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稷丨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创立百二十年来，始终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在文化出版领域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事业，具有独特的企业魅力，并形成了一种弥漫于其员工、作译者、事业相关者、研究者等当中的“商务印书馆情结”。

　　商务在强烈的使命感催使下，其企业实践具有理想试验田性质。它以教育救国为立身之本，催生现代教育体系，参与完成汉语现代知识系统的整体构建，发展现代出版各项事业，孵化现代出版各大企业，从容应对波澜翻滚的时代潮流，兼容并蓄、稳重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并作为现代理想社会试验场、培养现代文化诸事业的人才基地，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印刷史、学术思想史、文化教育史、工人运动史、企业发展史诸多领域呈现出的多重范本意义。因其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研究资源的整合要求，建立“商务印书馆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图源：商务印书馆微信公众号

　　商务印书馆创立迄今，已有125年。百余年来，商务印书馆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在文化出版领域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事业。其高远的文化理想、独到的文化眼光、成功的商业运作，在引进西学、整理国故、创立现代教育体系、促进文化学术进步，以及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成就卓然，对近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贡献至钜。它的事业，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因其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印刷史、学术思想史、文化教育史、工人运动史、企业发展史诸多领域呈现出的多重范本意义，引起了越来越多海内外研究者的关注，成果迭出，渐成显学。

　　20多年前，笔者初进商务印书馆，从总经理杨德炎先生那里频频听到一个新名词：“商务印书馆情结”。杨德炎是一位老商务，对商务百年馆史和旧时掌故非常熟悉。当笔者请教“什么是商务印书馆情结”时，他笑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嘱我用时间去体会。 “商务印书馆情结”成为笔者研究馆史的初始动力，杨德炎先生则是我研究商务的启蒙人。

　　几乎每一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或曾与之产生过一定关联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商务印书馆情结”。他们既包括商务印书馆的创立者、历任掌门人、各级干部员工、家属后嗣，也包括作译者、研究者、合作者、读者等等。

　　1916年，张元济因为经营理念与高凤池产生严重分歧，提出离开商务。陈叔通前去劝说，直言道：“你怎么摆脱得了商务？恐怕晚间做梦也要做商务的梦。”

　　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职位转任国家新闻出版署代署长的陈翰伯，曾对好友陈原念叨：我不应该离开商务。

　　1919年，14岁的陈云进馆学徒，在发行所文仪部站柜台。8年后离馆时，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工运领袖、坚定的者。共和国成立后，身为副总理的陈云每每回到上海，都会到当年工作过的发行所看一眼。许多年里，他都在农历年年底自己出钱邀请上海老工友到北京中南海家中做客。临终前，他对家人最后的话是：“从青浦到上海，这是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党，才有这一生。”这“非常重要的一段”，当然是指在商务印书馆。1926年8月，陈云（前排左三）同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合影。

　　对商务尤为“情”深“结”重的其实是商务工人。商务以印刷起家，商务工人在中国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一次次的口述采访中，他们倾诉着对往昔的无尽眷恋。商务的许多先贤家属后嗣，一直与商务保持着联系。2017年4月，在馆庆120年创始人哲嗣家属茶叙会上，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年近九十的老人。他们与商务员工们围坐一堂，仿佛失散的家庭重聚，抒发着共同的“商务情结”。读者的“商务情结”，在人文学者中有最鲜明的体现。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门前，常有游人学子驻足留影。北京大学一位知名学者曾经写道：“上大学时读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些书，王府井大街36号简直就是心中的圣地。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之后，与几位同学一起逛王府井，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终于找到36号，我心情激动，对着商务的大楼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商务印书馆的魅力，也逐渐为学界所认识。近年来，有关商务印书馆的研究越来越热。究其原因，近年来新史料发掘、研究进路拓展、新史学转向等，包括商务印书馆自身对相关研究的推动，这些因素皆有作用，但根本上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价值使然。学界认识到，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价值绝不仅限于出版印刷专门史范畴，它具有多种范本意义，它可以打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诸多领域，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进路。

