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文化的结构层次与要素分析

　　摘   要：党内文化是坚持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的基础力量，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也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重要着力点。探究党内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及其结构层次，是充分认识党内文化、从理论上厘清党内文化与其他事物间关系的逻辑前提，也凸显出党内文化的本质内涵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以此明晰党内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对党内文化结构层次进行分析，发现党内文化呈现“价值观—党内制度规范—行为作风”的圈层结构，其从结构到功能的表现形式上同构了党内文化的本质内容和主体框架，明确了发展积极健康党内文化的重要指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推动党内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同频共振、促进党内文化社会化。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对进一步坚持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理论强党和文化兴党具有重要意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的首要之务就是弄清这一制度体系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蕴，以此来为制度建设提供保障。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要在文化软实力成为执政党执政基础关键制高点的局势下、以文化现代化为核心重点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态势下，发挥党内文化的作用，也就是要在理论上厘清党内文化的相关问题，通过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实现党内整体价值观与党员个体心理的统一，并不断进行涵养深化，加快完善党内制度建设和加快构建党内文化话语传播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理论入脑入心并转化为行动自觉的作用。

　　党内文化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习总的系列讲话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党内文化建设。要弄清这一概念并持续进行研究，需要先明白党内文化“是什么”。学界首先以总的讲话为依托，结合相关理论，认为党内文化包含多个面向和层次的文化，有学者在党内文化提出之初，就认为党内文化是信仰文化、组织文化以及实践文化的统合[1]，一些学者也分别在广义、狭义上对党内文化进行分析。就党内文化而言，其主词是文化，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它与人的本质和实践生活紧密相连，包含了人类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本質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价值观，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但文化又不单局限于价值观这一种观念形态，从广义上说，还包括实体形态。任何社会存在物都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根据一定规律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的结构决定着事物本质、发展状况以及在社会中的作用。文化也是如此，其本身就具有多重结构。党内文化指的是充分体现中国党党性的文化，针对性和指向性更加明显，因此对党内文化进行结构-功能分析显得尤为重要。用结构-功能分析凸显出党内文化的本质内涵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以此明晰党内文化建设的实践走向。

　　作为文化的一般特征在政党领域的特殊表现，党内文化集合了文化的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政的特性，学界从党建角度、学角度、文化哲学角度等展开界说，对党内文化的内涵界定也众说纷纭。作为充分体现中国党党性的文化，党内文化也应具有自身独特的结构，从理论与现实两重维度出发，对党内文化的概念认识进行再深入的探讨。

　　在“党内文化”这一概念提出来之前，学界使用更多的是“文化”“政”等，大多数学者也是在这两大研究模式下对“党内文化”进行界定，着重分析了党内文化的特性，认为党内文化指的是广大党员对党的认同、心理、信仰、意识等。多数研究成果都认为党内文化的核心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也就是活动主体对政党价值理念的态度、价值取向等形成的反映现象的文化价值观。事实上，党内文化是在中国党的话语体系下进行的研究，本身就与党的意识形态性的生发和建构逻辑具有同构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特定阶级在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变过程中为实现特定价值目标而组建起来的组织，这一价值理念形成了党的政党纲领，是这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并在实践中不断涵养深化。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党内文化核心指向是活动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取向。就现实而言，党内文化是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以党建命题的方式出场的。党内文化指的是在社会生态系统下党内客观存在的文化，是一个中性概念，有健康的党内文化和不健康的非党内文化之分。党中央在对党内文化的多次论及中，“注重”“加强”“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等词多次出现，“加强党内文化建设”的提出是在特定语境下对特定问题的解答，这里的特定问题，正是管党治党不力等党内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的文化现象。党内出现的潜规则文化、圈子文化、拜金文化、享乐文化等不健康的“潜”文化，正是缘于当下少数党员的价值观扭曲，在价值取向上产生矛盾、困惑，出现言行不一的“两面人”等现象，党本身内在的先进性被弱化，党内文化被正式提出来。因此，从理论和现实出发，价值观都是党内文化研究中的核心范畴。

