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图）

　　我国节日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萌芽，汉魏时期基本定型，隋唐以后较长时期保持着繁荣的态势。但近代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传统节日面临着式微的局面。近些年，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节日复兴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2005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充分肯定了传统节日的多重价值。2006年，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我国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增加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更明确提出要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

　　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节日的精神核心，也是其得以传承发展的动力支撑，寄寓在传统节日可闻可见的诸要素中。传统节日的当代振兴离不开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挖掘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微观层面针对每个具体的传统节日进行，二是从宏观层面针对作为体系的中华传统节日整体来进行。今天，我想在宏观层面从关系的视角切入，与大家交流一下。

　　人是自然之子，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也是人类利用的对象。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生在世，必然要与他者建立关系。这里的他者既包括组织的或曰群体的，如国家、民族、社区、工作单位、家庭等；又有个体的，如基于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学缘、志缘等形成的宗亲、姻亲、邻居（同乡）、同事、同学、朋友等多种关系。人是具身性存在，又有着无形的精神、思想和情感。于是，人在世界上栖居需要处理三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他者的关系，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华传统节日是中国人处理这三种关系的历史产物，也是处理这三种关系的重要方法，其中蕴含的人对待自然、他者与自身的根本态度、处理原则和理想诉求，是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从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系统把握。

　　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名家工作室──“我们的节日”北京工作室负责人。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专家组成员，北京方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主要从事民俗学和北京学研究，撰写或主编《唐代节日研究》《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中国人的时间智慧──一本书读懂二十四节气》《中国人的风俗观与移风易俗实践》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文章180多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各类项目20多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曰天人关系，在中国占主流的观点是天人合一。总体上看，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强调天地自然有其运行规律，人的行为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以人为本，人有主观能动性，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上：既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感恩自然，又合理利用自然，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这种价值观念使得中华传统节日具有顺天应时、感恩思报、以人为本、刚健有为的明显倾向。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将天象、物候、人事统一组织到一个井然严密的时间秩序之中，并成为国家的施政纲领。根据《礼记·月令》，一年中的每个月份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属性──都有特定的气候与物候；都有对天子日常生活的规定；都有相应的节气日、围绕节气日展开的礼仪活动以及其他重要的礼仪活动；都有应行和禁行之政，以及不按时令行事的恶果。顺天应时的行事准则始终贯穿其中。一方面，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以时间的特性为遵循，并与时间的特性保持高度的一致；另一方面，人符合时宜的活动也能对时间的顺利转化起到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万物生长、天人和谐。

　　中华传统节日是时间的重要节点，因此诸多要素都蕴藏在这一文化内涵中。首先，表现在节日时序的安排上，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内在节奏。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立春日、春节、元宵节、龙抬头节、清明节，接踵而至，奏响青春的生命之歌。夏季暑热潮湿，瘟疫多发，节日减少，仅有一个端午大节，而且以全生避害为主题。迨秋季来临，天高气爽，瓜果飘香，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按期来临，人们祭星祭月，祀先祭祖，共庆丰收，并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好准备。时至寒冬，又有冬至日、腊八节、祭灶日和除夕，人们准备丰盛的食物，装饰美丽的家园，感恩天地自然的福佑，回馈亲朋好友的帮助，犒劳自己的辛勤劳动，期待来年的吉祥如意，享受当下的团圆幸福。

　　其次，突出地表现在节日习俗活动和节日物品方面。春节是岁首、元日，是新的时间周期开始之时。为了顺应这一新的开始，人们清洗自己的身体，脱掉旧衣换穿新衣；人们打扫庭院，用“新桃”换掉“旧符”；人们互相拜贺，共祝新年大吉；人们走亲串友，更新社会关系，通过种种习俗活动促成自我、空间、言语、社会关系等的变化，以符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要求。清明节正值春耕春种、养蚕采茶的时候，此时各地都有与农事相关的习俗活动，如饭牛、制茶、祭蚕神、轧蚕花、请蚕猫等，都是不误农时、顺天应时的典型表现。不仅如此，清明节时处春天，春天的特性是“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清明节有放风筝、荡秋千、踢毬、拔河等习俗活动，都具有运动、竞斗色彩，是对“生气”的抒发、阳气的襄助。端午时处仲夏，是“阴阳争，死生分”的关键时刻，节日期间的竞渡、斗草、射柳、击球、抓鸭子等多种活动都具有竞斗色彩，是对“阴阳争，死生分”的模拟。

　　再次，表现在同一个节日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节日名称、不同的习俗活动和物品，甚至节期也会有所不同。中国地域广阔，地形多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人们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自己的节日生活，就必然受到特定环境条件的影响。因此，因地制宜是顺天应时的必然要求。而不同地方的中国人在大致相同的节日框架下，因地制宜，形成符合本地特点、具有本地特色的节日文化，正是顺天应时的表现。如此不仅丰富了传统节日的习俗活动、文化内涵，也显示了传统节日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中华传统节日传承久远，文脉不断，是与此有着密切联系的。

