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视野解读民间信仰的文化意义

　　精英文化（雅文化）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大众文化（俗文化）是大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互动互补，“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民间信仰正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俗文化），因而它具有大众文化（俗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是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传延传统文化的功能。

　　同时，民间信仰又具有一般信仰的文化价值，很多学者甚至将它视为一种宗教。人类学家李亦园将宗教分为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前者是指有自成一体的教义、有严格的教会组织、有成册经典的宗教，如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后者则是指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普化宗教，又具有一般宗教的文化价值，即为人们提供精神的皈依和灵魂的指靠。

　　在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有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同样，一个合理健康的文化生态，也应该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因为多样的文化在一个文化生态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每一种文化形态在为自身赢得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共同维护了文化生态的和谐与稳定，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世界的未来面临着诸多“变数”，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体外器官”，文化的单一或文化的“特化”，自然会导致人类缺乏相应的文化手段来应对世界多变的发展态势。“如果人类一直过分依赖某些特定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内容，最后也可能造成整个文化的僵化而丧失演化上的优势。因此，和生物体一样，文化也必需讲求内容的多样性与发展的多元性，使文化的内容不断的能更新而保持活力，这样整个人类的种族才有前途。”因此，保持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对于建构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而民间信仰作为一种“草根”文化形式，属于“小传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另一种视野，在文化生态中，许多文化事项与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乌丙安就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世界上2/3左右的项目都与巫术及民间信仰有关”，为了获得生存与彰显的机会，它们紧紧依附于民间信仰。因此，民间信仰自然是文化生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文化生态，缺少了民间信仰，应当说是不完整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文化失衡的现象。也就是说，保护了民间信仰，即为的文化类型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失去了民间信仰，便可能给的文化类型带来灭顶之灾。

　　传统文化是文化现代化之源。民间信仰作为世代相沿的观念、习惯或制度，历经岁月的冲刷与涤荡而顽强地留存，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民间信仰自发地承担起了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

　　各族群均有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但任何文化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东西存留于人们头脑中，它都由其自身发展出来的象征和符号予以具体的体现与表达。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文化是一个表达价值观的符号体系，“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信仰作为文化的象征符号，能对各族群传统文化的深层意义作出质朴通俗的实际表达。例如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均衡，提出了“致中和”、“天人和一”以及“与天地合”“与人合”“调理四时，太合万物”等形而上的哲学概念，而这些抽象的文化理念在民间信仰的具体文化事项中都可找到相应的实际表现，同时人们也可在民间信仰文化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契合点，用自己朴素的信仰和习以为常的行为来坚守着这些文化理念。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祖先祭祀。通过祖先祭祀不仅能追忆祖先，唤起对宗族历史的记忆，表达出族系传承与延续的重要性以及人们慎终追远、不忘根本的人文情怀，而且还能培养和强化宗族成员的孝悌、仁义、忠信的道德操守，促进家族的安定，维护亲属关系的和谐。祖先牌位的树立“对已逝去的人也许不是真正有作用，但是对活着的人却有着相当稳定的心理与情绪、解决成员纠纷、肯定身份认同的社会意义”。 “人际关系的和谐向来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最高的目标”，而祖先崇拜整合了现生的与过世的家族成员，充分表达了“超时限的和谐”与“同时限的和谐”的传统伦理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中人际关系最重要的特色。

　　鬼神信仰。人们相信他们的生活常常由鬼神把持与监视，于是，他们“敬鬼神而远之”，人为地设立了许多生活禁忌以规范自己的言行。例如，人们认为在自然环境中也是神怪充斥，山有山神，地有地神，树有树神，水有水怪。这些神鬼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在获取大自然的恩赐（矿藏、动物、庄稼、木材、果实、鱼虾）时，要适可而止，千万不能贪得无厌，破坏了它们的栖身之所，否则，只会招惹鬼神动怒，从而受到相应的惩罚。虽然当局者从主观上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的鬼神观念对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功效，但客观上这种信仰确实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限于书中的记录和博物院的存放，因为这样过于“死板”，并有可能意味着文化的消亡，它的生命活力应当来源于民间的享用和崇尚。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精神只有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才具有跃动不息的生命力。而民间信仰正是通过乡野生活中的崇拜、祭祀、庆典等日常活动，来诠释和再现传统文化，使得这部分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

