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刘擎 高全喜 许纪霖(上)：启蒙杀了谁？

　　感谢各位来到长宁图书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何为‘良序社会’”，根据的是这本《启蒙时代》，这本书可能各位不是很了解，它成书时间到现在也快半个世纪了，但是在启蒙运动研究领域里面是一本绕不开的书。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1923年6月，在德国柏林一个叫弗罗利希（Fröhlich）的家庭,出生了一个孩子，叫彼得·弗罗利希，全名是彼得·尤阿希姆·弗罗利希。他是一个犹太人，15岁的时候，他们家在德国待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德国反犹。1939年，老弗罗利希决定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他们原来打算定一艘移民船，叫圣路易斯号，这艘船要开到古巴，在那边转到美国。在临行前一刻，老弗罗利希做了一个决定：提早一周走，所以另外换了一艘船伊比利亚号，这艘船一路到了古巴，又到美国，很顺利。但晚了一周的圣路易斯号就没有能够成功地到达美国，因为纳粹加紧了犹太人的步伐。船无法在古巴登岸，也无法去美国，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欧洲，回到欧洲之后，这么多人里面有部分人在英国那边被接收了，他们活到了战后。剩下的那些人中，只有40人在战后幸存下来，他们被输散到了法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后来都被纳粹占领了。彼得·弗罗利希在美国生活时，一直想着这件事情，他一直想着如果我是那艘船上的一员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活下来了，他的人生一直笼罩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里面：我其实有可能是当初夭折的人，是被埋葬在欧洲的小孩。

　　24岁的时候，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把名字改成彼得·盖伊（Peter Gay），弗罗利希在德文里面的意思是快乐，Gay的意思也是快乐，他就改成了这个姓氏，叫彼得·盖伊。这个名字很简单，因为美国人喜欢简洁的名字。他在执教之后，又辗转到了耶鲁大学，长年在那担任教授，著作很多。不过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从欧洲过来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被欧洲赶出来的人，反而一直以自己是欧洲人为荣。“二战”期间，因为美国远离欧洲战场，所以大量美国人不了解欧洲的事情，但那时候美国有很多欧洲逃过来的知识分子，1959年左右，这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告诉美国人当初的纳粹是怎么回事，当初的战争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欧洲会出现像希特勒这样的人。这导致当时的美国人对欧洲人有一种看法，认为欧洲人不怎么样，欧洲这么长的历史，这么悠久的文明，到最后结成的恶果就是极权。彼得·盖伊觉得，这不行，我得出来讲话，他说，不能因为我也是欧洲难民，我就帮美国人讲话，就站在美国人一边，说你们代表的是世界文明的前列，我们老欧洲已经被淘汰了。

　　他就写了几本书，他先写了一本关于伏尔泰的书，然后开始写《启蒙时代》。一共写了两卷，花了十年的时间。这本书告诉美国人：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是可以自外于欧洲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欧洲的产物，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在美国人看来，启蒙运动要为欧洲的战乱负责，因为当初它企图推翻现状，打破一切传统，要建立一个地上的乌托邦，这种思维很危险，最终导致惨烈的法国大，导致后来的世界大战。但是彼得·盖伊说并不是这么简单，他说启蒙运动有它自己的问题意识，有它自己的逻辑，它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美国人，美国的独立，首功之臣就是欧洲启蒙运动，所以美国人不要数典忘祖，一定要记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除此之外，我们现代文明也是来自18世纪这场非常波澜壮阔的思想。因此，在启蒙运动的大主题下有很多细节可以谈，今天我们拈出的题目是“何为‘良序社会’”，当初启蒙运动的那些主要人物，比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意识，我们把他们的问题意识集中到社会这个点上，因为他们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最终都会考虑到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启蒙运动的第一颗炸弹是伏尔泰扔的，他当初的主要观点针对的是宗教，认为教权、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应该结束了，应该把它推下神坛或者把它弱化。今天在座的三位老师都是思想史方面非常有造诣的研究者和学问家。首先想请三位老师就各自的兴趣谈一谈，如何理解伏尔泰的这颗炸弹？

