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老照片、往昔的故事以及文化再识

　　我无端地想起了旧日的博山城。也许是因为在往昔的时间与空间里，尚残存着我些许少年时代的影子：身体，心灵，以及渺远的梦想。

　　若不是看见了几张老照片，我似乎很难用语言再现随风而逝的老博山的风貌，以及少年时代对一个小山城的感觉。是的，那时的博山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城。四周环山；一条河穿城而去，叫做孝妇河。（每一条河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个孝妇，指的是唐时的颜文姜。）但在那时，却是一个乡村少年的渴望之城。如今，仿佛一眨眼，二十年如夏日的孝妇河水，一路奔涌着流逝去。此地是故乡？抑或此地是他乡？难以捕捉的感觉，却正是此时此地我的心境。

　　白墙青瓦的房屋，光滑整的青石板街道，节日里欢快的人潮，花墙上凝神看舞龙、踩高跷的孩童，都充盈在我遥远而朦胧的记忆里。也许是因为有一年，和小青牵手逛元宵节的缘故，两条古老的街道，以及街道里四通八达的逼仄的小胡同，深深地藏进了我的印象里。一条街，叫西冶街。另一条街，叫税务街。

　　西冶街，据《博山县志》云：明朝景泰年间，街上有四座大冶炼炉，生产水响货和珐琅料。由于处在老博山城西，当时的炉匠们就称之为“西冶街”，即西边冶炼的那条街。那时，半里路长的西冶街，把兴隆村、前漆沟、后漆沟、大天井胡同、小高家胡同等村庄勾连起来。青砖铺地，间隔青石板。两侧古香古色的店铺林立，大多以卖琉璃工艺品为主。新中国成立后，西冶街上一家一户的琉璃作坊组织起来，成立了炉业料器供销生产合作社，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美誉四方的博山美术琉璃厂。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陶琉市场凋敝，琉璃厂停产。几乎是同时，作为琉璃之乡的标志街——西冶街，经过大规模拆迁，变成了如今所谓的商业步行街。西冶街的历史，只藏在老一辈陶琉工的记忆里。

　　税务街，二十六年(1937年)《续修博山县志》载：税课司，金、元时设，久裁。今俗犹称设局处为税务司街。宋、元之间即已形成街道。据传，博山在宋、元两代煤炭、琉璃、陶瓷等业相继兴起，该街为通向南北的通衢，商贾云集，为当时商品集散地。府县官吏为了征税，于此街设税务司征税。故名“税务司街”。至清乾隆年间，仍袭旧名。清末，改称为“税务街”。1977年更名为“人民一街”。1982年经市政府批准，又恢复原名。然其命运同西冶街一样，到90年代后期也被改造成了商业街。

　　如果你不是单纯地用或猎奇的目光来审视这些老照片，你自然会联想到它们如今的样子。在比较之后，问题以困惑的形式得以呈现：它们怎么就一下子消失了？它们究竟去了哪里？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将有助于我们看清文化与权谋之间的争斗，甚至是血淋淋的争斗。可是，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没有人为坚硬的繁华下所遮蔽的某些美好的文化、伦理的逐渐死亡感到诧异！

　　我想起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笔记里的一句话：“我也许正确地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文化与价值》）什么是老博山的文化精神？这些老照片，以及老照片背后的深层故事，默默提供着某些答案。但，答案如同某些秘密，不易为人察觉。

　　最近，我惊奇地发现：在网络世界里，赋诗填词者众矣。尽管对声韵、平仄等诗歌肌理的处理参差不齐，但字里行间古风犹存，古典诗词精神仍摇曳其间。这令我我再次确信：文化的传承，绝非属于某种宏大叙事。(这见证了个体、民间的力量；也见证了现代教育的卑鄙无能。)

　　像古典诗歌文化传递一样，古老优雅的老博山街道消失了，但其老照片依然在民间悄悄流传，默默诉说。还有往昔的故事，和着温暖的童谣，在风中吟唱。（现象学？）

　　1986年的元宵节，因为有小青的陪伴，恰似孝妇河冰层下的流水，一直幸福地流淌在我记忆的河床里。那时，我考进了师范，小青读了高中。一放寒假，我们就聚在一起，相约过了年去城里看元宵节。

　　元宵节，是民间的盛大节日。在老博山，元宵节又称灯节。据《博山区志》（第六一二页）载：从十四到十七，博山主要街道张灯四个晚上，即十四试灯，十五、十六正灯，十七末灯。居民家庭每晚挑油灯遍照庭院，意在驱散凶邪，得到光明幸福。灯节期间，街道、村庄居民敲锣打鼓，玩杂耍，跳秧歌，舞龙，跑狮，踩高跷，划旱船，扮芯子，走街串巷，叫作“扮玩”，又叫“闹元宵”。