　　但作为商务人，我们身处其中，观察的角度、研究的旨趣，常有异于外部研究者。其中之一，便是我们更关注商务印书馆整体史的构建，会自觉不断探讨深究商务的企业魅力，它的使命感和社会价值。

　　商务印书馆的魅力首先是其企业史的丰富性。从清末到当代中国，它不仅见证了近历史进程跌宕起伏的全过程，而且在思想文化和社会领域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它的丰富性还体现在，在百年历程中，它在政、商、学、工诸界域所串连起的极为多样性的、动态的人事和社会关系网络，渗透并作用于社会文化演进过程的各个方面，揭诸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复杂图景。

　　其次是它一以贯之的企业使命——“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时刻关注时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与时代命题进行互动，并注重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如中西方文化如何调和、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扬弃，等等。商务被誉为现代文化兴起的引擎，其对近代历史的显著推动作用，在企业史中十分鲜见，而它的事业建树是由其强烈的使命感驱动的。

　　第三，商务印书馆的百年事业，涉猎了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相关的几乎全部领域，成为重镇。更可贵的是，它对中国现代教育、文化、艺术之诸多细分领域的发轫，如现代图书馆、函授教育、电影、动画，皆有开创之功。

　　第四，在文化贡献之外，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其现代企业制度、科学管理方法、经营智慧，以及所达到的企业规模与商业成就，也同样吸引着学界关注。

　　商务印书馆的魅力集中到一点，笔者认为，是因为它具有的强烈的理想试验田性质。特别是对于有“商务印书馆情结”的人来说，商务印书馆是一个以企业面目出现的理想试验场，一个追逐文化理想的时代大舞台。

　　首先，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转变为出版企业本身就是理想主义催生的结果。一定意义上，商务和北大一样，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张元济一生钟情于教育，认为“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选择收效迟而大的教育为志业，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伴随张元济。戊戌变法前，他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是其践行教育救国理想的第一步。变法失败，他将这颗教育救国的种子带到了上海，在南洋公学继续。被商务主要创始人夏瑞芳延聘入馆，苦心孤诣经营商务数十年。商务印书馆的宗旨“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是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教育救国理想的延续，张元济把这一理想注入商务，商务便有了灵魂。

　　商务120余年跨越三个世纪，穿越不同的时代，但从未脱离这个根本宗旨，并由此塑造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企业风范，成就了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企业。因而，商务印书馆本身虽然是一家企业，但立身之初就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很多方面都有理想试验田性质，尤以教育为要。它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推动者。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商务以区区一个公司之力，谋废旧立新之道，并以出版实务推动现代教育概念和教育体系的建构。

　　清末新政，商务印书馆是推动教育变革转型的重要力量。1904年癸卯学制之前，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在日本专家协助下，即开始着手编辑《最新国文教科书》，并于当年12月出版，不及两周，销出5000多册，“教学之风为之一变”。“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课本，即渐渐不复流行。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者，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

　　这套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成功的新式教科书。其以塑造现代国民人格和民族文化复兴为目标，参考西方新式教育原理编写，根据儿童心智成长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其内容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形式也十分完备，彻底超越了中国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探索创造。

　　商务出版的教科书涵盖了幼稚园，初、高等小学，中等学校，大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由国文开始，逐渐扩展，很快形成完备体系。以小学教科书为例，有国文、修身、算术、历史、音乐等科目，还出版配套的教授法、详解、讲义。随后，商务根据学制变化不断修订，相继出版《女子教科书》《简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单级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等等。商务还办有师范讲习社、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国语讲习所、函授学社等多种教育事业，创办近代著名教育期刊《教育杂志》。从此，一套教科书体系和与之相关的教学制度渐次形成，并不断完善。

　　因商务印书馆推动清末教育变革的重要作用，辛亥前夕的1911年6月，张元济出任了由张謇担任会长的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张元济多次出席并主持中央教育会议，通过诸如《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义务教育章程案》等。同年8月张元济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被推为会长。辛亥后，蔡元培任中华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份现代教育的建制性文件，均脱胎于商务教育实践的蓝本，主要起草人几乎皆为商务人。其他书局的教科书出版人才，也多出自商务，如创立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新中国成立后，早年由商务印书馆培养的一批出版家、教育家，主持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创立，承担起新中国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如商务早期的编辑叶圣陶兼任人教社社长、总编辑，周建人直接主持过人教社生物教科书的编写。

