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晚年针对农村公社制度提出东方发展新道路思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定位，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不能按照西欧模式发展资本主义，但可以吸收并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观点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晚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一些新变化。其一，更加注意观察资本主义的变革，不再强调“暴力”是改变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其二，把资本主义创造的历史环境与资本主义相区别，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形成了一种“既制约又促进其他生产方式演变的力量”。其三，东方国家不必拘泥于社会发展阶段论，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根据自身情况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其四，东方发展道路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成物质条件，“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东西方现代化道路可以互补。现代化虽然源自西欧资本主义，但它是世界共同的发展方向，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本体，[41] 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需要，但东方国家不必走西方的老路，而应该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走自己的路。马克思在其逝世前两年提出的东方发展新道路思想，长期被人忽略。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注意到，甚至连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二年中也没有跟上。20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新论断是正确的，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所做的就是马克思当年设想的东方发展新道路，无心之中证明了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马克思晚年的新思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定位，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结合马克思晚年对资本主义和东方发展新道路的思想，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对增强“三个自信”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一步的发展路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只要避免上的教条主义，同时也不带文化门户偏见去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还可以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命题找到更加合理的现代阐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人的发展，对“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证。前者是指只有“人化的自然界”[44]才具有实际意义，后者是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5] 马克思认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就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完全统一，就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

　　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体性”作了进一步阐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在人征服自然的历史中，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居民为得到耕地而毁灭森林所造成的土地荒漠化，以及其他人类农牧业活动违背自然规律造成的后果。他没有列举工业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提醒我们注意，虽然近代以来的工业活动大大加剧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但人对自然的破坏并非始自工业文明，而是从人违背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并不取决于人对自然的开发使用什么具体方式，而取决于是否尊重自然规律。恩格斯从人与自然主、客关系的“一体性”出发，对人与自然如何才能由最初的对峙、冲突转向和睦、合一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受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能成立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阐述，体现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给“天人合一”这个古老命题提供了科学的新解：人在自身发展中对自然首先要有人文关怀精神，因为人来自自然界，自然界养活了人，人要感谢自然界；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就会对自然造成破坏并受到自然的报复。人对待自然还要有科学精神。人对自然的利用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而现代科技为扭转人对自然的破坏创造了条件，使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找到了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规律和手段。这个新解保留了“天人合一”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追求，同时去掉了这个概念中的主宰、命定色彩，也超越了小农经济时代被动“顺天”观念的局限。这种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一体的“天人合一”，才是现代人所应追求的价值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开始或已经走过的路程证明了这种理念的正确性，这种理念也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对自然的恢复与保护，不是以放弃人的发展去实现，回到小农经济时代对自然的被动顺从，而是要在追求人自身发展的同时，用现代科技提供的条件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定位十分重要。追求现代化是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将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起来实现人的发展，不能将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归咎于现代化，归咎于现代科技，甚至归咎于发展科技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的人文精神离不开科学精神。科技发展史证明，每一次科技，不仅都对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而且也对认识论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去认识和顺应自然规律，而不是放弃现代化。否则“天人合一”就只能是盲目被动地“顺天”，或者止步于玄学空谈。

　　把握民族性，关键是要从国情需要出发去对待文化发展问题。适应国情、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一切优秀文化，都应取而用之，并经过加工改造，打造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国粹。这一点，晚清国粹派的观点很有启示：“本我国之所有”，“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者，“亦国粹也”；当然还应加上一条，即宜于我国及世界共同利益者，也是国粹。我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许多国粹，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禅宗就是佛教中国化造出的国粹。禅学自公元8世纪以降代替了印度佛学，“佛教差不多完全变成禅学了”。[49]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第一国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适合于我国的中外精粹价值理念于一体，也应在践行过程中进一步充实、完善，被打造成新的国粹。另一方面，如果跟不上国情变化，即使是本土造出的东西，也会从国粹中消失掉。被奉作金科玉律约700年的程朱理学，[50]由于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被历史淘汰了。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非常复杂的大国，理论上讲适应国情容易，实践中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和把握国情的问题。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就反映了发展领域的国情的深刻变化。对文化建设来说，要为应对这种变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研究国情的新变化，还要广泛分析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由此产生的文化新成果一定带有中外合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