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的反义词是FLASH

　　【搜狐IT新生活运动】几乎是在同时，闪客和DV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与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末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由此而引发电脑技术和影音技术的性进步，这种进步，给以往难以想象的个人制作动画（Flash）和低成本拍摄私人电影（DV）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于是，一大批Flash和DV作品问世，制作Flash和DV作品，也在一时之间成为最热门最时尚的文化活动。

　　作为影音作品，DV和Flash这二者初看起来似乎是同类，但仔细分析起来你会发现，除了欣赏方法同是用眼睛看之外，二者其实并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不仅如此，二者甚至像反义词一样，存在着许多尖锐对立着的特征，在两者尖锐的对立中，又有许多很有趣的东西在遥相呼应着。

　　事实上，DV影片爱好者与Flash作者群的年纪差异并不太大。但如果硬要划出个坎儿来的话，DV的拍摄者们大致要比制作Flash的闪客们要大一些，两者以30岁作为分界点，最早一批成名的DV制作人如拍摄《流浪北京》的吴文光，拍《八廊南街16号》的段锦川等人都是属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群人，他们现在的年龄大多已是在30岁以上。而被誉为中国网络动画的领头羊，《大话三国》的作者，却是由一群30岁以下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的CEO陈晓君今年才28岁，他们的年纪，在闪客中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两个文化族群的中坚力量年龄相差不到10岁，但两者由于出生年代的不同，童年所感受到的不同的社会气氛和所受到的教育的不同，使他们在艺术心态和着眼点上，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

　　由于童年所感受到的浓郁的斗争的气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们是尴尬的，他们不是漩涡里的主角，比起上一代人来，他们没有太多沉痛的伤痕可以回忆，也没有诸如青春无悔之类悲喜剧留给他们的轰轰烈烈的记忆。他们有的，只是“”后期一些推来搡去的斗争尾声的散碎残片，以及有关物质困窘时代特有的贫困回忆。他们的成长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虽然他们比上一代更幸运地拥有了一张不再动荡的书桌，但他们所学的教材和所接受的意识，注定使他们成为一个分界点，在他们之前，是轰轰烈烈的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前辈。在他们之后，是干净彻底以全新的知识和意识武装起来的新新人类。而他们，却是模糊的，就像进化到一半的蛹，落得个虫也不是，蝶也不是的尴尬局面。这种无所皈依的尴尬心态，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则更多的是灰色与彷徨。从1996年以来的DV代表作中，我们能看到这种沉重的彷徨气息。在这一大批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把镜头非常集中地定格在了民工、三陪女、股民、彩民、二奶、摇滚歌手、吸毒者、下岗工人等让人看了之后感到沉重的人物身上。这些作品，以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胡庶的《我不要你管》等为代表，在《铁路沿线》中，杜海滨深入到铁路涵洞里的乞丐生活中，录下了他们南腔北调的歌声，而胡庶则是和几个三陪女一起生活了数月，拍下了她们令人揪心的堕落。由于ＤＶ所具有的先天的记录天性，再加之60年代生人们与生俱来的特殊的观察世界的眼光，最终造就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特性。有的ＤＶ片，甚至现实得让你感到喘不过气来。

　　拜网络所赐，中国的闪客们没有像事业那样，一开始便被外国人甩得太远。虽然制作网络动画的大多数软件都来自国外，但在对软件的熟练操作上，中国的闪客们一点也不输于他们的发明者。

　　和背负着尴尬与沉重的60年代人群相比，以20世纪70年代出生人为主体的闪客们显然比他们的上一代背的包袱要轻得多，再加之由于70年代后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国家的开放度的提高，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掌握的资讯更多，这使得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更有机会掌握各种复杂的计算机技术，而不用再像60年代出生的ＤＶ制作者们那样，用操作简便的ＤＶ机进行简单的艺术操作。

　　由于网络技术的无所不能，在号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计算机里，闪客们力求把自己的作品作得想象力更丰富，画面更奇怪有趣。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对“趣味”的价值追求永远大于“意义”，因而，很多看似无意义甚至荒诞的作品成为闪客们的代表作。在最初，闪客们由于受到硬件的限制，只能作一些简短的ＭＴＶ画面，无目的地给一些歌曲配上画面，由于计算机的速度和内存量有限，使它们看起来很单薄。随着奔4新机型的出笼，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闪客们也因为“鸟枪换炮”，而打出一系列漂亮的战斗。这其中，尤以国产的《大话三国》最为成功。在这部系列片中，人们可以熟悉的三国人物中，看出一系列爆笑的经典场面，如头上顶着一陀屎的曹操，骑着摩托车喊周瑜为“小周周”的蒋干以及失恋专业户吕布悲伤地唱“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没有人爱我”。

　　与ＤＶ的现实主义相比，Ｆlash注定是浪漫主义的，《大话三国》是这样，“阿贵系列”也是这样，当前最流行的Pucca也是这样的。闪客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好玩。

　　在ＤＶ与Flash之间强要分出个高下来，无异于是“关公战秦琼”，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但通过对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制造者和喜爱者来进行对比和分析，却又能年出很多有趣的现象来。

　　在ＤＶ制作者们的眼睛中，对生命的沉重感和现实的无助感的追逐可能会是永恒的话题，他们试图从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不平常的东西来，于是，他们将触角，伸向了更偏更奇的另类人群当中，试图以他们拍摄对象的奇特，来吸引更多的人的关注。因而，才有更多的同性恋者或绝症患者的弥留以及残疾的侏儒与网友见面等“以奇取胜”的东西出现。这种略带有猎奇目的的对现实的取向，容易使人感到沉闷甚至难受。而那种比纪录片更纪实的沉闷单机长镜头和故意做出的模糊的纪实效果，则更容易让人感到压抑。在这一点上，Flash作品恰好与之相反。Flash作品很少有关注到生命的意义之类的作品，它们往往都只是一些细化得近乎于琐碎的小故事，长则数分钟，短则数十秒钟。而且，由于每一个画面都需要精心绘制，因而，多余的场影和画面几乎没有，更不可能奢侈到像拍ＤＶ那样，搞个几分钟的空镜头。而且，在画面色彩上，尽可能做得鲜艳，因为在闪客看来，不把计算机能够提供的各种色彩用完，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犯罪。

　　由上面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十分有趣的差异，从主题上看，ＤＶ是追求意义的；Ｆlash更追求趣味。从色彩上看，ＤＶ更多的是冷色调；而Flash追求色彩的丰富与光影的炫目，要不怎么叫闪客呢。在题材的选取上，ＤＶ更多的是追求宏观；而Flash更多的是追求微观、精致。在片子的长度上，ＤＶ是漫不经心甚至冗长的；而Flash则篇幅短小到让人怜爱的地步。更多的时候，ＤＶ像个老人，永远一副曾经沧海又絮絮叨叨的面孔，而Flash则像个孩子，不谙世事，叽叽喳喳。

　　ＤＶ是冷峻的现实纪录者；Flash则永远追逐着生活中不可能的画面。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ＤＶ更像个愤青，而Flash则更像个小资，尽管二者有时偶尔会站错位，但却永远改变不了其本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