　　商务印书馆胸怀教育理想，以远见卓识和极大的勇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探索现代教育创设的实践路径，从早期编辑出版教科书，到教育体系的全面搭建，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理想试验田。商务印书馆无疑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滥觞，自此，中国社会开始了春风化雨的民智启蒙，文化的转型再造和民族复兴有了可能。

　　昌明教育，必定以知识体系的全面转型为前提，构建现代知识新内容、新体系，以替代传统知识内容体系。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机关，对建构汉语现代知识系统所发挥的作用，至深且矩，并且是通过教科书、工具书、百科类丛书、古籍丛刊、学术专著、普及文本等，全方位、全过程发挥影响。在北京兴办通艺学堂和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学经历，使得张元济意识到培养少数精英的局限性：“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

　　在张元济等出版先驱的擘划下，商务的出版物，从小学国文教科书开始，完成了小学、中学、幼稚园等基础教育的启蒙教科书，再上行到社会教育、知识普及领域（如《日用百科全书》）；后又着手系统译介西学（如《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整理国故（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续古逸丛书》），大量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等学术图书（如《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创办各学科工具书（如《辞源》《英华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涉及几乎所有专业知识领域；此外，兴办有数十种综合类、专业类杂志。还兴办东方图书馆、各类学校、电影、动画、文具标本等社会公共文化教育事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年纪念版·珍藏本）

　　商务印书馆的受众群体也从少数上层统治阶层，下行到普通学生、普通民众，再上行扩大到学术精英、精英、文化精英，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群体。在救国保种的急切时代命题驱动下，商务印书馆以其庞大的文化学术的资源积累，完成了汉语现代知识系统的整体构建，成为现代知识生产和现代文化传播的策源地，全面而系统地促进国人知识普及和全社会的文化更新。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首家现代出版企业，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孵化器。“商、中、世、大、开”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五家出版机构，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四家，其创始人和业务骨干，大多出自商务印书馆。

　　如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曾为商务出版部部长，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为商务的员工，开明书店总经理章锡琛以及后期主持开明的叶圣陶等，均为商务骨干编辑、杂志主编。四家公司皆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制度和组织结构，并复制其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此外，它们的出版思路和图书选题也多参照、模仿、跟随商务。

　　以中华为例，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出《四部备要》，商务出《小学生文库》，中华出《小朋友文库》，商务出《小说月报》，中华出《中华小说界》，等等。商务印书馆在企业经营方面的示范效应一直持续到抗战后期。商务管理层，对同业竞争既保持相当的警觉，同时亦秉持相对坦然开明的态度。几家由商务母体诞生出来的出版机构，互相竞争、相映成辉，共同推动中国出版业发展，共同绘制现代文化丰富图景。

　　作为理想实验场的宽松兼容，使商务成为各种社会的孵化器，从而使其在中国党的创建中扮演了特殊而关键的角色。新文化聚集的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舞台，是中国连接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枢纽。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吸引了大时代中不同的社会力量粉墨登场、汲取养分、互相竞争、发展壮大。而商务印书馆因其最庞大的规模、雄厚的实力、强大的生产组织和辐射能力，以及所拥有的几千名充分组织起来且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工人群体，成为在创立之初团结和倚重的力量。

