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能触摸到时代气息的“大风景”

　　多年以来，我们在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十世纪外国作家和一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时，其中丰饶的景物描写曾令我们无限着迷和陶醉。一大批风景书写的巧匠，都将风景视为自己叙事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以极具个人风格的笔力，构筑出一道道令人驻足流连的风景线。我们沉浸在文学的“风景”中，欣赏、感悟、慨叹自然之美、描摹之力，窥见时代、生活和人性的缤纷投影，体会一个时代现实的风云际会。进而把握其精魂、抵达“景深”，倾心完成风景书写的“二次成像”，构筑起将集体记忆和个验融为一体的“心灵景观”。在这里，与其将风景书写视为审美需求，毋宁说是灵魂出发与回归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在多元、喧嚣、躁动的时代，我们更渴望拥有“能够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现在，我们四顾寻找，当下的“风景”在哪里？除个别作家仍在坚守风景的初心，更多的写作者则有意无意地与风景“擦肩而过”或是“失之交臂”，静物、动态描述的景物，常常被生动诱人的故事、人物的对话或情节所湮没，一些以往擅写风景的作家甚至放弃风景描写，完全将叙述交付给内心。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一种判断，风景书写的被淡化、被冷落，已成为当下文学叙事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多少写作发生学的信息？风景究竟是什么？它在叙事性文本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近年来的“非风景”转向究竟因何而起？风景的缺失，给审美、叙事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当下，我们应该呼唤怎样的文学风景？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和反思。对于文学叙述中“风景”的“考古”及其重新评价，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态，也应该成为考量当代文学的重要维度。

　　风景究竟是什么？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是对一系列问题思考的逻辑起点。这里探讨的“风景”，显然不包含在“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类型的范畴里，而是小说叙事中的细部元素即作为修辞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景色、背景、环境及空间指涉的状态，是人为加工、记录和描绘叠加起来的人文景观及其独特存在。其中，人与风景同为叙事的主角，风景收录于人的眼中也投影到人的心灵底片，成为主体情感与精神的镜像。作家书写风景的过程，是与自然相拥、交融，实现叙述本体意义重构的过程，当然，也是在自然中发现自我、认知自我、确认自我甚至是净化自我、升华自我的过程。风景修辞是作家灵魂的勘探仪，发现了怎样的风景、如何呈现风景、表现出与风景怎样的胶着度，是阐释作家精神向度和人文情怀的重要参照物。风景修辞同时也是我们触摸作家的心灵脉搏，与其完成灵魂共舞的诗学路径。当我们与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在这条小径相逢、相拥时，风景修辞便可能达到审美至境。在任何时代，风景都是文学文本中无可替代的叙事要素，风景修辞的“流失”，不仅意味着叙事的缺憾，同时也是人类放逐自然、走向孤独、失去精神和灵魂伴侣的危途。

　　当更多的作家渐渐略过“风景”的驿站，而将叙事框定在“人”的单一维度时，我们还是有幸能够沉浸到贾平凹、阿来、迟子建、张炜等当代作家的风景世界里，体味各异的修辞风格，感悟独特的“景语”，倾听深处的“情语”，并在与之共情中感动、净化，让自己的内心在自然的“画语”中沉静下来、柔软起来，获得对于自我、地域、时代、社会乃至宇宙的重新认知。这些对风景书写特别倾心甚至是痴情的作家，文本中都有对风景的精彩呈现。贾平凹执着于秦岭的自然风光，形成浓郁的西北地域性特征；酷爱植物的阿来，以大量的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细描，彰显出藏地风光和地貌，成为“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的文学符号；迟子建笔下大东北的北国风貌尽显无遗，勾勒出北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生死场”。

　　这些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一幅幅风景制作，是作家们持续细描、深描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外化与表征。他们将自己心中的“原风景”，以叙事的初心与力量升华为文学的“元风景”，作为地域精神、文化结构的象喻，并超越于地域之上，完成对时代、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他们笔下那些自然的景象、风景，充满了动感、迫切感，沉实而厚重，真切而实在，与作家的情感一起构成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呈现。从本质上说，这些作家的内心，或许都深藏着那种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他们笔下流淌的是生活流、自然流，建构、返归的是生活原生态。在他们心中，都驻扎着一个“返乡人”，渴望返归自然之乡，返归到纯正、本然的风景时代，回归到天地人自在、和谐的理想谷。那里，才是他们的精神原乡，是他们心中最美的风景圣地。