　　你若想领略元宵节的情致，千百诗词里只需一首——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写尽了元夕的美及魅惑力。梁任公先生评价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艺衡馆词选》）可谓知音也。王国维引末句为人生最高境界，暗合禅宗之顿悟，已是借喻，离词旨已远。

　　“一队社火过来，除了声震四野的锣鼓声以外，踩高跷的装扮出《八仙过海》、《西天取经》、《白蛇传》等故事来，八仙、唐僧师徒、许宣白蛇小青以及虾兵蟹将俨然其中，孙猴子自然是跑前跑后、吆五喝六的，更有一个耳戴红辣椒、手拿笤帚的老太婆扮演丑角，一忽儿逗端庄的白蛇，一忽儿逗古板的唐僧，洋相出尽，引人发噱；跑旱船的自然是年轻闺女媳妇，手提船帮摇风摆浪，摇橹板船的则毫不费劲，同时又要显出上波峰下浪谷的情形来，让船里的年轻女子前仰后合、乐呵呵美滋滋地担惊受怕；也有推车子的，情形与跑旱船相近，车上女、推车男造出一番故事来，乃至丑老推美妇，追求戏剧效果。在这之后，或许还有骑驴的、背妻的，前者自然又是妇女，人从驴身子中间穿过，把那驴扎在身上，下边的拖地帷幔把驴腿（其实根本没有）人腿都遮起来，仿佛真是驴子在奋扬四蹄，赶驴的又必定调皮，让那驴一忽儿跑、一忽儿停、一忽儿踢；后者或是哑老背妻，或是老夫背少妻，其实只是一个人——上半截装成妇女，而男人的上身和女人的下身都是假的，那男人的脖子下有一机关，可以不时地转过来与女人亲吻……”

　　一个平日沉默寡言的工人，在节日里，可能是舞龙或击鼓的高手。一个平日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节日里，可能是个泼辣的丑角或灵活的孙猴子。当元宵节以“扮玩”的民间狂欢形式，摆脱了传统节日那种与家族密切勾连的沉重时，她绽放出了最质朴、最浓郁、最动人的个体生命火花。观灯，也不再是纯粹的审美与娱情，她以丰满的空间和时间，允许底层民众参与进来，释放自我，表现自我，让人们呼吸到自由而轻盈的未来春天的气息。于是，钩挂在房檐下、半空里的彩灯，就具有了某种隐喻的味道：暗夜里的光明。元宵节，观灯，扮玩，在温馨与狂欢的节日气氛里，涌动着底层民众的文化心理。

　　街上的花灯太多，钩挂在房檐下、空中，仰脸看花了眼，脖子也伸得酸痛。到百货大楼里时，小青相中了一对拥抱在一起的白瓷小娃娃，让我买了送给她。柜台里那个女服务员递给我时，笑着瞥了一眼小青。从楼里出来，小青脸上的红晕还闪着光泽，把瓷娃娃藏进腰间的兜里，还使劲捂着。

　　西冶街上的花灯更多，更漂亮。七仙女，白娘子，西游记，三国演义，还有各种形态生动的动物灯笼，红红的灯笼穗子在微风里飘拂。可惜，人太拥挤，容不得你停留片刻好好欣赏。看着，走着，笑着，忽然感觉左手里空荡荡的：小青不知啥时走丢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返身回去找，看不见小青的红方格外套和乌黑秀美短发。再赶到前面去找，也看不见小青的红方格外套和乌黑秀美短发。我脑袋里嗡嗡地，像群蜜蜂在乱飞乱嚷。这可咋办？

　　我含着泪疯狂地在西冶街上钻来钻去，从北街口到南街口，从南街口再到北街口，就是不见小青的红方格外套和乌黑秀美短发。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最初走散是在哪里呢？七仙女灯——白娘子灯——西游记灯——三国演义，小乔灯！对，小青仰脸说：小乔真美啊！我说：也没有你美呢！

　　果然，小青正蜷缩在斑驳的白泥墙边，旁边还站着一个鬓角泛白的婆婆，房檐下钩着美丽的小乔灯，红红的灯穗子在微风里飘拂着。

　　我谢了阿婆，拉着小青闪进安静的豆腐干胡同。小青把双手插进我的怀里，哭了。哭了好一阵才停住，说，脚冻僵了。我赶忙把围巾解下来铺在光滑的石阶上，让小青坐下，把她的双脚捂进我怀里。

　　坐了片刻，小青忽然想起兜里的瓷娃娃。“坏了！瓷娃娃碰坏了吧？”叫着，拿出来，一看完好无损，冲着我说：“都是你不好！---你还笑我？”

