　　中国人类学近年来“纵”向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对历史的重视更见加强。传统的“宗族范式”继续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力，但其重点已经从宗族形态本身转向了与族群、宗教以及现代化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宗族之外，对官方权力的强调催生了“国家地方”模式，成为常见的解释框架之一。此外，对历史上的民间宗教、族群关系、环境和器物的研究也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人类学习以为常的“文化”概念，“文明”的重要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传统中国超越族群、地域和语言等差异的凝聚力，不仅成为富有理论潜力的生长点，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在此思路的指引下，部分人类学者开始讨论中国古代的宫廷和王权等议题。

　　与之相关的是宗教人类学在近年来的发展。中国人类学以往多注重记录和分析民间信仰与仪式等“弥散宗教”事项。随着佛教、教等制度性宗教在我国的发展，人类学者开始涉足以往多由宗教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教人类学”和“伊斯兰人类学”的概念近年被引入，一方面表明人类学者开始重视宗教中的大传统，另一方面也表明人类学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2010年开始组织召开宗教人类学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四卷《宗教人类学》论文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动颇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与传统文化保护最直接相关的研究领域，过去几年中吸引了许多人类学者参与。这些努力一方面有效推动了对传统节庆、工艺和习俗的整理和保护，另一方面也提升了这些文化遗产的市场价值和公众认知度。相关的理论讨论则反思了其中文化本质主义倾向和权力关系等问题。

　　以上一“横”一“纵”两条线索，与我国近年来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关涉到一个复兴的大国及其公民在世界中的位置与感受。中国正在与世界结成平等、开放的新关系，而人类学的上述发展正是学术界对于这一努力的积极回应。人类学界通过他者和历史反观自我，参与到重塑中国意识的时代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