　　1919~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0种，是同期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多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主要杂志均刊载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愈之、茅盾、杨贤江等先后担任过这些杂志主编，他们均是从商务出发走上道路的。早期领袖与商务都有不同程度的来往，陈独秀在商务出版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后被聘为馆外名誉编辑。“一大”核心人物李汉俊常为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写稿，并与李达共同介绍沈雁冰加入中国党。茅盾，1916~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商务一度还是的秘密联络点，茅盾以在《小说月报》担任编辑的公开身份，作为秘密联络员，沟通各地党组织与党中央。青年陈云以商务员工为骨干，参与组织上海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党。商务工人是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时总指挥部设在商务疗病房内，战斗结束后，上海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设在东方图书馆内，周恩来在商务印书馆指挥了武装起义。商务对中国党的创建与早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务印书馆的理想主义色彩还表现在它的企业制度。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设计的部分理念，是着眼于构建理想社会范式的探索，有鲜明的“企业办社会”特征。其规范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均走在时代前列。在其可控的范围和可承受的程度内，展开大量制度试验，比如完善的组织机构、财务制度、版权管理制度、发行网络，都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开拓者和典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的员工管理制度，包括规范的上岗制度、薪酬制度、培训制度、福利制度等。其中，福利制度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企业设计，其先进和完备程度之高，超出人们的想象。共和国初期，叶圣陶曾表示，商务所谓的十大福利制度简直“荒唐”，太拖累企业。还有它的工人工资之高远远超越同行业。商务设有女工喂奶室，由专人看护照顾幼儿。这项工人福利给曾在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内住过的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时的一次党代会，周总理发现有来自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代表，遂问了她好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们女工的‘三期’工作做得怎么样？”“三期”即哺乳期、怀孕期、月经期。商务印书馆在企业内部进行的建设理想社会方面的试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

　　为什么商务人中工人阶级的“商务情结”最重？在近代中国企业中，工人对企业的感情如此之深是鲜见的。商务海纳百川，吸纳造就了无数学术文化精英，是星光璀璨的人才摇篮。但是不为人所知的是，大量出身平民、家境普通甚至极度贫寒的人到商务以后，受商务企业文化的滋养熏陶，经过各种规范的文化培养、职业培训和工作实践，终成一代方家。

　　如柳溥庆，商务印刷所照相制版工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总工程师兼印制技术研究所所长，为国家二级总工程师（印刷界最高级别职称），是我国印刷印钞业的泰斗；再如祝志澄，商务印书馆排字工人，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小队长，后加入中国党。1932年辗转到苏区组建了苏区中央印刷厂，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新闻出版总署印刷局副局长，领导组建了新华印刷厂，主持《选集》1-4卷的印刷出版工作。他们的成就是与商务印书馆这所 “无言学府”的培育分不开的，这种培育包括了人格、文化素质、专业能力等的培养，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理想色彩。商务印书馆给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环境和成长进步的安定氛围。这样的人才成长环境，在近代中国企业中无出其右。

　　除了对本馆员工培训投入大量人才物力，商务还长期办有面向相对穷困、相对偏远的普通人群的各类实际的函授学校和面授学校，直接受益者数万人。创办这些学校，远远超越了对企业利益的追求，成为其理想实验田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远的理想，强烈的使命感，决定了其宽阔的胸怀，展现了海纲百川的文化气象。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不难发现，商务印书馆具有一种独特气质，即始终秉持对各种社会文化与时代潮流的温和包容而非激进的态度。商务在思想文化上，提倡新学与整理国故并行不悖；在态度上，在商言商，与始终保持距离。不直接参与运动，但是会密切地关注，出版相关的学术和思想方面的图书。对持有不同倾向、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的作者的态度，也同样宽厚包容。

　　如对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林纾所译小说的态度。林译小说对于商务的重要性是多重的。商务出版林译小说总数达 140种，双方联袂创造了“林译小说”这一文化品牌。林译小说以1913年为界，后期译书质量大不如前，但是商务印书馆的态度并非全盘否定其价值，而是先做必要的编辑处理，渐渐不再出单行本，后又另行创办适合旧读者口味且更通俗的文学杂志《小说界》，林译的发表阵地，从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的《小说月报》退出，改在新杂志上继续。

　　这种温和得体的处理方式，在照顾老读者市场与老作者感情，在关照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均留有余地。这种对待不同境遇的作者、不同的文化主张、不同的社会力量，必要的时候果断取舍，但始终持有善意的初衷、稳健的定力、开放的期待、温和的宽容，是商务理想实验场的体现之一，是商务于滚滚时代洪流中区别于众多大小出版机构特性之一，也是促成商务百年蔚然基业的文化基因之一。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政局动荡，国家羸弱，政府无力承担现代文化教育建制责任，而学术、教育及文化机构尚处草创稚嫩阶段，遂有商务印书馆的进场。进场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领导者始终坚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以及保国救种、复兴中华的使命。商务又集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于一身，有条件将理想付诸实践，并承担起远超企业功能的社会责任。