　　高全喜：刚才云也退先生谈得很好，反教权在人类文化史中，当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为启蒙是针对现实状态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西方正处在古今之变的重大转型中，某种意义上说，启蒙思想是古今之变的收官之作。启蒙思想包含着这一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型，可以说，只要进入人类文明史，无论具体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基本上大致都要经历这样的转型。启蒙运动为这样的转型提供了一种思想价值的基础，尤其是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基础。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反对当时以天主教为代表的、某种意义上已经腐化的教权，当然是一个最重大的主题。我们知道，以法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主要有两个主题，其一是反教权，还有一个是反王权。从古今之变的角度看，在现代、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无论是反教权，还是反王权，对于提供一种转型的正当性基础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反教权、反王权具体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来进行的？是以一种否定性的、激进主义的方式来反对，还是采取一种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方式来反对？由此出发，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具有多元性，在不同的国家表现的面向、形态也是不同的。法国以伏尔泰、卢梭为代表，这是一种法国式的启蒙思想，但是英格兰、苏格兰也有它们的启蒙思想，虽然同样反对王权和教权，但方式上与法国不同。德国的启蒙思想也不同。甚至我们还可以问，是不是还存在美国的启蒙思想？学术界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总的来说，美国没有一个传统的古典社会，所以它即便有启蒙思想，其形态和欧洲也是不同的。法兰西、苏格兰，再加上德意志，这几种启蒙思想，在古今之变中，在对待教权、王权的态度或者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批判否定或者通过重新塑造，为现代社会提供价值基础的方、价值论，甚至制度论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特别强调，对启蒙思想我们不能一锅煮，其中的分别是非常重大的。我觉得中国受到的主要是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中国第一波启蒙思想，我觉得是发生在晚清立宪时期，而不是五四运动时期。如果说百年来中国主要有三波启蒙思想的话，其主要的影响来源，便是把法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接续到主义的激进主义逻辑。

　　但是实际上对于塑造一个 “良序社会”来说，真正有效的思想，是以苏格兰为代表的这种启蒙思想。这种启蒙思想对传统有一个反思，甚至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是法国式的，也不是那种激进的、式的，或像中国曾经要彻底破四旧那样一种方式，而是通过特有的改良或者光荣的方式，在传统社会中重建一个正当性的社会基础。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在改良变迁的过程中，重建道德哲学、经济学、法治社会、工商社会、文明史观。苏格兰启蒙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正有教益的、有营养的思想。

　　总的来说，我觉得在古今之变的背景下，反教权当然是正当的，但是法国启蒙思想激进主义的反教权，甚至把宗教给予人类文明的超验的正义正当性也一起反掉了，企图通过人为制造宗教，建造一个美好社会、文明社会，这种方式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一些保守主义观点直接就认为启蒙思想是糟糕的，或者激烈地启蒙思想，对此我也不赞成。

　　刘擎：盖伊说存在着对启蒙的不同解读，而他的阐释着眼于“启蒙哲人”的核心圈。法语的philosophe,不是一般的哲学家，而是专指启蒙哲人。而彼得·盖伊用philosophe这个词，不限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也包括英国、苏格兰、德国的那些人，考察他们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他们主导的理念和观点是什么。盖伊认为，启蒙哲人们，彼此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在精神气质上具有一致性，他们是非常自觉的共同体、小圈子，内部有配合，也相互争论，圈子里可以骂得很厉害，但是家丑不外扬，跟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圈子也很像。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像现在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主张与传统决裂的激进思想。他们是援用更古老的传统，所谓“异教”的传统，批判当下以开创未来，这有一点像新儒家的感觉。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很多教异，比如柏拉图主义的。书里提到美第奇家族，他们认为，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柏拉图主义者，你就不是一个好公民，也不是一个好的。书里面还讲到1300年到1700年的四个世纪，包括文艺复兴，这是启蒙的史前史，没有这些传统，启蒙是不可能的。