　　大自然是人类的生存环境，没有大自然的恩惠，人类便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此理应心怀感恩并在行动上有所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我国传统社会，祭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祭祀的神祇大体包括“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系统，其中天神和地祇就是自然神。对于它们的祭祀，主要是在传统节日进行的。一方面，中华传统节日体系中设有以祭祀自然神为主的节日，如祭祀天地日月之神的冬至日、夏至日、春分日、秋分日等；另一方面，祀神成为其他传统节日重要的礼仪活动，比如春节祭天地全神、中秋节祭月等。这些对于自然神的祭祀礼仪，既是感恩自然的表现，也传递着感恩自然、礼敬自然之道。

　　“以人为本”，即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强调人贵于物。在传统节日中，人始终居于主体的地位，种种习俗活动的举行，归根结底是满足人的个体需要或群体需要，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因此，面对天地自然，人并非一味顺从，而是刚健有为。张岱年先生将《周易大传》中提出来的“刚健有为”精神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认为“其具体表现或凝结的文物、制度、风俗可谓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传统节日正是如此。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面对大自然加诸的种种难题，人们不是一味躲避，而是发挥人的能动性，充分运用人的智慧和集体力量，想方设法积极应对，表现出不畏困难、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从节日起源发展史来看，不少节日最初都并非吉日良辰，而是不祥的日子。过年传说中有害人的怪兽（年或夕）以及种种鬼祟出没，上巳节传说“后汉有郭虞者，三月上巳产二女，二日中并不育，俗以为大忌”，端午节是公认的恶月恶日，重阳节也充满凶邪。

　　然而，面对凶恶的年兽和各种山臊恶鬼，人们并没有惧怕，而是发明了爆竹、桃符、门神等多种节物，并举行驱傩仪式。上巳节，人们用水边洗涤的方式以祓除不祥。端午节更有多种驱邪避毒的方法，人们不仅利用天然的植物如菖蒲艾草，而且发明了剪纸、香囊等人工灵物，还用雄黄酒、朱砂酒清洁墙角门户等。至于重阳节，人们也用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的方式驱除不祥。

　　第二，人们创造性地利用自然之物，发明节俗物品和活动，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人们渴望家庭团圆，就将许多节日食品做成圆形的，如春节的丸子、汤团、糍粑，元宵节的元宵，中秋节的月饼，并将合家团坐饮食称为“团年”“团圆会”“吃团圆饭”等。人们渴望生活富裕，就有春节期间送穷神、迎财神，龙抬头节“引钱龙”。人们渴望农业丰收，就有元宵节舞龙灯，龙抬头节敲龙头，社日祭社稷，中元节祭麻谷。人们渴望健康长寿，就有清明节吃青团，端午节戴五色丝，重阳节饮菊花酒，等等。种种习俗活动，反映了人们不仅有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更有积极促进其实现的多种努力。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哲学命题，中华传统节日中所包蕴的既重视顺天应时、感恩思报，又以人为本、刚健有为的文化内涵，及其丰富生动的生活实践，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人是社会性的，始终生活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中华传统节日重视伦理，即人对待他人时的应然之理。这种应然之理根据关系之不同，大致可以概括为：孝亲敬祖、慎终追远，佑护儿童、夫妻恩爱，敦亲睦邻、尊敬师长，与人为善、忠于祖国。

　　“百善孝为先。”孝是最大的善，也是中国人在处理亲子关系时的基本道德规范。中华传统节日中多有推崇孝、实践孝的内容。每逢重要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出嫁的女儿都要回娘家，送节礼，拜望双亲。端午节，自东汉以降广为流传着孝女曹娥舍身寻父的故事，更是对孝的明确褒扬。

　　然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尽心奉养，还包括父母去世之后要好好送终，并好好祭祀。事实上，由于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中国古人对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祭之以礼”主要在传统节日进行。清明节、中元节、送寒衣节均以祭祖悼亡为核心习俗，春节、冬至节、重阳节也不乏祭祖的内容。北京现存的太庙就是明清皇帝祭祖的地方，其中的享殿是过年期间将祖宗牌位都集中于此举行祫祭的场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慎终追远，首先基于血缘关系，是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祖辈的善待，但又不限于血缘关系，而会延展至对族群、国家、地方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文祖先和历代先贤。清明节对黄帝炎帝、烈士、介子推、李冰父子的祭祀，端午节对屈原的祭祀等，同样是慎终追远的体现。这种祭祀活动使个人虽死犹生，实现了永恒和不朽，从而激励国人从事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养成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