　　制度的实质就在于调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规范性，制度体系也是围绕某种价值理想实现的制度安排，制度本身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制度的特质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工具属性，使得行为主体可以利用制度去实现价值。一方面，党内制度规范在自身建设运行中受党内文化的价值引导，实体化和具体化党内文化的价值观，形成以主义远大理想为核心原则的制度架构。另一方面，党内文化也为党内制度规范的合理运行提供认同支撑，党员在制度实践中明确制度规矩意识等，形成相应的制度文化原则和制度文化精神，为党内贯彻以集中制为核心原则的制度架构提供了条件。立足现实，党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积淀而成的精神层面的文化要素和实践层面的规则等需要制度化、经验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需要高度重视制度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提出把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从两部党内生活准则的制定和修订来看，也集中体现了党内文化建设的要求。

　　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党内制度规范，都需要在精神—实践互动中发挥作用，进而使党内文化发挥应有的功能。作为党内文化展现的党的行为作风，则是党的主张等价值观和制度规范的实践形态，是政党价值理念的外在表现。党内文化一旦被内化为党内成员的价值标准，就亮明了党员的身份特性，影响着党员的行为方式。党内的价值理念辅之以制度的明文约束，使党员个体在实践中将党的价值理念与美好愿景等价体现，通过自觉行为加深对党的价值观的认同，以内在的气质积极践行党的宗旨，促使健康的党内文化体现为良好的作风形象。就现实而言，在性是党内文化根本属性的逻辑下，党严肃党内生活，着重作风建设，直面作风建设的问题和挑战，以优良的党风促进政风，进而带动民风，实现党内文化的社会化，为党内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补充动力。

　　概而述之，党内文化呈现出从价值观到党内制度规范再到行为作风的“圈层结构”。其中，价值观居于核心层，是党内文化结构的基石，在整个党内文化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引导着党内文化结构要素中的其他范畴。党内制度规范为中间层，固化了党内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党内文化核心理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表现形式。行为作风是外围层，是党内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的呈现样态，是制度规范的外化形式。从核心层到外围层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三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割，且统一于党内文化建设，同构了党内文化的本质内容和主体框架，形成党内的生态链条。这一结构阐释并不试图在各种党内文化概念中强求一致，而是以比较灵活的界定体现广义的概念，以求对党内文化进行全面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对党内文化结构层次的划分，是从一般理论意义上所作的抽象解读。这一解读的目的在于从当下实际出发，在确定了党内文化的大体结构后，对党内文化进行要素分析，再从结构到功能的表现形式上明确发展积极健康党内文化的重要指向和着力点。

　　价值观不仅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就首先涉及到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简单探析。文化渗透在全部社会生活中，是先于意识形态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符号表征，当阶级对立越来越明显，阶级关系明朗化时，精神生产就开始分化为阶级意识形态，反映特定阶级的社会关系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也将文化分为意识形态部分和非意识形态部分，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性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论证了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具有国家机器的支撑，现实的生活也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塑造的，从这个层面说，意识形态规定了价值，有着鲜明的性。就普遍性意义而言，性是政党的天然属性，任何政党都围绕其目标，制定纲领，实施路线，列宁突出强调了的重要性，他指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3]。就特殊性来看，不同政党的区别在于讲什么样的，讲什么人的，即恩格斯提到的“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和从事什么样的”[4]。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阶级性、科学性和人文性（人民性）结合起来，发挥意识形态在价值观中的服务人民性的功能。[5]中国党自诞生以来，就坚守“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的立场，将坚定的信念、严明的纪律、严肃的生活作为内在要求，深刻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6]，在长期的、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了风格显著的价值观，集中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准则，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一价值观是与资产阶级价值观根本对立的。由于“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西方政党是资产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是极少数人利益的代言者，“献金”现象普遍存在。政党沦为大选的工具，用资本逻辑取代人的逻辑，赤裸裸地宣扬私利至上的个人主义，其价值观、观、观极具遮蔽性。