　　民间信仰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载体。民间信仰活动包含有丰富的文化要素，各自都可形成一个相应的“文化丛”，并且各“文化丛”之间又相互联系与影响；民间信仰有文化传承的各种形式，如各家族的宗谱、颂诵的、神灵的图像、巫觋的法器、仪式表演中的唱词、赋予灵性的物品等；民间有文化传承的场所，如可供祭祀、表演的庙会、广场、庭院、堂屋、祭坛等；另外，民间也不乏文化的传承者，如村落社区中的老人、巫觋、贤者能人，这些民间的“文化大师”，既是文化的承载者，又是文化传承的媒介与桥梁，通过他们对神话传说的讲述、巫术的表演或道德的示范，来表达与传递文化。

　　民间信仰能够呈现各民族的生活图景，表达出各自文化的精神与价值。因此，各民族文化的分界大都是以民间信仰为标志的，它也形成了各民族人们寻觅心灵归属的唯一依据。

　　首先，民间信仰是区分不同族群文化的分界标志。虽然民间信仰不是某一族群文化的全部，但由于其文化特色鲜明、突出，因此，很容易使人将民间信仰与族群文化联系起来，产生一种“某民间信仰代表或等同某族群”的文化印象。

　　其次，族群内部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以民间信仰加以区分。如湘鄂西的土家族都以白虎为图腾，但采用的崇敬方式有所不同，湘西地区视白虎为“凶神”，处处防范白虎的侵扰，生活中也有“赶白虎”的习俗；而鄂西地区则信奉“白虎神”，视白虎为其祖先，民间有“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的谚语。又如，瑶族支系很多，其中“勉”支系族人以盘瓠与高辛氏之女为其始神，而“布努”系族人崇拜始祖密洛陀，并且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十六至二十九日，还要举行“达努节”，以此来纪念密洛陀。

　　再次，国家之间亦是如此，为了彰显各国传统文化，它们常常选间信仰，以此来筑起文化的壁垒，形成文化的边界。其目的不仅仅是各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保护，而且还在于获得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各国在相互交往中，常常借用各种机会，包括举行大型国际会议、申请奥运举办权等的过程中，来展现自己最具特色的文化，如土著歌舞、土著习俗、祭祀仪式、民间工艺等（这些或是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内容，或是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文化事项），以此来吸引世人的目光，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带动旅游、投资、项目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因此，保护民间信仰，维持文化的边界，对于国家来说，意义非同小可。一国的传统文化越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得到展现，越受各国人们的喜爱，表明该国的影响力也越大，地位也愈突出。例如，中国的年俗正风行世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2004年春节期间，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披上象征喜庆吉祥的“中国红”，以欢庆中国猴年新春的到来，这座有着115年历史并作为法国象征的铁塔，此前从未为一个外国节日而改变灯光的颜色；曼哈顿的唐人街和布鲁克林的第八大道都举办了庆祝春节的盛大；帝国大厦顶部1327盏灯也换成寓意吉祥的金红两色；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发表电视讲话，并用中文向中国民众道了一声“恭喜发财”；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也穿起大红旗袍，宣布中国的春节为全国的“工作假日”。总之，“年”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新使者。

　　此外，民间信仰还是社区的文化分界线，村落之间、宗族之间、地区之间大都以各自的民间信仰为核心，滋生与形成各具风格的文化圈。各文化圈既在相互竞争中展现各自的文化魅力，又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共谋发展。