　　例如，编写教科书。清末民初政府和学术机构无力整合并维持编辑人才和作者队伍，建构现代教育体系的责任，便由这家民间出版机构承担起来。商业上的成功，缘于这一理想实践顺应时代大潮而产生的回报。待社会建制逐步发育成熟，政、商、学各就其位，各尽其职，特别是政府试图强力统制教育思想文化领域之后，商务印书馆便不断退出具有社会理想试验性质的诸事业，退行到作为一个出版机构的本义。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的王云五时期，商务明显地渐渐回归到一个标准出版机构。时人及后世学者对王云五的改革措施多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尤其集中一系列“科学管理”措施以及与编译所知识精英的矛盾等方面。但笔者认为，考察王云五及其带领下的商务印书馆，从理想主义试验田退回到一个企业的过程，应置诸近代化进程中不断变动的社会大环境或许更为客观公允。

　　一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范本意义。文化建设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转型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被视为主要的文化教育机关，而非单纯的出版企业，即在于它透过文化建设的种种努力，有力推动了国家的现代转型。新式教育的普及是国家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开展文化建设的策略，即从教育入手，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人格，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在更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商务印书馆面对传统与现代、新知与旧学以及中西文明的碰撞，采取了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理性温和、游刃有余的态度，遂有各项事业之建树，成为“大时代的建设者”。这些都非常值得当今社会借鉴和研究。

　　二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范本意义。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一个新的时代。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此专门史领域，这是它在出版业的地位和影响所决定的。即便成果众多，但新的研究者仍然不断涌入。这一方面固然是新的史料发现所致，但更重要的动因，则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商务印书馆的丰富历史内涵，已超出了传统研究的问题视域和研究框架，延伸到出版史之外的诸多研究领域。

　　新文化史、概念史、社会史等新史学范式，正在更新传统出版史的研究进路。史学范式的转向，使商务印书馆对出版史研究之进展有了新的意义。有关商务印书馆的大量史料被新的研究方法激活，呈现出新的阐释角度，众多看似互不相关的人物、事件、文本可以纳入新的钩稽关系，用完整的逻辑链条加以解释，从而使出版史研究深入更广阔的历史渊面，突破传统限度。

　　三是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研究的范本意义。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对商务印书馆现代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生产制度、经营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已不鲜见，但多出自出版史学者之手，主要基于出版史的研究视域和框架。

　　企业史的视角有别于出版史，它研究企业创立、扩张、成熟、整合和蜕变等阶段的历史，研究企业家与股东、管理层、员工的关系，研究企业制度、管理理念、经营策略的形成、调整和完善过程，研究企业的技术、产品和管理创新。

　　商务印书馆曾经是中国拥有国际最先进科技装备、使用最先进生产技术的企业；它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它的编译所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庞大的知识生产团队；它也是当时最大劳动密集型企业之一，有数千名印刷工人；它在知识产品创新上几乎独领，它的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经营创新也引领整个出版业；它的劳资关系和福利制度特色鲜明；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展的“企业办社会”独树一帜，是中国企业史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先驱。由此可见，从企业史入手研究商务印书馆，仍有大量课题有待展开。

　　四是中史研究的独特样本。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党的创建和早期活动关系密切，绝非偶然际遇。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教育救国理想，汇聚精英文化人的编辑队伍，高度组织化的工人基础，对新的包容兼蓄，雄厚的物力财力和设施条件，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关系网络，都为的早期活动和干部培养提供了有利条件。早期对商务印书馆这一大型民营企业的近距离观察和体会，甚至对建国后公私合营乃至宏观经济政策亦有直接影响。对商务印书馆与早期党史问题，相关回忆、论说散见于报章、杂志、回忆录等甚多，但系统研究仍不多见。特别是商务印书馆与早期历史相关的出版物、人物、事件，史料蔓衍，散落各处，亟待系统收集、爬梳和整理，以期丰富党史研究。