　　作为党组织实践的对象，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蕴含着党的初心，融汇了党的价值观。党组织的价值观需要一个个特殊的党人来承载，政党整体的价值取向天然作用于政党成员的价值取向。由于党人是党内文化的承载者和建设者，党内文化一方面对党员产生耳濡目染的作用;另一方面，党员个体价值观的实际取向也会作用于政党整体的价值取向，规制影响着党内文化的发展。当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危险和考验层出不穷，这些都会影响整个政党的价值观。所以党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准则要被党人在实践中践行，通过坚持党人价值观增强党内文化的先进性向度。党人价值观是党人的精神之“钙”，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不仅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旋律、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强调党人在上的坚定性，突出党人精神的崇高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当代中国党人精神风貌的集中写照。十九大报告中，习总旗帜鲜明地表态，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記党的宗旨，挺起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7]，这既指明了什么是党人的价值观，也凸显了坚持党人价值观是发展积极健康党内文化的核心要义。

　　“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是对党人价值观的高度，是党人价值观的核心要素，表现在忠于党章，忠于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具体工作中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积极的进取精神践行党的宗旨，坚守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是非观、权力观、义利观和事业观，不当“两面人”、不做“两套事”，不敷衍应对，同时勇于变革，主动作为，在重大突发事件上积极应对，时刻对党所处历史方位保持风险意识，不疲疲沓沓、拖拖拉拉;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甘于清贫、节约朴素的精神文脉和工作作风，在考验和危险面前永葆“拒绝腐蚀永不沾”的本色，共塑清正、清廉、清明的“三清”环境。这些饱含性的价值观，凝聚了党人的精神力量，强化了党人的认同，严防党内虚无主义、意识淡漠，旗帜鲜明地重申党人价值观的意蕴。习总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8]要明辨是非、善恶、好坏，具有风险意识，明确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的文化，批判错误的文化价值观，提高自身的觉悟。“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

　　制度的概念同样具有复杂性。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构造着、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9]，这种个人主义方下的定义旨在约束主体，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之相照，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的分析基于宏大的视角和整体主义方，始终以人类的终极发展为关切。人的本质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见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10]，而后在《资本论》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运作等进行了详尽的揭示，探析出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进一步明确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的产物。既然“关系”是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制度的要义就在于调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规范性，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以及人的能力的不足，也因此决定了制度有一定的强制性。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以“现实的个人”为本质规定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的分析并没有排除对于个体的考量，对制度进行了系统地论证。无论哪一种研究方法，都突出了制度的规范作用，即便是诺斯提到的非正式规则，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没有文化的实践活动是不存在的，制度的建构必然反映了一些文化需求，承载了相应的价值理念。制度建成后，需要去实施。《社会科学大词典》里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行为模式，社会或团体力图用这些行为模式去模塑其成员;而社会或团体的成员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认识、验证、实践这些行为模式，当他们接受了这些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并付诸实践，以至在任何同类场合都以这种模式行事时，这套行为模式即被制度化了”[11]，如同亨廷顿对制度进行“行为模式”的界定一样。阿尔蒙德在分析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时，也提到人们主动遵守一些制度“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是应该的”[12]。总而言之，人们按给定的制度规范去行动，在反复的行为模式之后，这些行动样式会不自觉地演变为人们观念中以为“是这样”的活动，在一定的群体内会形成相应的制度文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会有所变化，形成相应的制度思维、制度意识。也有学者是从文化构成要素之一的制度文化分析框架中分析制度，但不管从何种角度分析，都表明了文化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上个世纪末指出，中国已经走上从“文化中轴的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文化”过渡之路[13]，对历史的深刻审思、对现代化的稳步认识和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使得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制度治党也成为党内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党内文化的价值观要在制度逻辑下才能发挥作用。党内制度规范是根据党的价值观而制定的，是党内文化价值理念的结构化，体现和保障了党内文化的价值观。党内制度规范一旦产生，就成为党员个体的存在方式，其演进也共存于党员个体的实践活动中，党员个体在执行党内制度规范中养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行为习惯，在正确价值观的支配下明确制度规矩意识，形成一定的制度文化，优化党员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进一步塑造党员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于“潜规则”的挤压。封建糟粕遗留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入等，容易在党内形成不成文、不公开的“潜规则”，这些行为规范是对党内制度规范的异化。党内制度规范以铁的纪律挤压“潜规则”赖以生存的土壤，提升党内生态的优质度，在党内形成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大气候。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效能涉及到治理的几大要素，这几大要素不是一种无主体的机械式组合，是蕴涵了价值理念、制度意识、执行主体、体制机制等的整合，以此发挥整体性功能优势。治理效能发挥效果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的有机耦合，这个耦合的实践向度之一就是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导向下推动党内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同频共振。同频共振指的是柔性的党内文化与刚性的党内法规制度遵循党建发展规律，在党内生态中的融通创新。党内文化中的价值观一方面要在制度逻辑下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党内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党内法规制度的有效实施要在党内文化厚植的土壤中发挥作用，进一步发挥价值取向、协调凝聚、规范引领功能。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使制度不再是冷冰冰的、程序性的东西，以其精神内核赋予了制度执行以人文关怀，又以“看不见的手”加强了党员个体对法规制度的认同意识和执行意识，发挥了内在规约作用。正如提到的：“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據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但“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14]，也就是党内文化的价值观不仅要融入党内法规制度的静态的规范体系中，也要融入党内制度规范动态的建设和治理中。党内法规制度不仅要夯实制度创设与供给的基础，规约党员个体的实际行动，也要在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的进一步引导和浸润下发挥其执行力作用，优化运行机制。这不仅是党内文化与党内制度规范间逻辑关系的内在诉求，更是将党内制度规范作为党内文化中间层的功能指向。

