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组图)

　　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黄潭源村。1914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即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学硕士学位。1915年硕士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师从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授。1917年为博士论文搜集材料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1年，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一职。1927年3月15日，他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南京晓庄学院前身），开创中国乡村师范教育之先河。1929年，因其在中国教育普及事业中的杰出贡献，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其博士学位。1930年因支持学校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陶行知遭国民政府通缉海外，晓庄师范也因此被关闭。1932年归国后他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以“小先生制”继续开展普及教育运动。1936年他奔赴欧美等26国，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呼吁欧美等国日货。1938年归国后他在重庆开办育才学校，开展难童教育。1946年7月25日，因长期为事业奔走呼号，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

　　陶行知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理想目标，激励和启迪了一批又一批国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其逝世后，发来唁电，赞誉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认为他是“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褒称其为“万世师表”，董必武则称其是“当今一圣人”。

　　不仅如此，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还广泛传播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国，对这些国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所以，日本教育史学家斋藤秋男教授就曾表示：“陶行知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大卫·汉森在其出版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家，唯一的中国教育家就是陶行知，与杜威、蒙台梭利等并列。

　　201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举行了陶行知铜像安放仪式，这是首位华人铜像进驻包括哥大在内的美国常春藤名校。2016年8月，“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这也是美国常春藤名校第一次以中国人命名研究中心，彰显了陶行知的世界影响力。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成果丰厚，为世人留下了500余万字的各类文字成果，包括《中国教育改造》《生活教育论集》《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等多部著作，为共和国培养出了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程今吾等大批杰出人才。他留下的学术成果经后人整理编辑成册，出版了《陶行知全集》。1984年湘版的《陶行知全集》出版后，张劲夫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评，誉其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宝库”。

　　2017年正值陶行知回国任教一百周年、晓庄师范建校九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回望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人生，献上一瓣心香。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苦家庭中，共姐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年幼时姐姐因病夭折。贫寒的家境让陶行知的学习之路一开始就极为艰难。束脩之礼是中国古代学生开蒙读书时向私塾先生的一些表示，多以腊肉或其他方式呈送给塾师，但囿于家境贫寒，陶行知家中甚至连向塾师呈送的腊肉都拿不出来。但得益于陶父早年良好的启蒙，村中塾师得闻陶行知的聪慧，愿意免收束脩之礼为其开蒙。

　　陶行知在徽州相继求教于方庶咸、吴尔宽、程朗斋、王藻等几位老师，常常翻山越岭奔走数十里山路求学，风雨无阻。1906年，因陶行知父母在歙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帮工，陶行知有了进入该校学习的机会，也开启了他中西文化交融的第一步。

　　1908年，陶行知考入杭州的教会学校广济医学堂，然而三天后就因为学校对非的歧视愤而退学。他经崇一学堂的老师唐进贤推荐，考入南京汇文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堂，陶行知也有幸升入金陵大学，并成了金陵大学的首届毕业生，以总成绩第一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宣读毕业论文《共和精义》。

　　随后，陶行知奔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获取学硕士学位后，他为了实现“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创造一国家”这一理想，不顾经费之困顿，奔赴当时世界教育的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哥大期间，他师从杜威、克伯屈、斯特雷耶等进步主义教育大师，为其日后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17年，为了搜集博士论文所需材料，陶行知提前返回中国并受郭秉文之聘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在南高师期间，他力排众议，用教学法取代传统的教授法，并联合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共同开放女禁，在当时的教育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受聘为主任干事，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平民教育运动。他与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共同筹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期望通过这一运动扫除中国大量的文盲，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

　　陶行知的目光进一步聚焦到中国的乡村教育。为了改造中国乡村的落后状况，他决定在南京城北创立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在他发布的《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他强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教师”，所以“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一时间，晓庄师范成为当时教育界的中心，参观学习者纷至沓来，这其中包括诸如蒋介石、蔡元培、蒋梦麟、吴稚晖、冯玉祥、杨杏佛、陈鹤琴、庄泽宣、梁漱溟等知名政界、学界人物。而访问者当中尤其以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克伯屈教授评价为最高：“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的策源地。”