　　作家在处理景物与叙事主旨、人物、情节关系时，在小说叙事学和审美策略层面都有诸多考虑。显然，这是审美的自觉。风景叙事问题的后面，必然隐逸着它与时代社会的密切关系。尽管现在我们关注人文的风景要多于自然的风景，也关注“内宇宙”和“外宇宙”之间的隐秘联系和张力生成，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开掘。即人的精神世界和感情体验，特别需要作家进一步衍生出人与环境之间可能产生的多义性、隐喻性。当然，这也是与当代文学表现更加深沉复杂的人类情感、人性要求相吻合的话语机制。

　　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沉浸和文学阅读本身的享受，无论是风景的“自然人化”，还是“人物已然是自然”的一部分，风景因素并存于阅读主体和文本之间，隐隐地生发出熠熠生辉的光泽。风景，俨然成为叙事中至关重要、生生不息的诗学力量。

　　然而，为什么风景修辞却逐渐淡出当下诸多作家的观照视野，被遗忘在叙事的角落？这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从写作发生学角度分析，这是由于作家文学叙事根基的迁移和松动。前面提到的几位坚守风景叙事初心的当代作家，是有着某种相似的故土情结的，他们的生命之树、文学之树深深扎根在故乡的大地之上。贾平凹离不开他的故土秦岭，阿来一次次踏上他的藏地阿坝马尔康之旅寻找大地的阶梯，迟子建守住了她的黑土地。可以说，如果没有心中的乡土风景和笔下的风景修辞，也就没有作家的叙事调性、诗意氛围和诸多关于生命本质的掘进，他们也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贾平凹、阿来和迟子建。

　　有些作家，如余华、格非很早就离开故乡，定居于远离自然的都市。尤其是曾经的“先锋”经历，让他们更多追求现代性叙事技巧，关注人性及其心理深层的逼仄与隐秘，致力于内心的风景的描摹和挖掘，而剥离了互为镜像的内外风景的“连体”肌理，让彼此都成为独特的存在。可以看到，当代人正与大自然渐行渐远，更多的人在疏离外部世界，急于回到内心。

　　这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十年代出现“向内转”的文学理论，呼吁文学叙事要重视“内宇宙”。作家创作曾经一度受到这种理论的深刻影响，类似“心理现实主义”“意识流”“哲理小说”的作品大量出现。即使文学作品里有风景描写，却也仅仅成为“小摆设”，很难与人的心境达成对视与默契。可以说，这股“向内转”潮流的余波延续至今，多数作家“离开”风景的时间已经太久。从接受的角度来看，由于当代传媒对读者阅读耐心的“掠夺”和覆盖，影响以至改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使其逐渐失去阅读的耐心而追逐阅读的快餐化。读者群对传统叙事方式和样态的放弃，不仅意味着阅读方式的改变，而且很有可能从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家的写作选择。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世界文学大师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风景的时代”，是“慢风景”的时代。而我们当代社会生活过快的节奏，包括现代性、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都潜在地侵蚀、打破人内心的宁静，改变着人与时间、空间的平衡关系。人们更加专注、聚焦内心的事物，虽然居于“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却无暇眷顾周遭万物有灵的环境，渐渐失去拥抱自然的乐趣和融会环境的能力。而对于风景的书写来说，就是要重构人与世界的深层联系，重绘人文和自然的生态，重建叙事的生机。由此，作家内心略显逼仄的意绪，才可能慢慢被自然风景的那种美与纯真所销蚀、融化。我们在阅读有风景修辞的作品时，之所以会产生特别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们描摹了足以令人震撼、感动甚至是净化内心的美妙风景，让我们感受到人与大地、阳光、空气的融合。它充满神性，让我们在感官的互联中倾听大地的心跳和阳光的私语。由此，作家和读者都成为自然之子，体悟到风景与叙述情境之间的神奇联系。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景物描写对文本的推动力量，对故事、人物所产生的中和作用和价值。换言之，我们的时代需要能够真正切入现实、历史、人生及其命运的风景，需要书写出那些能触摸到时代气息的“大风景”，联通人与自然、人与生活世界的感人至深的心灵通道。以此，来打开我们的想象，发现并呈现世界的美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19BZW15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