　　中国党先进的理念形塑了以主义远大理想为核心原则的制度架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对标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蕴涵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逐渐完善分层次的党内重要制度，将党内制度建设现代化摆在突出位置，提升党内法规制度质量。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着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2部准则和近30部条例为主干、以若干规则等为分支的制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善有力的党内制度实施体系和保障体系，使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并坚持制度创新，总结提炼实践探索中的经验，不断挖掘党内文化的价值观在新时代的表现样态，进一步促进柔性的文化物化为刚性的法规制度。

　　党内文化不仅包含了价值理念这一观念性文化，也赋予了活动主体的实践场域。生活是党员存在的重要形式之一，党员在党内文化形成的氛围与影响下实践，正如恩格斯所言，“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15]。不同性质的党内文化发挥不同的导向作用，有什么样的党内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文化，大到不同政党，中到同一个政党的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的党组织，小到党组织里的个人，都会呈现不同的行为模式，不然也就不会出现系统性、“圈子文化”等现象。实践的辩证性决定了党员在实践中也会将党的价值追求和制度体系进一步“外化”，生成一種可以体现政党形象的行为文化，反映出来就是党的作风问题。纲领、规划、章程等虽然也是党的形象的具体化，但都要通过组织内成员的正确实践将政党的“貌”最大程度地还原出来。党的作风本质是一种行为实践文化，是全体党员通过实际行动对党的价值追求和制度规范等的体现，它是党内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一种外化，是党内文化被感知的一个窗口，从行为作风可以窥见一个政党的文化涵养。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这些语境下，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以其优势性的地位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性、导向性、整合性、滋养性等作用，以求真务实的行为作风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将行为作风作为党内文化的结构之一并不是将党内文化概念泛化，对党内文化结构分析的逻辑并没有局限在国内学界对政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框架内，也就是并没有将党员个体的作用置于缺位状态，而是重视党员个体通过自身的行为实践，既对党内的文化产生形塑又影响社会文化的作用。这一功能指向就是为了推进党内文化的社会化，提高党内文化的全民认同度，并在双向交流互动中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吸纳优秀的社会文化资源促进自身建设。

