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芬兰语词汇中的中国形象

　　芬兰文化代表团195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领队为当时的总理夫人、作家苏乐维·吉科宁（SylviKekkonen）

　　《创世纪》中说上帝让人类使用不同的语言，使巴别塔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工程。但是自古至今，语言不同并没有阻止人类的交流和交往。几百年前开始，人们从欧洲出发，不管山高水远，不论天寒地冻，从陆路和海路一路东行；中世纪时，大量的中国瓷器进入阿拉伯国家，进而流传到欧洲：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一直没有间断。那么在这一交流史中，芬兰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在历史上，芬兰很长时间都受瑞典统治，芬兰与他国的交往都要经过欧洲的葡萄牙、法国、德国，再辗转经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可以说，芬兰地处欧洲的边缘，在全球贸易交流的历史图谱中也一直处于边缘位置。

　　芬兰与中国虽然只隔着俄罗斯，但是广袤而寒冷的西伯利亚长期阻断了两国的交往。芬兰与中国的早期交往还是借由海路完成的。最早研究中国的芬兰人应该是18世纪随瑞典东印度公司乘船到达中国的伊斯雷尔·雷尼尔斯（IsraelReinius，1729—1797）。1746年2月13日，他随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王储号船只离开瑞典港口城市哥德堡，途经加纳利群岛，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沿毛里求斯、爪哇、苏门答腊、中国澳门，经过种种波折后，于1747年6月12日到达中国广州的一个港口。在广州停留半年后，雷尼尔斯于1748年1月5日返航，同年6月27日回到哥德堡，9月21日回到位于芬兰西部沿海的故乡莱西亚（Lai⁃hia)。在中国期间，他对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商业贸易做了详细的笔记。次年（1749年），他向图尔库学院提交了他的硕士论文《旅华笔记》（AnmärkningarsamladeunderenresatillChina）。这篇瑞典语的论文是芬兰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中国的论述，虽仅有47页，但是作者尽其所能，描述了中国的植物、动物、自然资源和物产，以及中国人的外形特征，此外还记载了此次中国之行。虽然简短，但是中国的地大物博已经让芬兰人对中国的想象增加了更多绚丽的色彩。在他的记录中已经有关于米的食用：彼时航海的轮船上，船员们圣诞节的传统食物就是一种加了牛奶和肉桂等调料煮制的米粥——东方的食材，改良的西方的口味。随着19世纪米在芬兰变得普遍，这种习俗也流传下来，沿袭至今。而如今简单煮制的米饭更是芬兰常见的一种主食。另外还有一位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芬兰人彼得·约翰·布雷德（PeterJohanBladh，1746—1816），在1766年至1784年间曾先后五次在广州逗留。他后来把自己在中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报告提交给斯德哥尔摩科学协会。在1779年，他还被提名为瑞典科学院院士。

　　伴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和商品的流通，流传到西方的还有中国的词汇。虽然芬兰语属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与周边的两大语言——俄语和瑞典语相距甚远，但是很多外来词还是来源自左右邻居的语言文化。在芬兰的语言文化中探寻东方的元素，就会发现这个传播链条如此之长，绕了大半个地球。最早，欧洲人眼中的“东方”主要指的是阿拉伯地区，阿拉伯语的某些词汇，包括阿拉伯语中的一些波斯词汇，经过葡萄牙或者法国、德国进入瑞典语文化，进而被借用到芬兰语中。另外还有一些东方的词汇，则是通过芬兰的东邻俄罗斯进入芬兰语。语言的流动和借用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人类文明的动态发展，对芬兰语中有关中国词汇的追根溯源，恰可以从一个角度探寻中国与芬兰之间的交流历程。

　　芬兰语中的“中国”（Kiina）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芬兰的报纸上，即1820年的《图尔库周报》（TurunWiikko-Sanomat），1822年又出现了“KiinaneliSiinankeisari”（中国的皇帝）。此时，芬兰已经脱离瑞典的统治，成为俄罗斯的自治大公国，但是瑞典语的影响依然很大，芬兰语的中国（Kiina）就是从瑞典语（Kina）而来。而Siina这个词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Sinai，比如现在芬兰语的词汇中还有sinologia（英文为sinology），表示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即汉学。另外，同年6月的报纸还介绍了中国的文字是从上向下书写。