　　对于宗教，这里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不太容易感知当时人的问题意识。什么叫做宗教的时代？就是所有东西都在神学框架里，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反，是因为那个秩序出了问题。他们这一帮人不是不知道宗教有多少作用，不是像现代人有那种僭越的疯狂，无法无天，人就是一切。他们生下来就在教、天主教传统里面生活，他们为什么要反教权，是因为宗教作为社会秩序、秩序出了麻烦，出了问题。1648年签了“威斯特伐利亚协议”，而在这之前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教会，欧洲死了1/6人口。

　　我们看书中“文人共和国”那章，这一帮文人特别有古典的学养，特别希望恢复希腊精神，可是这一帮人说话一天到晚要看人家眼色，这篇文章是不是符合正统，这个观点是不是越界了，这个是不是符合教会精神？按照现在的标准就是所谓的是不是“正确”。当时有书报检查，查禁你，搞得特别不爽。

　　我觉得这就造成了两点后果。第一，在公共的意义上，宗教提供的秩序已经分崩离析，还不只是衰落的问题。第二，这些文人的自由个性，是文艺复兴传统带来的，而有一帮在道德上伪善、在智力上相当低的人在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说什么话；那他们要说，对不起，事情不能这样。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反教权的时代背景和内心动机。

　　最重要的是，现在看来，他们不是取消宗教，应该更恰当地说，是repositioning，重新给宗教定位，就是宗教可以做什么。我们不能把整个社会、全部放在神学框架里面。仔细看可以发现，启蒙运动当中没有多少人是无神论者，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没有几个人，在18世纪下半叶，他们从来是极少数派。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谴责启蒙哲学家是要“彻底毁灭宗教”，给人造成了一种误导。伏尔泰自己就不是无神论者，他跟霍尔还有过辩论，认为不能放弃宗教，一套秩序完全由人自己来搞是搞不好的，会出麻烦。所以说，在启蒙圈子内部，只有非常少的边缘人士是绝对的无神论者，而启蒙圈子的主流，要么是徒、新，要么是支持后来发展出来的自然神论，比如牛顿他们。自然神论者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但是他们相信一个超越于经验感受的所谓“超验存在”，它决定了自然的法则、规律、秩序,乃至牛顿晚年一直在证明上帝存在。这样的科学研究背后有神学的动力在推动，在他们看来，不把超验的一部分揭示出来，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秩序就无法理解。

　　我们现在看到的启蒙时代的激进性，是被后人夸大的。不过，即便只是想为宗教重新定位，也有一个问题存在，即你怎么重新安置它。因为宗教是一个特别整全性的东西，传统的宗教不光关乎社会秩序，也关乎社会的道德和社会的。若把它安置为修身养性的一部分，跟社会无关，跟秩序无关，那么最后就会出现宗教对于这种重新定位的反抗。大踏步的退缩，会激起大踏步的反弹，它会把启蒙视作自己的敌人，这是比较麻烦的。其实整个教传统处理得还相对比较好，通过反复的协调振荡，宗教发现了它跟的关系，即政教分离。美国在实践当中虽然有宗教的很多影响，但大体上达到宗教要管宗教，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分清楚了。可是其他的宗教未必，这是现在这个世界非常大的麻烦。

　　许纪霖：我最近读这本书，在想的问题就是，21世纪会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时代吗？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在今日的世界，各种各样的保守主义在全方位崛起。英国退欧、伊斯兰教的复兴、土耳其，还有中国儒家的复兴等等，整个逆世俗化的过程在加速。

　　今天出现的景象，是我们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很少能预料到的，因为20世纪是一个左翼年代。不过1990年代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因为来自左翼的所谓“对历史最大的威胁”竟然解体了，历史终结了。可能只有亨廷顿注意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将出现的是文明冲突。从“9·11”开始，一直到当下这一连串的变化，都可以看到，一个似乎和我们的启蒙理想背道而驰的趋势正在形成。对启蒙的威胁，不再是来自以20世纪的狂飙为标志的左翼，而竟然来自右翼。同时，这个右翼也很复杂，有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也有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还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宗教的保守主义。