　　现代化进程在文化领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元与多元渐趋明显的价值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思想文化激荡的环境下，我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多种文化与多种思想并存和相互作用的现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使得文化投入与需求不协调，不同区域、不同消费人群之间在文化资源配置上存在失衡，造成文化权益不对等，较为富裕地区和具有较高消费水平的人民群众，能够享有较为优渥的文化资源，而贫苦地区和具有较低消费水平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就得不到切实维护，文化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的不均等现象导致了文化特权化。在文化消费上，社会性的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贵族化的文化消费观念在文化消费领域日益盛行，一些群体被排斥，社会文化出现不公平之势。人类的不同文化类型由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差异确实存在文化梯度现象，但如果刻意设置壁垒，会导致文化要素难以流动，最后会制约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曾指出，党人是“无产阶级的的功利主义者”[16]，党的使命之一就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各种利益需求，充分彰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维度，以文化小康助力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性。这就要发挥党内文化其行为文化的作用，通过党员个体的行为实践，将健康的行为作风投射到社会，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人民群众产生坚定的信仰和自觉，形成为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而奋斗的价值共同体，共同促进社会文化健康发展。

　　党内文化是中国党在长期的、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深化党建规律，将党的建设进一步延伸到更基础、更深厚的文化层面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更能体现中国党风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研究模式。运用静态结构分析，对党内文化的核心内涵进行深入剖析，构建了党内文化从价值观到制度规范再到行为作风的圈层结构的逻辑功能链条。这一逻辑功能链条就是要在科学认识党内文化的基础上，防止和消除不良党内文化的负面影响，落实到为党的建设服务，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也就是不仅要涤荡党内的歪风邪气，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更要注重发挥其强大的功效，培厚良好的生态土壤，促进党内生活的积极健康发展。

　　第一，以党内文化的自觉增强党内文化自信、实现党内文化自强。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复活。”[17]如果一个政党在自身的党内文化上实现不了自信和自强，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的文化安全。对一个政党的党内文化的自信和这个政党党内文化本身的自强关系到这个政党的强盛。“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党内文化的核心层，是党天然的文化自觉，要围绕这一核心价值观持续实现党的理论创新，丰富党的文化创新成果，以基础性和深厚性的运作机理，和批判错误的文化价值观，构建一条极具建设性的文化路径，为新时代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奠定价值观基础。

　　第二，以党内制度规范的合法性、科学性、有效性和完善性，增强党内文化和党内制度规范的融合性。在党内文化结构层次的逻辑功能链中，党内制度法规在对党内文化的塑造中承担着衔接功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制度”是高频词，揭示了制度的重要作用。在党内文化建设以及运转中，制度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继续构建科学的党内制度体系，形成党内制度规范从制定、执行到监控的完整闭合，确保党内制度规范的高质量。大力构建和完善入脑入心的学习制度、深入持久的教育培训制度、党与群众的交流对话和信息沟通制度、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党内文化传播制度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中常见的问题就是“制度空转”，“制度空转”除了制度体系设置在衔接性上存在的问题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文化培育不够。通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建构，使党员在周密的制度氛围中有效实践，强化制度意识，形成浓厚的制度文化氛围，以高度的自觉性对待各项制度。

　　第三，以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式转变党内文化传播方式。《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要求，这不仅指要确保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文化制度，也指要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机制，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其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的就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同构性的积极健康的党内文化。党内文化的理论传播方式需要创新，改变以往用单纯的性话语的方式，结合时代性把握群体诉求，完善传播的话语和叙事方法等;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要遵循规律，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占领新场的主阵地，提升与社会关系的密切度，增强积极健康党内文化的核心理念有效引领大众风尚的作用。

　　[5] 方世南.“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唯物史观意蕴[J].北方论丛，2019（6）：43-51.

　　[7] 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

　　[8] 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5.

　　[9]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3-4.

　　[11] 辛鸣.制度论——哲学视野中的制度与制度研究[D].北京：中央党校，2004：153.

　　[12]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29.

　　[13] .转变中的中国文化结构[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5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