　　其他与中国有关的芬兰语还有不少，比如appelsiini（橙子），最初的意思就是“中国的苹果”，这个词是从荷兰传入中欧和北欧语言中的，德语、瑞典语、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中都有类似的同源词。后来还有很多词也以“中国”命名，例如依循拉丁文名称而来的芬兰植物名：kiinankaali（中国的菜，即大白菜）、kiinanruusu（中国玫瑰，即朱槿）、kiinanpuu（中国的树，即金鸡纳树）。也有起源自中国的物品：kiinanpommi（中国炸弹，即烟花）。在芬兰文具用品店里还有一种深受芬兰人喜欢的玩具——中国棋（kiinanšak⁃ki），这个名称也是经由英语和瑞典语译入芬兰语的。“中国棋”其实是一种六角星型棋盘的跳棋（halma），英文称为“中国跳棋”（ChineseCheckers），这种棋其实与中国没有什么渊源，而是美国人在19世纪末发明的，由德国一家玩具公司大力推广传入北欧。最早的棋盘和包装上总是装饰着中国的图案，因而它被习惯性地称为“中国棋”。至于“跳棋”为何变成了“棋”，是由于在流入北欧的过程中，因为音形相似，瑞典语将跳棋（checker）误解为“棋”（schack），芬兰语也以讹传讹将“跳棋”变成了“棋”。而真正地道的中国棋类游戏“围棋”（Go）和“象棋”（xiangqi或者kiinanšakki），都是等到中国与芬兰建交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才传入芬兰，但是围棋、象棋爱好者很快就在芬兰十多个城市和地区组建了自己的俱乐部，每年的围棋锦标赛成为中国文化爱好者的聚会，这时“中国棋”才名正言顺地指象棋。

　　除了这些以“中国”命名的词汇，还有很多中国的特色植物、器物、食物的词也传入了芬兰。“缎”（satiini）作为最高级的一类丝织品早在12世纪就已经传入西方，但是直到18世纪才进入芬兰。据记载，1798年第一次在芬兰语中出现的这个词原本指的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刺桐（泉州）。可见，词语的流传过程也像丝绸之路的绵延拓展一样，经过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挪威语，最后到达了波罗的海北岸的芬兰语。同类的词还有芬兰语中的丝绸（silkki），该词是比较早出现在芬兰语言中的有关中国的词汇，目证到它在芬兰语报纸中最早出现于1820年，来自《图尔库周报》一篇关于土耳其的介绍性文章，该文介绍了中国的丝织品来源于蚕，以及如何养蚕、制丝。除了丝织品和最著名的茶叶之外，还有舢板（船）或称乌篷船（samppan）、花椒、银杏、大豆（soi⁃ja）、正山小种（souchong）、乌龙（oolong）、金桔（kumkvatti）等都出现在了芬兰的报刊或文学作品中。随着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宗教之间的传入与传出并行，中国寺庙中常见的“塔”（pagodi）型建筑也成为宗教寺庙的代称进入芬兰语，成为东方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如今随着中国人走遍全球，中餐厅也遍布全世界。也有一些中国饮食相关的词语进入西文世界，但是在芬兰语中固定下来的数量远不及印度菜和日本料理。但是有趣的是，中国的日常作料酱油（soija）却早在1756年就登上了芬兰奢侈品的榜单。

　　当然，除了中国的植物、器物和食物，在20世纪初，中国人也出现在了芬兰。一战期间，芬兰大公国作为俄罗斯的附属，需要根据的要求建造防御工事。因此赫尔辛基地区根据圣彼得堡海防计划建造了大量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现在依然可见。为建造这些工事，1916年8月，2100名中国工人来到芬兰。不久之后又有更多的人加入，工人总数达到了将近3000人。大概在同时期，芬兰国内的铁路轨道建设也使用了中国劳工。负责工事的中国劳工队伍被分为五队，分派到赫尔辛基附近的几个市镇：埃斯波（Espoo）、考尼艾宁（Kauniainen）、万塔（Vantaa）、科尔索（Korso）和希波（Sipo）。这些中国多是满洲和远东地区的土匪和逃犯，就是所谓的“红胡子”（hunghuuseja，“红胡子”的音译）——这个称谓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顺便说，“Kuli”（苦力）这类词也随着战争时期的劳工进入了芬兰语境。这是芬兰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这么多长相、衣着、语言与自己迥异的中国人，而且当时中国劳工的数量甚至超越了现在在芬的华人总数，如此众多的中国人的出现也在当地引发了很多奇闻异事。对于赫尔辛基的居民来说，这些中国人的表现很奇怪、令人难以理解：男人们留着长头发，编着中国清代的辫子。另外芬兰民众间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中国劳工的古怪滑稽的故事，例如他们吃青蛙、虫子，他们用让人费解的语言交流，他们喜欢去墓地取花圈上的丝绸，等等。这些故事很可能是芬兰人早期认为“中国”这个概念代表了古怪、诡异、让人费解的思维定式的原因，“中国故事”（kiinalainenjuttu）进而也成为一个俗语，指困难的问题、难解决的状况。