　　欧洲的启蒙和宗教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过去一般都以为启蒙是反宗教的，但就像刚才刘擎说的，现在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至少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早期不是反宗教的，它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或者说它反对的是整全化的教，而试图以一种政教分离的原则，把一部分社会秩序从宗教里面解放出来，但这背后依然有强烈的宗教性。无论是卢梭,还是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者，他们思想的背后都有强烈的超验意识，存在一个超验的世界。启蒙本身的一套理想，实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宗教的世俗化。比如对自然法的论证，虽然今天很少有人相信自然法，但是当初它事实上是对上帝意志的世俗化。

　　欧洲到19世纪以后，即启蒙后时代，世俗化在推进，无神论成为一个大潮出现。在这一点上，欧洲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到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宗教国家，所以十多年前会有小布什所依赖的教福音主义。但是欧洲不一样，欧洲一直是世俗化的，比美国世俗化得多，世俗与宗教划清了界限。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即使在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紧张，由这种紧张可以看到启蒙内含的世俗化在欧洲今天究竟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有些问题是外来的，所谓的蛮族入侵，而有些问题和欧洲内部的世俗化本身所接近的启蒙短板有关。就像刘擎刚才谈到的，我们真的相信人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吗？ “9·11”以后，哈贝马斯终于意识到，仅仅空谈启蒙是不够的，他开始注意到宗教这个维度。哈贝马斯在 “9·11”以后说了一句名言，我非常欣赏。他说，“ ‘9·11’事件触动了世俗社会的一根宗教神经”，所以这之后他积极地推进对世俗社会中宗教的研究，并与后来成为教皇本笃十四世的约瑟夫·拉岑格（Joseph Razinger）展开对话，讨论理性和宗教的限度在哪里。理性是有自身的内在和外在限度的，而有些问题只有宗教才能回答，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彼得·盖伊所讨论的这套启蒙观念，今天，当它跨越文化、宗教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受到了很大的抵抗，特别是来自伊斯兰教的挑战。伊斯兰教很难世俗化，它对神和人有与我们世俗人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而且现代化、全球化越是深入，这样一个所谓的认同意识反而更强烈。所以差不多从1980年代以来，也就是全球化可能发展最快的这三四十年，整个宗教也复兴了。那么，宗教复兴是启蒙内在的命题吗？还是逆启蒙而动？如果我们以一种当下的困境感来读彼得·盖伊的话，这些启蒙的命题就活了。它不再是历史，而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启蒙到今天，并非到处都是凯歌，所向披靡，而是恰恰到处遇到了抵抗，这种抵抗是一种重新宗教化的方式，又让宗教产生强烈的反弹。这种反弹会不会成为21世纪来自右翼保守对启蒙的最大威胁呢？这是我最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有不少人说，中国需要重新讲启蒙，中国需要新的文艺复兴；或者，还有像高老师的问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启蒙？我认为，启蒙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启，也不是选择哪一种方式启，而是要思考，为什么启蒙从18世纪到今天，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世纪，竟然不是像一条直线一样，越来越深入人心，然后跨越整个世界，跨越文化，使宗教节节败退，而是倒过来，反而激化了宗教的抵抗？我们如何化解这种状况？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而仅仅谈18世纪的启蒙，这就会沦为学术游戏，和我们心灵的困境、时代的困境是没有关系的。

　　我相信在21世纪，启蒙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激进的左翼，而是保守的右翼。这个趋势这几年在加速发展，这种趋势出现以后，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来坚守启蒙，来回应这样一种宗教保守主义的挑战呢？我刚刚从新疆回来，考察了十天，在考察期间，我强烈感觉到，世界上有两个轴心文明的断层，一个是在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与教世界的断层，另一个是在新疆，是伊斯兰教世界与儒家世界的断层。你会强烈感受到文明之间的巨大紧张，逼迫我们思考启蒙所面临的宗教的、新的挑战。