　　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不仅仅追求物质，而且还在于精神生活的需要，要求一种文化的归属和心灵的皈依。人们通过民间信仰来传达喜怒哀乐，调剂情绪，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期望，满足心理需求，特别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坎坷，人们也需要一种精神支撑。而民间信仰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长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与民间信仰的普化宗教特征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学者密尔顿•英格认为，宗教是“人们籍以和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进行斗争的信仰和行动的体系”。他所谓的人生根本问题就是“存在”问题，其中包括死亡、罪恶、痛苦、不幸等，宗教的功能就在于减轻人生的不幸和痛苦，使之转化为最高的幸福。宗教是人们获得最高幸福的手段。日本学者岸本英夫也表示，宗教就是一种使人们生活的最终目的明了化、相信人的问题能得到最终解决，并以这种运动为中心的文化现象。

　　如今，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另一种思路与途径，现代科技的运用也为现代生活排解了不少忧愁与苦痛，人们的信仰天平偏向了科技。日新月异的科技强烈冲击着民间信仰的神圣地位，致使神灵功能整体式微，一些神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人们很快发现，科技绝不是万能的，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仍有不可预见、无从准备的事情常常会降临，现代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处处捉弄与重重纠缠，如宇宙的本质、病痛的折磨、生命的价值、人生的归宿等，仍然无法一一解开，而神灵恰恰提供科技无法回答的问题。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与朽腐，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地增加人和环境间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间的良好关系。这领域永久在科学支配之外，它是属于宗教的范围。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它亦不能使人类的工作都适合于实际的需要及得到可靠的成效。”因此现代人对待神灵产生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倾斜，遇到事情后常常将科学、巫术二元工具并用。可见，科技的力量无法彻底消灭民间信仰。

　　除此之外，当代社会的转型常常伴随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如社会资源与权力分配不公，竞争激烈，压力加剧，社会保障缺失，以及城市与农村、中心与边缘、“现代”与“落后”、“主流”与“非主流”的二元对立的文化社会建构体系等，使得人们的生存权益、文化权益、人格尊严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这样一个尚不成熟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信仰”容易发生危机与转移，即理性信仰面临崩溃的同时，民间信仰又藉机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理空间，支撑着人们生存的愿望。

　　由于民间信仰具有如前所述的文化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它的文化功能十分广泛，如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旋律的同时，发展和倡导文化的多样性，满足人们多元的文化需求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社会功能更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教化的主要目的，是灌输人们一种符合人性的伦理、价值，让人们寻找到生活的依据，培养一种健康的人格。格尔茨认为，宗教是一种给人类生活带来意义的文化体系，“宗教是一套行动的象征系统，行动的目的是在人们心中建立有力的、具有渗透性的与持久的情绪和动机，建立的途径是通过形成关于生活的一般关系的观念，并给这些笼罩上真实性的光彩，使这样的情绪和动机看上去是极其真实的。”

　　据此，我们认为，民间信仰也具有这样的文化功能。民间信仰中的许多文化表征，是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形式上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有的颇让人费解，但它正是通过这种行动的象征方式，真真切切地表达出了人们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标准，并渗透至人们的思想之中，使之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从而调整人们的行为，起到教化民众的实际功效。例如：敬天，是为了教育人们做事要遵循天理，不违良心；祭祖，是为了提倡团结、友爱、孝悌和不忘根本的思想；偶像崇拜，是为了倡导一种不畏艰难，敢于开拓的进取精神；神话传说的讲述，是为了劝诫人们在生活中要做人厚道，处处向善，不生恶念，不做恶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民间信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培养人们健全的人格，使其行为符合族群的伦理规范，保持着一种良好的情绪和动机，把握住安身立命的根本，避免心灵的惶恐与浮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欲壑难填，穷奢极欲，在追逐物质利益和声色享乐过程中，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失去了为人的准则，理想、自由意志、人生的终极价值都在金钱面前显得黯淡无光，甚至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这种状况已经蔓延至广大农村，给广大农民的世界观带来巨大的震撼与冲击，原有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结构正在遭受破坏，淳朴的乡风民俗也正在消失。面对这种情景，若能在乡间村落正确发挥民间信仰中的文化教化的功能，不失为构建和谐农村一剂对症的良药。