　　文化的流转、影响好像水晕一圈圈荡开，需要经过数次叠荡交错之后，才能抵达彼岸，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传播者对他国的想象和异化。随着芬兰于1950年与新中国建交，中芬两国间、文化等往来增多，尤其是文化方面交往频繁，而且更加直接通畅。芬兰对于遥远中国的迷思，也拨云散雾，认识日渐清晰。1953年4月，芬兰第一次派文化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共17人，领队为当时的总理夫人、作家苏乐维·吉科宁（Syl⁃viKekkonen），团员主要是文艺界人士，其中有数位著名作家，例如韩培（PenttiHaanpää，1905—1955），库仁沙里（MattiKurjensaari，1907—1988）。应该说这是芬兰文化界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代表团于1953年4月17日从赫尔辛基出发，途径俄罗斯和蒙古国后到达中国北京，之后他们在中国游览了很多城市，先后在蚌埠、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武汉等城市参观停留，之后回到北京，于6月12日回到赫尔辛基。这批文艺界人士回国后，导演亚维罗组织公演了中国歌剧《白毛女》，而作家们陆续出版数本有关中国的回忆录。库仁沙里担任过记者、编辑，是当时芬兰总统的亲近幕僚之一，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回国后就将自己的旅行日记整理，于1953年出版了《中国日记：芬兰人眼中的中国》（Kiinalainenpäiväkirja:uuttaKiinaasuomalaisinsilmin）。而另一位作家韩培当时在芬兰非常有名，借用俗语《中国故事》（Kiinalaisetjutut）为书名出版了访华游记，讲述当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到的中国生活。在此次旅行中，芬兰代表团不仅看到了古老的长城、故宫和颐和园，现当代的中山陵，品尝了让他们又惊又怕的“蛇汤”，还参观了幼儿园、农村。访问上海和北京时，他们还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唐弢向他们介绍了鲁迅的一生及其创作活动。这一次访问和后续的出版物引起了芬兰文化界对中国更多的关注，还促成了之后鲁迅的文学作品在芬兰的翻译出版。韩培的《中国故事》也多次再版。“中国故事”又被赋予了新中国的时代气息。

　　《中国故事》再一次成为畅销书，则是在2018年。芬兰文学奖的非虚构文学奖得主马妮宁（MariManninen）继2016年在《一个孩子的国家》中全面地讲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又在2018年以《中国故事》为名描写中国，书的副标题为《33个值得推翻的中国传说》。这33个关于中国的“成见”涉及历史、、经济、社会、民族、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甚至涉及了芬兰人关注的中国新闻热点话题。这位《赫尔辛基日报》前驻华记者破除主流媒体对中国固化、刻板的印象，走入现代的中国社会和当下中国人的生活，认真地观察，真实地沟通。她在这本书中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向芬兰人描述了一个生动、真实、丰满的中国。文化如同人一样是生动、多元且复杂的，正如《赫尔辛基日报》的专题书评所说，文化间的误读和刻板印象总是容易的，而破除成见，重新认识另一种文化则是难得的，所以也更加有价值。

　　如今，随着交通和网络等的发展，近十几年来中芬民间交往迅速增加，微信以及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淘宝和天猫越来越为芬兰人所熟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赋予了丝绸之路新的含义，芬兰人出于对中国的喜爱称此为“新丝路”。中芬建交已经七十年周年，“中国故事”一词也意随境迁，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经济贸易互联互通的发展带来文化思想的沟通与交融，芬兰语言文化中来自中国的、关于中国的词汇也在不断发展丰富，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与芬兰交往深入、互动增加的历史过程。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中国与芬兰文学关系研究”［14CWW019］，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资助［CCSIC2018-Z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