　　五是人物史研究的范本意义。人物是商务印书馆研究的一座宝库。从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股东、管理层、编辑、工人到学徒，外部编辑、作者，往来学界、政界、商界、文化艺术界名流，甚至延聘的外国技师，林林总总，人物之多，关系之复杂，经历之丰富，命运之跌宕，可资研究的课题极为多样。

　　近年来，对张元济、王云五、蒋维乔、孙毓修、陈翰伯等商务代表人物，以及陈云、茅盾、胡适等与商务关系的研究，成果迭出。

　　但现有研究相对于商务的人物谱系，仍只涉及成百上千可资研究的商务人物的极少一部分。人物研究不仅是商务印书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给我们的人生境界提供无限丰富的样本。这不仅包括商务的出版物给我们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而且贡献于这项事业的人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榜样的力量。

　　出版界有句话叫“张元济不可追”，张元济被誉为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第一人，他的历史际遇和人生境界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商务群星璀璨，有太多历史人物可以去研究、去学习。

　　例如王云五先生，许多经营策略至今为众多出版机构直接采用。再例如茅盾先生，2006年年底，商务印书馆联合中国文联等机构在涵芬楼书店二楼举办的茅盾120年纪念展中，有一面16米的长墙是茅盾在商务10年的年表，其中最多的两个字是“发表”。他在那10年发表的东西非常多，茅盾勤奋如此，终成大家。但勤奋其实是商务人的一种特质，研究商务的人物，皆可发现这种对思想文化和社会责任的执着追求。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撑起了商务印书馆的百年事业。

　　其他涉及语言文字学、版本学、图书馆学、史、工运史、技术史等诸多领域的范本意义，不再一一列举。商务印书馆的多重范本意义，已经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研究逐渐趋热，研究课题也趋深趋广。华东师范大学的洪九来教授提到了“商务学”的概念，笔者认为建立“商务印书馆学”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其一，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商务印书馆本身构成一个非常丰富的、经济、文化、社会时空场域。百余年的发展历史跨越了晚清维新运动、辛亥、新文化运动、、抗战和新中国建立后诸历史阶段，其活动领域遍及国民教育、文字改革、中西学术、国故整理、大众出版、社会改良、印刷技术、企业经营等方面，其中很多活动都是开创性的。一方面，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性的形塑过程，也因此在不同时期皆受国家当政者的倚重；另一方面，从其自身漫长的、仍在延续的历史，亦可探寻国家复兴历程的波澜起伏和路径选择。

　　其二，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因其时空场域宽阔、纵深绵厚、影响广被，商务印书馆研究已关涉到诸多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出版专门史范畴，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渐成主流，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入，新课题不断开辟，其研究面向、进路、课题的丰富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早已超出一般专题研究范畴，而具有“学”的属性和范畴。专题研究上升为学，可将学者的视域从个别的、局部的课题，引向更系统全面的、多学科的研究框架，从而更好把握课题价值，以及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关系。在“学”的体系中，相关研究的互相激发和促进，不断拓展研究边界，提升整体水平。

　　其三，研究资源的整合性。首先是史料整合。整合分散应用在个别研究课题下的史料，可避免错讹相袭，扩料来源，并对跨学科的新资料、新发现互通互用，为商务印书馆学建立丰富完善的史料基础；其次是研究力量整合，即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机构、学者专家，在“学”的范畴和框架共识内，形成围绕商务印书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以多学科的研究工具及合作机制，开展全景式研究；第三是研究成果整合。以往研究成果被分割在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学者囿于专攻，往往难得全豹，不利于研究成果的共享和争鸣。商务印书馆学的成立可去此弊端，集结各领域成果，裨益交流，增进学术。

　　由此可见，建立“商务印书馆学”，无论对推动商务印书馆研究，还是对赓续和发扬商务精神，促进民族文化复兴伟业，皆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首发于《中国出版》杂志2022年第3期，为作者2017年在商务印书馆创业120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发表时有大幅增修。原标题为《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兼论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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