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2002年女性对离婚态度的转变 社论前沿

　　上的Women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divorce, 1974-2002: Evidence for an educational crossover一文。作者运用美国1974年至2002年GSS数据，考察了25-39岁年轻女性离婚态度的转变趋势。结果发现，与高中学历的女性相比，拥有4年制大学学位的女性对离婚的态度变得更加保守，而没有高中文凭的女性对离婚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教育的影响趋势与工作状况、家庭结构变量密切相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非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趋势已经放缓，一些学者指出，保守的离婚态度逐渐回归，预示着家庭行为和结果的重大变化。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由化发展之后，近几十年来离婚态度已经稳定下来（Axinn & Thornton，2000;Thornton & Young-DeMarco，2001）。本文聚焦教育分化，分析女性对离婚的态度是否因教育程度而异。

　　解释教育上对离婚态度的分歧的一种方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价值取向转向家庭团结，远离强调自由和自主的个人主义。家庭价值观的滞后传播可能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对于其他女性的价值取向的保守转变。新的态度和行为历来从高教育的女性开始传播。有证据表明，美国社会态度的自由化趋势确实正在放缓或停止（Harris & Firestone，1998），可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已经完成了向自由化的过渡，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正在迎头赶上。

　　对离婚态度的教育分化趋势的另一种解释是，强调社会结构而不是社会价值观。在这种解释中，我们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女性对离婚的预期效用会影响其离婚态度和决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常收入和劳动参与率很高（Blau，1998）。Becker（1981）对家庭变化的分析也侧重于女性日益增长的经济独立性，这可能使高收入女性倾向于在需要时保留离婚的选择权。根据这一论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应该对离婚有最宽容的态度。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的收入提高了婚姻的质量和保持婚姻的收益，并且可能降低了高收入女性的离婚率（Rogers & DeBoer，1999；Sayer & Bianchi，2000；Schoen等，2002）。

　　衡量离婚态度的问题是“离婚应该比现在更容易还是更难获得”，划分为有序的三分类变量：更容易、保持不变、更加困难。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三个类别：没有高中文凭、高中文凭、4年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图1A显示了不同教育程度对离婚态度的差异。在1970年代，所有25-39岁的美国女性群体中，4年制大学毕业生的离婚态度最宽容。到2000年和2002年时，4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态度变得最为保守。没有高中文凭的女性已经从中间水平变得最为开放。

　　下表显示了对离婚态度的有序logit回归结果，其正向系数反映了更加保守的离婚态度。“教育×年”衡量不同教育水平下离婚态度的转变趋势，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从模型A来看，4年制大学毕业生×年系数（+0.034）反映了1974年后，相对于高中文凭的女性，具有大学文凭的女性对离婚的态度愈加保守，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没有高中文凭×年系数（−0.034）表明，与拥有高中文凭的女性相比，没有高中文凭的女性对离婚的态度愈加开放。从模型D的估计结果来看，控制更多的变量之后教育×年相互作用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的可能性解释是，离婚态度的转变是基于离婚预期，而不是一般的社会价值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能会在其他女性之前了解离婚的负面后果，并可能首先根据这一信息调整自己的态度。不幸的是，这个假设不可能直接检验，因为我们没有关于女性对离婚后果的了解的信息。本文对2000-2002年样本中教育差异的一般发现表明，这种信息基于不同教育水平间的传播是相当缓慢的。此外，本文发现职业声望、婚姻状况*子女和工作状态对离婚态度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地，无报酬工作的女性的离婚态度越来越保守，而低收入和职业声望低的职业女性成为离婚态度最为开放的群体。

　　与Blakenhorn（2002）的猜想一致，本文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美国社会中对离婚的态度向更为保守的趋势发展。作者推测，离婚态度与离婚的预期效用密切相关。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稳定婚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小。此外，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使得婚姻的不确定性对中低级教育群体来说更加突出。研究结果表明了一种悲观的社会前景：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增加，以及家庭结构的不同，正在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和态度鸿沟，“穷人”面临相对较高且越来越高的进入不稳定婚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