　　18世纪的启蒙理想是从宗教里面生长出来的，慢慢生长以后就脱离母体，成为彻底的世俗化，但是今天又受到了各种轴心文明宗教的强烈反弹。艾森斯塔特就讲，启蒙是第二次轴心文明，人们都以为第二次轴心文明出现以后，应该所向披靡，那些古老的轴心文明从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家文明会慢慢消解。但是情况恰恰相反。比如土耳其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世俗化，今天出现了强烈的逆反趋势。所以我们今天回溯18世纪的启蒙历史，不得不思考这些与启蒙密切相关的现实困境。

　　刘擎：我不太同意许老师的判断，说启蒙节节败退，我每次重新阅读启蒙的历史，不是感叹启蒙遭遇了多么大的挫折，相反，我惊讶的是，启蒙何以在两三百年获得了这么大成功，这个进展太迅即了，简直有点疯狂。现在有一点反弹，我倒觉得是挺好的事情。

　　我们身处的世界之中，有三件领域的事情需要面对，我叫做“真假”、“对错”和“好坏”。“真假”关乎世界认知，是科学问题；“对错”关乎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关系，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道德规范或法律问题；“好坏”是善恶问题，关乎信念或者人生哲学，即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在这三个领域中，“真假”领域里启蒙几乎彻底胜利，比如现在搞什么邪门歪道的养生法，过两天果壳网就会出来辟谣，它就完蛋了。在这个领域，全世界都一样，基本上不会有属于哪个特定民族的或族群的科学，科学就是科学，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所以艾森斯塔讲启蒙是第二次轴心文明，他的意思是说以后世界就是要按照这个启蒙文化来运转。轴心时代有多个大的文明，而第二次轴心文明讲启蒙，在“真假”的领域里，我们现在都是在绕着它转，不管是造一个高铁，还是新出一个医疗手段，都无法离开启蒙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在“对错”领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大部分是有共识的，虽然支持这些规范所依据的深层的哲学或宗教义理有所不同。但在好坏问题上，也就是关于“善”的观念，各种信仰、宗教或人生哲学是彼此不同的。这种善的观念的多样性，是现代世界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我们指望各种信仰能够彼此尊重，和平共存，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无法摆脱信仰之间的冲突，甚至有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

　　一神论的宗教是整全性的，不能真正面对“外部”。如果出现异端和异教，要么收编进来，要么就是斗争。这个悖论包含在启蒙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中。启蒙思想家和欧洲教会之间的斗争，旨在限制教权，但发现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启蒙反对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狂热和迷信。中国人常常会讲“宗教迷信”，将宗教和迷信混为一谈，这两个词连得很顺。但宗教与迷信不是一回事。启蒙思想反对的是迷信，迷信的一个特征就是“独断”，就是说自己永远是对的，因为神在我这一边。教传统最早面对的是内部各种教派的斗争，启蒙哲人想做的是，让大家听听别人怎么说，求同存异，你需要用你的证据讲你的观点。若实在不行，就尊重和宽容，这本身也是启蒙的议题。“尊重”是启蒙的产物，跟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认为，存在着客观真理，但人不是上帝，我们不可能直接把握真理，所以每人都是可能出错的。可错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尊重的观念与可错论的意识具有渊源关系。现在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所谓“白人左派”的正确，可能走得太远了，被指责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甚至有人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与正确的文化放任有关。