　　一个社会的维持与延续缺少不了相应的社会控制。所谓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的力量让人们遵循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按照社会控制力量的来源进行划分，可将其分为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前者指的是社会文化通过各种影响在其成员内心建立起来的控制机制；后者是指人们求助于外在的力量，从而起到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从效果来看，内部控制的作用常在外部控制之上，例如，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恩格斯在谈到氏族制度时也说“没有军队、宪兵和，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在多数情况下，历史的风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这是因为一个族群所崇尚的文化规范、所包涵的文化信念常为民众所认可，并内化于心，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时时引导或约束民众的行为，从而得到有效的社会控制。当代学者也认为“最有成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性的控制”。

　　民间信仰及与此相关的习俗是乡村社会控制的一种力量，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基本上属于内部控制。民间信仰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多样，除上文提及的文化教化的方式外，它还可以通过超自然力的方法，如禁忌、巫术等来达到这一目的。禁忌在乡间可谓是无处不在，民间流行的历书中，每日都明确标有吉凶，详细地告诉人们当日所忌讳的事项——如忌动土、忌搬迁、忌婚嫁、忌外出、忌会友等，直到今日，人们在准备婚嫁、门面开张等事情时，依然关心挑选一个好日子。巫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巫术就已盛行，甚至连国家大事的决定都离不开巫术的指引。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巫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不久以前，无论是迁徙、战争、渔猎、农事等群体要务，还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个体琐事，都能看到巫术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虽然，现在巫术的影响式微，但会巫术的人常令人生畏，在村里还能保持着一定的威慑力，有关巫术的神奇也常被人谈论，因此，人们在做事时也会有所顾虑，不可为所欲为。

　　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农村环境，而要维持一个好的社会秩序，法律的运用固然不可缺少，但若能辅之以民间信仰及与此相关的风俗的话，应当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是借机要大兴巫术之风或重新强调禁忌习惯，而是主张在尊重的前提下，善于选间信仰中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文化要素和人们因此而习得的心理与行为，扬善抑恶、兴利除弊，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民族认同指民族成员对民族归属的认识与感情依附，它是以文化认同为基本要素的。民间信仰，如共同的祖先祭祀、图腾崇拜、节庆仪式等，都是产生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因素。它通过独特的外在表现形式，使其宣扬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和习惯。共同的信仰，促成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产生，并在与异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产生“自觉为我”的民族认同感，有意识地使其成为区别于他者的文化标界。也就是说，民间信仰能营造有别于他者的“文化场景”。

　　在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民间信仰文化中的认同功能被人们广泛认识。如妈祖信仰发源于中国，后向外扩展至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等地区，成为这些地区人们的共同信仰，形成了一个范围极广的“妈祖文化圈”。事实上，它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形式，世代传承，存在的历史悠久，拥有广泛的族群认同基础，早已构成了民族认同的文化象征符号，具有凝聚海内外中华民族子孙的功能，是联系、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与桥梁。如今，官方行政机构不再将其作为现代性话语相对抗的文化现象加以蛮横地拒斥，而是将其视为与现代化相通互惠的文化因子。这不仅承认了妈祖信仰的民族认同功能，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或国家情感，建构起了一种符合当下中国情境的文化认同标示。在这一标示下，尽可能地包容一切可以凝聚民族振兴的现代化力量，吸引众多的海外华侨以及港、澳、台商人参与这样的信仰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寻找到他们的心灵依托，满足他们“寻根问祖”的心愿，而且还能唤起他们对于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忠诚与奉献精神，使他们更加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地投资、兴办工厂、扶持福利事业的建设。

　　总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民间信仰仍然可以发挥着积极作用，民间信仰与现代化并非总是发生矛盾与冲突，并非总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拦路虎。在现代社会的场景中，它不乏文化的“亮点”，不乏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文化理念。因此，我们应当抛弃将其视为“落后”文化的刻板印象，善于发现和捕捉这些“亮点”，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增添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