　　儿童代表着未来，也意味着弱小。我国一直重视对儿童的佑护，不仅伴随儿童个体成长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保育习俗，传统节日期间也形成许多佑护习俗。春节期间，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以压制邪祟，饮屠苏酒时格外讲究从年龄最小的人开始喝，均体现出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的美好愿望。过去立春节迎春时有拿豆子往春牛身上抛撒的习俗，叫撒豆，希望孩子不长牛痘（即天花病）或者生病之后能够平安。清明节则有给孩子蒸“指望馍”的做法。端午节生存条件恶劣，爱幼的习俗就更多。用雄黄酒点额、缠五色丝，做五毒兜肚、葫芦儿、老虎褡裢，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儿童。七夕节“做十六岁”，拜七娘妈，重阳节带领孩子“登高远足，意取步步高升也”，都蕴含着浓厚的护幼情感。

　　夫妻关系在社会伦理关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人将其视为人伦之始，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正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既主张夫妇有别，又主张夫妇相互敬爱、情感忠贞，反对见异思迁、色衰爱弛。早在先秦时期，晏子就提出：“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传统节日中七夕节最能够体现夫妻恩爱这一美德，如今随着七夕节的蜕变，各种以爱情为主题的活动的盛行，使得爱情忠贞的文化内涵更加重要。

　　传统社会对基于姻缘而有的“亲戚”和基于地缘而有的“邻里”也十分重视，主张敦亲睦邻。清人顾禄《清嘉录》记载苏州一带拜年，“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即是敦亲睦邻的表现。节日邻里间互相赠送节日食品，如腊八粥、饺子、粽子、月饼等，也都蕴含着和睦邻里的诉求。

　　传统节日特别强调对姻亲关系的维护，尤其是新建立的姻亲关系。从功能理论的角度看，新建立的姻亲关系还很脆弱，节日期间的频繁交往可以使其迅速得到巩固，因此节日期间给新出嫁女准备礼物特别普遍。在安徽和县，新出嫁的女儿在初夏时节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叫做“住夏”。端午节转回婆家时，娘家要裹粽子，装满箱笼，让女儿转送给亲戚邻里。

　　荀子曾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学生与师长也构成了一对关系，为人师者要担起传道、授业、解惑之责，严格教育学生，而学生则应尊敬师长。传统社会有释菜和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孔子。此外，一些传统节日也有尊敬师长的习俗活动，反映尊敬师长之心。比如端午节堪称传统的“教师节”。山西沁源一带，拜礼师长，设馔宴师。在贵州余庆，是日拜尊长，叫做“贺节”，城乡私塾学童，一定要带着礼物到老师家拜节，老师则必留其用饭，或酬以纸扇、笔墨。

　　虽然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打交道通常在熟人之间，但也面临如何与陌生人相处的问题。在这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像对待有血缘关系的人那样对待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为善，是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观念。传统节日的一些习俗活动承载着这样的观念，体现出对陌生人的关怀，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过年期间，许多地方都为乞丐留下更多生存空间，比如在浙江绍兴，大年初一这天乞丐可以摇动“摇钱树”，或者“讴顺流”，求乞。现在的重阳节更演变为中国老年节，每到节日来临，学校、政府、企业、志愿者组织等，都会组织活动，比如到敬老院，为老人梳头洗脚，陪老人散步聊天，为老人们送去水果、鲜花、蛋糕等慰问品，表达敬老的文化内涵。

　　忠于祖国是中华民族一直推崇的美德。传统节日里对忠的崇尚，集中体现在对屈原这个人物的深沉悼念上。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家，博闻强志，提倡“美政”，早年受楚怀王器重，后因诽谤与排挤遭受流放，在国都沦丧、复国无望的情况下愤而投江，以身殉国。据学者研究，端午节及其诸多习俗的起源均与屈原无关，但最迟从汉始，人们就将他与端午节联系起来。端午纪念屈原，是对屈原本人的怜惜与敬仰，也是对他所代表的“忠臣”人格的推崇与弘扬。

　　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是人生而为人必须要处理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家国利益，重个人义务甚于个利，但十分珍爱生命，并注重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将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人十分珍爱生命。这首先表现在想方设法努力保持生命持久的鲜活和健康，所有的节日都不乏以此为诉求的物品和习俗活动。以清明节为例，插柳戴柳是重要的习俗，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杨柳“含精灵而寄生兮，保休体之丰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插柳、戴柳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与柳的接触将其繁殖力和生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清明节的节日食品青精饭，也叫乌饭，用青精树叶染色的糯米制成。现代医学证明，青精树叶有益精气、强筋骨、明目、止泻等功能。杜甫有《赠李白》诗云：“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又比如过年时的椒柏酒、屠苏酒，端午节的艾叶酒、菖蒲酒，重阳节的菊花酒、茱萸酒，都有保健身体、延年益寿的功效。