　　1930年4月5日，原晓庄师范党支部，时任南京市委宣传委员、中国自由大同盟南京分部负责人的刘季平，与晓庄师范党支部石俊共同组织了晓庄师生参加支援英商和记洋行蛋厂的工人，最终形成了上万人的规模，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关注。蒋介石立即派遣部队前往晓庄师范，命令学校暂行停办，并通缉陶行知及多名学生，迫使陶行知不得已海外。

　　1932年解除通缉后，陶行知归国开展普及教育运动。他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以“小先生制”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各类知识。1936年，鉴于当时日本对我国的侵略，陶行知决定赴欧美二十六国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呼吁欧美国家日货，以助中国抗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代杜威草拟了《杜威宣言》，并经印度圣雄甘地、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同意授权共同签名发表，呼吁国际世界日货并想尽一切办法对中国实行救助。

　　《宣言》的发表在欧美上层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对国内抗战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陶行知还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共同拟定《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吁团结一致对抗日本侵略。文件发表后，得到了的亲笔回复，表示愿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1938年10月从欧美归国后，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以学习武训的“叫花子办学”精神，办理这所战时难童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抗战胜利后，他又与李公朴共同创设了社会大学，以职业青年为教育对象，宣传思想。也正是陶行知在这一时期积极奔走在斗争的前线，让他成了政权暗杀榜上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的“探花”。但尽管如此，他却不为所动，坚持奔走在斗争一线日，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

　　与同时代一些非科班出身缺乏系统建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不同，陶行知毕业于世界知名的教育学院，师从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家。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自觉自发地建构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从归国前后到去世前夜，陶行知始终围绕着“生活教育”理论笔耕不辍，著述多达400余万字，建构起了一套目标明确、内容丰富、理论完善、操作可行的学说体系，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一致认可。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源自于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点。在结合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际情况后，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的不断累积过程，而经验又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要提倡这种实践，那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机会，所以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一系列的观点。

　　杜威强调实践取向、儿童取向的这一理论对教育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尤其是经过杜威访华两年间的不断宣传。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杜威的理论是在进步主义教育已经兴起的美国提出的，这一理论对中国这一“后发国家”有无指导和实践价值尚需要时间的验证。陶行知在经过与中国国情的调适后发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在中国显然是无法生根立足的，为了将这一理论能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匹配，陶行知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观点。生活教育理论更包含三个层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强调的是生活本身的教育意义。陶行知认为，“生活与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与被摩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在陶行知看来，与生活产生了关系，以生活为中心，便产生了教育。也就是说，与生活能够产生密切联系，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

　　陶行知之所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个个儿，是因为杜威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是为了生活做准备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提供必需的基础。但杜威的理念是当时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才能够实施的。可是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教育即生活”根本没有存在的根基。从这一角度来说，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将教育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每一个角度，凡是生活就有教育的可能，这将每一个国人都纳入到教育的范畴，可以说是在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的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

　　“社会即学校”强调的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实施场域。之所以反对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因为陶行知希望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将社会中的一切力量运用到教育中去，发挥社会的教育功能。在陶行知看来，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是将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外面自在的世界里捉到笼子里，以学校的所有功能来代替社会的全部功能，实际上这样所学的知识仅仅是以适应学校为标准的。而正确的做法是将小鸟放到大自然中，将学校的外延扩展至广阔的社会与自然当中。这一做法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在当时学校教育还未普及，大多数民众还处在文盲的状态下，借助社会教育的功能，发挥民众的教育作用，才能扩大学习的范围。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这一方是陶行知在杜威“做中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得出的。陶行知认为，也只有了教学做合一的方，“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才能够具有可操作性。教学做合一则解决了当时中国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脱离的问题，以及将教、学、做三者分离的教育状况，而是将劳力与劳心相结合，实现了教、学、做三者合一的目标。

　　刘大伟，教育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教育史，著有《陶行知新传——布尔迪尔资本理论的视角》《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卷本）》，主编《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港台卷；王延光，南京晓庄学院宣传部部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