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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小传：罗旦，1991年毕业于重庆中学，1994年毕业于成都中学，现任自治区党委部宗教处副处长。

　　2013年11月18日上午11点钟,丹麦议会议事厅里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一位短发、高个、着藏青色西服、优越感爆棚的女议员在接二连三地抛出一系列所谓“文化灭绝论”的观点后，将目光定格在了我身上，咄咄逼人地说道：“罗旦博士，你们老是说中国政府对于文化保护尤其是教育事业做了大量无私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请以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我们做个说明。”

　　“夫人，我完全认同刚才我们团长所作的介绍，不过，也有例外”，我顿了一下，此时安徒生故乡的女议员立即警觉地坐直了身子，瞪大眼睛紧盯着我，而代表团其他成员则乐呵呵地看着我。“重庆中学曾经很严肃地让我交了200多元钱，因为我踢球把教室窗户给弄碎了，这是我在内地中学学习期间唯一交过的费用。”话音刚落，议会大厅里哄堂大笑，女议员则讪讪而笑。

　　让我交罚款的重庆中学坐落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风景秀丽的歌乐山上，作为内地班的第三届学生之一，我从1987年至1991年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初中学业。学校配备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极富责任心的优秀教师，有些甚至是特级教师。由于我们普遍基础较差，因此需要多读一年打基础，初四毕业。四年间,我们眼见学校的教学设施一年比一年好，不仅有足球场、篮球场、电影院、大礼堂，甚至还有了室外游泳池。由于不幸成为男生中唯一不会游泳的人，“旱鸭子”成为了我人生第一个外号。语文课孙钳老师在朗诵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中那句著名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时，全班一阵大笑，把老师吓了一跳。课堂之外，重庆小面、凉拌猪耳朵、歌乐山辣子鸡成了最受同学们欢迎的美食，而白公馆、渣滓洞成了我们最爱去的地方，班主任朱立棣老师讲解的“江姐”、“小萝卜头”等红岩英雄儿女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耳熟能详。最逗的是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会说一口流利的重庆方言。

　　1991年至1994年，我在成都中学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高二时我被选为成都中学学生会的纪律部长，于是“两手抓”即抓好学习、抓好纪律，成了我“高大上”的职责。高中我们才开设英语课，而我对英语情有独钟。一次考试宣布成绩，我的英语连前十名都没有进入。不过老师非常正能量地说有一个同学的英语作文居然得了满分，这个同学恰好是我，于是我的“虚荣心”飞涨。这以后的考试，总分永远在前三名，英语基本在前两名徘徊，高考时英语考了所有中学的最高分。而在学业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学校周边的茶园成了我学习之外的第二战场，我经常带着学生会的同学（记得当时专门挑了几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突击检查旷课、溜课到茶园里看录像、打台球的同学，满满的正义感让我觉得自己一定会凯旋而归。可悲的是，每次基本都扑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发现在我们的检查组里面有“内鬼”。那段年少轻狂、意气风发的岁月令人难以忘怀。

　　七年的内地班学习，我看到老师们付出了很多艰辛，他们没有令人艳羡的高收入，更没有令人咂舌的步步高升，面对一群来自青藏高原的孩子，甚至是一些如我般的捣蛋鬼，他们默默付出。他们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善良、正直、有担当。几年里他们和我们朝夕相伴、相濡以沫。我们喜欢上了喝稀饭、吃包子，他们则爱上了浓浓的酥油茶、醇香的青稞酒、爽口的干牛肉。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导师，我们则成为了他们心中那份永久的牵挂。

　　199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外语系，攻读英文文学学士。四年半的军事化学习不仅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让我更加热爱英语、更加适应祖国内地的学习与生活。1998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自治区公安厅工作。两年后，我又被送往尼泊尔特里普文大学学习尼泊尔语。

　　2002年，我以全区英文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读研期间，本科的老师田蓓教授专门来看望我，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罗旦，你本身是藏族，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后要多和汉族同学接触，多了解北京文化，多深入汉族同胞的生活。”周末，她和先生接我吃北京小吃、逛四合院，到长安大戏院看京剧，然后和一群大教授搞文化沙龙。在沙龙上，每个人都必须讲一个自己熟悉的主题，而我每每都被要求讲讲的独特文化。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懂得太少太少。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师当年那郑重其事的话语、用心良苦的安排，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它的分量和深意。

　　2007年，我又在中央民族大学开始了自己博士阶段的深造，博导是我国著名藏学家英教授。读博期间，我数次担任了国际藏学会议的英文翻译，并参加了一些重要的课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独立完成了两本译著（一部藏译汉作品、一部英译汉作品），同其他学者合作完成了三本著作。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我深感向世界尤其是向西方介绍真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3年8月6日，雪顿节开幕当晚8点，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正在布达拉宫南面酒店的阳台上全球直播雪顿节特别节目《Inside Tibet 》。主持人邹悦在问完一系列有关宗教政策方面的问题后，双手交叉在胸前，若有所思地说道：“作为大学的兼职教授，最后您能否送一句话给那些仍然对有误读，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活动的西方人。”“Seeing is believing（眼见为实） ”,我说道。2012年,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自治区党委部宗教处副处长,主持处里的工作。几年的工作再加上学校中的理论积淀，我相信人民充分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仰自由受到保护，党委和政府利寺惠僧的各项工作深得人心。人民那一张张微笑的脸,诉说着如今的幸福生活。

　　西方人不了解真实的，也许部分西方人出于某些动机根本不愿意去了解新，但这并不妨碍的发展。喜欢不喜欢，就在那里。的发展，祖国的强大，才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要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习大大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2015年夏，拉萨八廓街西面的一个书店里正在进行主题为“仓央嘉措就是那么任性”的公益讲座。“‘帽子戴上头，发辫甩脑后；道一声慢走，回一句留步；诉一句难舍，留一声再会’，这首道别的仓诗仿佛让人穿越到了1928年诗人徐志摩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两首穿越时空、跨越文化的诗，怎能做到如音乐般如此地充满韵律美和意境美呢？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文明积累到一定的厚度，是相通的。”我为60、70、80、90后们作着任性解读，台下的观众也貌似陶醉地配合着。有句话说得好，“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我想每一个中国人眼中也一定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仓央嘉措。而在我眼中，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一个大爱的智者，一个胸怀宽广的中国人。

　　历经17年，我分别在重庆、四川成都、北京三座城市完成了我人生各个阶段的学习。如果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答案不在学历本上、不在聚光灯下、不在功劳簿上，而是那心灵深处的使命感。

　　南怀瑾先生曾在峨眉山金顶上对着佛像许愿，他祈祷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做一些事情时，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似乎老天爷听到了。那天伫立在雨后的巴廓街，我双手合十，默默地面向大昭寺。我也许了一个愿，许愿变成为一座美丽的桥，一座连接汉藏两个民族、贯通中华文明的心灵之桥。此时，天空突然出现几道美丽的彩虹，挂在天边久久不见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