　　珍爱生命还表现在积极享受生活之乐，欣赏自然之美，从而获得身心的和谐与愉悦。每个传统节日都少不了娱乐审美活动。春节期间阖家团圆，尽享人伦之欢，又可以逛庙会，庙会上“廛肆林立，百货云集”，令饱眼福口福。中秋佳节，“家家户户把月饼切，香蜡纸马兔儿爷”“庆中秋，美酒多欢乐，整杯盘，猜拳行令同赏月”，人们惬意地欣赏自然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传统节日重视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文化内涵尤其蕴藏在节日传说当中，主要包括勤俭持家、讲仁义、守诚信等方面。

　　关于勤俭持家，在普遍流行的灶王爷传说中有很好的体现。传说古代有个人叫张单，他的妻子丁香勤俭持家，两个人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后来张单变心，休掉丁香，再娶海棠。海棠挥霍浪费，家道很快败落，张单只能以乞讨为生。有一次他乞讨到一户人家，发现竟然是前妻的家。张单羞愧难当，一头扎进灶膛。张单死后，向玉皇大帝承认了错误，遂被封为灶王爷。这个传说反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只有勤俭持家才能过上好日子。

　　关于讲仁义、守诚信，在端午节插艾、插菖蒲的起源传说中就有很好的体现。其基本情节是：黄巢，民众逃难，有一妇人牵着小的，背着大的。黄巢见了奇怪，经询问方知妇人背的是失去了双亲的别人的孩子，牵的是自己的孩子。黄巢大为感动，告诉妇人在门上插艾（或菖蒲）即可免遭兵祸。好心的妇人告诉了乡亲，大家纷纷在门上插艾（或菖蒲）。因黄巢有不杀插艾（或菖蒲）人的话在先，于是所有人都躲过了劫难。这天正好是端午节，以后人们年年端午都插艾、插菖蒲。在这类传说中，我们看到民众对仁义诚信等多种价值的崇尚。传说中的妇人本是一普通女子，但她在困境之中能够突破一己之私利，将更多的爱给予他人，是仁爱正义的化身。而黄巢虽然是兵祸的制造者，也具有同情心和诚信的品格。他身为“强盗”，仍然被妇人的仁义所感动并心生崇敬之情；他本来只是想免除妇人一家的祸灾，但看到大家纷纷插艾（或菖蒲）后，依然恪守了诺言。对于黄巢的这一举动，传说给予了充分肯定，体现出民众对守诚信的高度认同。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蕴藏在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身的相处之道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而统贯其中的则是对“和”的追求。

　　中国素来贵和，和是历代思想家不断思考的内容。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有对“和”的深刻思考：“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指出了乐律和谐所依赖的必要条件和乐律和谐的重要意义。西周末年，史伯又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晏子也从五味、五声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和”的内涵与作用。《礼记·中庸》更明确提出中和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和’的内涵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丰富，由一个日常词语逐步升华为一个哲学概念、美学概念、伦理道德概念，日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同时也成为中华传统节日的最高价值，种种节日习俗活动的旨趣皆在于谋求多种关系之和，最终实现宇宙间既秩序井然、“品物咸亨”，又相辅相成、和睦共处的理想状态。

　　在挖掘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时候，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我们所挖掘概括的正是它在长期发展中不断积淀的结果。中华传统节日是人在宇宙间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身这三种关系的文化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三种关系都会发生变化。这一方面必然导致传统节日的习俗活动和寄寓其中的文化内涵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传统节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展其习俗活动，丰富其文化内涵，使其不仅能够顺应“关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而且能够为解决新情况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发挥积极作用。比如，生态环境恶化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我国当前也面临生态环境亟须保护的时代课题，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也引发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关注。近年来清明节扫墓中出现敬献鲜花、植树、云祭扫等新的扫墓方式，便是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新变化对传统节日产生的深刻影响；而对这些新的、更加绿色环保的扫墓方式的倡导和践行，对清明节“顺天应时”文化内涵的阐释和强调，则是当代中国人发展其习俗活动、丰富其文化内涵、主动回应生态问题、发挥传统节日在理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积极作用的重要表现。

　　当今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者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都在发生重大变革，这就需要我们敏锐地发现和深刻地理解当代的关系之变，并回应这些变化带来的新需求，以天地位、万物育的宇宙之“和”为价值理想，在传承中华节日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习俗活动和文化内涵，积极服务社会发展。只有这样，中华传统节日才能深度融入现实社会，焕发新活力，长出新精神，并因此拥有广阔的前景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