　　启蒙的事业是否岌岌可危？我和许老师的感知和判断有所不同。现代世界面临着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挑战，这个局势相当严峻。但我们同时要看到，伊斯兰世界本身也在遭遇挑战，就是究竟如何面对这个世俗化的世界。大量的穆斯林一方面虔信自己的宗教，但同时也被现代化的世界所吸引。他们跟西方世界做石油贸易，享受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在战乱的难民潮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穆斯林移居欧洲。法国坚持世俗化的政策，对此特别敏感。那么，如何面对异己的他者？面对与自己持有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们？这个问题是双面的，不只问世俗社会如何面对宗教，也要问宗教世界如何面对世俗化的社会。宗教如何面对文明冲突？如何面对教派冲突？在历史上，欧美地区的这个问题也曾非常尖锐，但现在已经通过政教分离等等解决了，虽然永远有张力，但不太会有。那么伊斯兰世界怎么办？实际上，文明冲突只是伊斯兰内部冲突的扩大版。伊斯兰的教派之间，特别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相互之间的冲突也非常惨烈，历史上发生过相互的悲剧，许多地区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两伊战争”打了八年，两败俱伤。只是以前这些悲剧没有直接触及到西方世界，西方普通民众对此没有特别关注，更没有今天的切肤之痛。

　　伊斯兰冲突与世俗社会的协调问题，或者说穆斯林如何在一个世俗化的现代世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伊斯兰需要自己的宗教改革才能解决，虽然这条道路可能痛苦而漫长。他们实际上也在回应这个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土耳其的凯末尔道路。但很显然，这条道路非常曲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解中，现代化的各种方面，比如工业化、现代科学技术、和世俗化，是齐头并进的。我开玩笑说，好像“英雄和美女”常常是在一起的。但是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往往会被打破，土耳其最近的军事就是一个例子。土耳其推进了化进程，但相当多的民众的意志是要要维护宗教、反对世俗化。简单的现代化理论会发现，“英雄和美女”的故事变成了“美女和野兽”。主张世俗化的土耳其军方遇到了反世俗化的力量的抵抗。所以说，这个历史进程是非常曲折的。欧洲在经过漫长的宗教冲突之后，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式，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无穷斗争的厄运。良序社会需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秩序，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我们都能够保持自己的东西，但我们都要为和平共处放弃一些东西。

　　反观西方文明，它的内部也有矛盾。一方面，它要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另外一方面，它要足够包容和开放。它坚持普遍，也就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即便你是异端，即便你跟我们不一样，异端的权利也是启蒙的产物。但是这个原则在现实中能不能真正兑现？或者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兑现？那么多人移民到欧洲，他们都是与我们平等的人，所以享有，享有就要享受基本的福利，但是福利供应不起怎么办？而且，接受福利的同时如果拒绝世俗化的法律和政策怎么办？西方陷入了自相矛盾。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强烈的反弹，不只是欧洲的右翼排外势力，还有普通民众，感到忍无可忍。这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冲突，但是比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一定代价更小。

　　欧洲现在大概开始明白，自己所坚持的普遍原则和秩序，目前不可能在全世界展开，只能局限在欧洲和美国，在所谓大西洋文明圈内，而很难扩张到全世界。在欧美的范围内，它并没有面临特别大的威胁，仍然是守得住的，英国脱欧之类的问题，从长期历史看，都不是大问题。而当下欧美出现的民粹主义的力量，与文明冲突有关，但在根本上是两回事。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反弹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劳工和中产阶层的利益受损，这是经济分化导致的阶级意识，派生出认同的问题，这是另一个话题。

　　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中，我反而觉得，是伊斯兰世界本身在面对更深刻和更严峻的挑战。他们是不是能接受和适应目前这个已经有很强世俗化倾向的现代世界？伊斯兰文明本身是普遍主义文明，其中一直有极端主义的势力想要在全世界实现推广的教法秩序。极端主义的力量可能有三种结果：第一是发动全球性的“圣战”，根本打破和改造目前的世界秩序；第二是维持严格的教法秩序，但放弃外向性，收缩为一个地方性的文明；第三是驯化自身的极端性，通过宗教改革，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内与其他文明共存。目前所谓“伊斯兰国”的兴起让第一种情景显得非常突出，但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前景的。极端主义的“圣战”努力至多导致欧盟国家的“以色列化”，它本身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更可能的结局是第二和第三种情况。无论如何，伊斯兰文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它需要解决的内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