　　我怎忍心笑她呢。我是忽然莫名地想起了童年时跟小青一起唱的歌谣。小青问啥歌谣。我就轻轻唱给她听：

　　“莉莉嘴，爬山围，你不跟我你跟谁？你跟山上小老汉（读作hai），成天光吃大烟袋。”小青终于含泪笑了。

　　小青说：“我也记得我们喜欢唱的一个：“筛、筛、筛麦仁，麦仁开花结石榴，石榴籽我吃了，石榴皮我卖了，丁当丁当花败了。”

　　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和小青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也许是因为有一次我看见她跟一个男同学在一起吧。也许是因为我遇到了现在我的妻吧。现在，都忘却了。

　　但我未能忘却：在故乡的八孔石拱桥下，曾答应小青，长大了娶她做老婆的誓言。还有喜欢一起唱的童年歌谣——

　　老照片以及随风而逝的故事，勾连着我们昔日曾经的某些具体的生活方式。尤其“节日”这个语词，将个体叙事和集体叙事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循环上演的节日庆典呈现出人类最美好最神圣的一面。

　　西方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从节日庆典活动中发现了最神奇的时间结构：重返(Wiederkehr)。他说：“我们是怎样在现在、回忆和期待的时间经验中认识到这些节日庆典活动的。节日庆典活动的时间经验，其实就是庆典的进行(Begehung)，一种独特的现在(eine Gegenwart sui generic)。（《线页）人们庆祝节日，是因为它就存在于那里。我，我们，与节日同在，即节日游戏者和观赏者共享节日的欢乐，从而同在，从而真实地把握了存在的此在。因此，伽达默尔有理由认为，同时性构成了“同在”的本质。

　　由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文化生活的节日庆典通过一种具体生活方式的呈现，表现了我们此在的生命状态，从而把握了存在的意义。这里，我们把节日庆典看成一种文化生活，并非单纯地把它理解为精神层面的。对这种谬误的积极治疗，需要引出文化这个语词的重新定义。（当然，这种定义避免词典学。）

　　如今，文化这个概念是如此流行。当我们描述日常生活的细节时，不使用文化这个语词已近乎不可能。正因为文化的无处不在，才令我们拥有了自我意识，并领会到生活是如此富有活力与意义。英国文化学者弗雷德·英格利斯详细考察了文化的概念史后，在其著作里反复引用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并认为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简单定义，即“文化是我们讲述给自己听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的总和”。（《文化》，一四一页）的确，这是个最简练、最准确、最美好的定义。一个语词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它的使用。我们选择文化这个语词，赋予它这样那样的意义。最本质的是，文化这个词的用法，表现着我们的某种具体的生活方式。这个定义，在我看来颇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因为它揭示了文化传播深层的规律：拒绝宏大叙事。（那些宏大叙事，遮蔽甚或扼杀了个体的存在，把文化弄成一种空而玄的东西。最近，我还看到著名学者刘梦溪博客里有这样的文化定义：“文化，宽泛一点的定义，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狭一点的定义，应包括知识、宗教、信仰、艺术、哲学等。”）

　　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文化是我们讲述给自己听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的总和。文化就是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概念意识，将彻底改变我们的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读读《诗经》，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观点。我依然坚持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那里得来的看法：如果“精神”、“理想”、“文化”这些词有用处，它们的用处将一定同“房屋”、“书桌”、“灯”这些词一样卑微。（《哲学研究》，五十二页）这并非宣扬我是个纯粹的实用主义者，而是表明人们首先需要活着，并且是心怀美好期待的活着。（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如果有价值，将必然回归人类的日常生活，给某些生活方式作出正确的指导。）

　　另一位关注文化，且用生命践行在实现文化路上的学者是法国的阿尔贝特·施韦泽。在上个世纪初，他就预言家般的指出，我们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他将这归罪于哲学的失职，因为“哲学与人类和时代面临的问题打交道，关切在文化的意义上深入反思它们”。（《文化哲学》，四十七页）克劳斯·京茨勒以其慧眼确认施韦泽的全部伦理学集中于这一问题：人们如何基于自己的伦理反思形成实践责任，如何基于精神的自我定向塑造具体的生活方式。(同上，三三九页)

　　而英格利斯则显得有些理想化，在对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一番睿智的批评后，他指出：“文化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象征，更加成为了真、善和美的象征，这使文化拥有了道德权威来占据的位置。”他将文化生活拥有真、善、美，寄希望于教育。在其著作结尾，他不无忧患地写道：

　　“如果新一代人的教师们，他们自己固然已经逃过了二十世纪给他们的最致命打击，与他们的前辈一样浑身上下都闪烁着愉快和希望的光芒，却告诉他们的孩子们一切都已经失去，文化、美和真都已失落，而他们给孩子们的只能是金钱——人类最黑暗的未来莫过如此。”（《文化》，一页）

　　小青，我想告诉：无论你去了哪里，我并不为终究无法时光逆转而忧伤，因为，只要有歌声在，故事就随着歌声流传，故事里那种最自然、最纯净、最美好的情愫就绵绵不绝地传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