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效能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我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更好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重在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效能。党的以来，习总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面提升中华文化传播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与价值充分认可的坚定信念，是根植于内心最深沉的精神力量，也是向世界传播自身文化的深厚底气和全面提升文化传播效能的重中之重。习总在多个场合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三个“事关”，体现出“文化自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作用，决定着我国深度参与世界文化格局调整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我国深度参与世界文化格局的调整有了新的机遇。在第十九届中央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总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指明了前进方向。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知、文化自觉的建构与实践。文化自知要求对中华文化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华文化根溯万年、源远流长，还要知道这一文化何以能赓续传承、历久弥新；不仅要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要知道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党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孕育的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为中华民族构筑了生生不息的共有精神家园；不仅要知道中华文化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还要知道多民族、多区域共同缔造、融多样为一体是中华文化与生俱来的特质，其天下大同的理念和情怀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融会贯通、浑然天成，为中国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与践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提供了文化基础与文明支撑。文化自觉则是一种更深沉的精神力量，是能够全面系统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文化自觉既是在多样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充分彰显中华文化内容、地位与特色，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责任，又是在多元文明的相互激荡中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推动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化格局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使命担当。

　　文化传播是通过多姿多彩的具象文化产品的传播，将凝结于其中的价值理念、民族精神与国家主张传达于各国受众，以得到他们的尊重、理解和接受，这是文化传播的真谛，也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艰难的过程。文化呈圈层结构，居于外层的是大量的形态各异的具象文化产品，居于内层的则凝结着核心精神元素。

　　习总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把具象文化产品中所蕴含着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元素提炼出来，这是内涵于各种具象文化产品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让受众能够理解核心层的中国价值和中国主张，才能实现文化传播的真正意义。可以说文化传播的核心是价值理念被世界所认知和接受。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传播的核心与载体是人，评价传播效能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受众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信任和喜欢所传播的中华文化。习总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因此，只有采用贴近不同区域、国家、群体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才能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传播从感动受众向受众认同中国价值的转变。

　　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习总明确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引导力。”提升中华文化传播效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顶层设计到传播格局，从理念变革到话语体系，从传播策略到队伍建设全方位一体化推进。

　　首先，从顶层设计到传播格局的构建，解决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谋篇”与“布局”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问题，是提升对外传播效能的基础。顶层设计就是坚持以习总关于新时代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党对国际传播工作的领导，坚定正确的对外传播方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源头活水。顶层设计的落实需要“理顺内宣外宣体制”“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充分发挥国家对外传播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国家传媒在国外的记者站等海外机构的作用，使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够基本覆盖全球热点地区和重要城市，并鼓励与在地国同行广交朋友，共同制作当地民众喜闻乐见承载着中国价值的文化节目。同时，要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政府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综合施策推动智库、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积极投身于文化传播工作，合力打造一批传播中华文化的平台与特色品牌项目。

　　其次，从传播理念的变革到话语体系的构建，解决文化对外传播“说什么”和“如何说”的问题，是提升对外传播效能的前提。党的以来，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发生深刻变化，正在经历着从“送文化”到“展形象”的转变，这是符合人类认识运动基本规律的转变，也是建立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引导权的必然转变。这一转变决定了在对外传播中要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自觉地传播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地传播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什么贡献、还要作出什么贡献”。为了推动中国文化走进世界，使中国价值、中国道路得到海外受众的理解和认知，还要着力话语体系的构建；着力形成既能清晰概括中国现代文明的精神和价值又富有传播力的新表述、新概念、新范畴；着力形成符合海外民众审美旨趣的可对话、可理解、可接受的话语体系，从而完成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向用国际化表达讲述中国故事的转变。当然，构建适应国际化传播的话语表达体系，绝不是一味地迎合国外受众，而是要以服从服务于国家核心利益为根本宗旨，这是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

　　最后，传播策略的差异化与队伍建设的统筹推进，是解决文化对外传播的“如何说”和“谁来说”的问题，这是提升对外传播效能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正在经历从多国一策向一国一策、一国多策的转变。这就要求在对外传播中不仅要细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细分新兴市场国家与守成国家，还要细分一个国家内部因资源占有不同的各阶层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认知，要根据这些差别，实施精准的差异化传播策略，使不同国度、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海外受众从各自最易理解的侧面来认知中国文化，从而达成对内涵于具象文化产品的中国价值、中国主张的尊重与理解。当然，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人是第一要素，是发挥能动作用的主体。要集中高层次专家、国内高端智库和熟谙国际文化市场走向的战略型人才，策划设置文化议题，根据议题组织力量攻关，从根本上提升对外传播效能；要建设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从专业院系作起，尽快培养一大批既以对外传播为己任，又熟练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既知晓文化传播规律与受众心理，又能在中国话语体系与国际化表达间自如转换的复合型人才；还要根据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全效媒体的新趋向，加强对全体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文化熏陶，使其自觉地践行中国当代价值，成为可移动的中华文化传播载体。从而使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传播效能的提升建立在人才支撑与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