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人教版教材问题的两次回复以及教材工作责任追究

　　针对近日社会反映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教育部已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彻查，对查出的问题将立行立改，对存在违纪违规问题的责任人

　　同时，教育部已部署开展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全面排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对存在违纪违规问题的责任人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一、责民教育出版社立即整改，重新组织专业力量绘制教材插图，确保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使用新教材。教育部将组织专家团队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二、教育部立即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是教材内容、插图等，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教材坚持正确方向和价值导向，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符合大众审美习惯。

　　三、畅通中小学教材问题快速反映通道，欢迎社会各界随时提出意见建议，教育部将认真研判、及时处理。教材问题反映邮箱：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总体要求，全面落实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等各方面主体责任，切实提高教材建设水平，近日，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针对大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等各环节存在的主要责任问题，明确追责情形和处理方式，实行全覆盖、全链条、规范化责任管理。《指导意见》共包括六方面内容：一是强化责任意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学校树牢责任意识，将教材工作责任压实到单位、落实到人。二是把握基本原则，提出教材工作责任追究要坚持依法依规、全面覆盖、客观公正、惩建结合的基本原则。三是明确追责情形，细化大中小学教材编写（修订）、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及发布涉教材信息等方面的追责情形。四是严肃追究问责，明确教材工作责任承担主体和追责处理方式，强调建立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五是规范追责程序，明确教材工作责任追究要按照受理、核实、处理的基本程序进行。六是提出数字教材和作为教材使用的讲义、教案、教参，以及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翻译、编译等工作责任追究，参照《指导意见》及有关规定执行。

　　《指导意见》印发后，教育部等部门将指导各地区各单位细化教材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为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日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就有关内容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答：一是党的十九大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习总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新要求，中央作出关于义务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双减”工作决策部署要求强化课堂及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落实这些要求必须修改完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教与学的内容、方式进行改革。二是2011年我国实现了义务教育全面普及，教育需求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教育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必须深化课程改革，加强义务教育课程建设。三是现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分别于2001年、2011年制定颁布，在引导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还存在一些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必须进行修订完善。

　　答：一是坚持目标导向，认真学习领会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理解习总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各项要求，确立课程修订的根本遵循。对重大主题教育进行整体规划、系统安排，充分反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落实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时代新人的培养要求，强化课程思想性。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分析课程改革的困难和问题，明确修订重点和任务，注重对实际问题的有效回应。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强化一体化设置，促进学段间的衔接，提升课程科学性、系统性。优化课程设置，细化学科育人目标，明确实施要求，增强课程指导性、可操作性。三是坚持创新导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既注重继承我国课程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借鉴国际课程改革新成果，更新教育理念，体现中国特色，增强课程综合性、实践性，引导育人方式变革，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坚持与时俱进，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科学技术进步新成果，更新课程内容，体现时代性。

　　答：义务教育课程修订自2019年启动，历时3年，重点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成立由两院院士、学科专家、学科教育专家、骨干教师、教育管理者等近300人组成的修订组，承担修订任务。二是对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法治、、生命安全与健康等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进行整体规划，并指导落实。三是组织开展义务教育课程实施现状调查、课程内容结构化等相关基础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四是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按照先修课程方案、再修课程标准的顺序进行，分项、分段推进修订工作。五是组织浙江、河南和甘肃等15个省近6万名学生进行课程标准测试，根据结果进行修改。六是广泛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专家学者和一线校长、教师、教研员等各方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

　　答：为保证思想性、科学性，对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进行和专业双重把关。一是预审，组织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进行个人审读、会议预审，进行专业把关。二是审议，组织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进行审读和正式审议，完成和专业双重把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后，对落实会议精神情况进行专项审议。三是审核，国家教材委委员审核通过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语文等16个课程标准。

　　审议审核认为，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方向正确、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思想性、学理性、现实性较强，符合党和国家对教育的新要求，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基本特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比较成熟。

　　答：一是完善了培养目标。全面落实习总关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要求，结合义务教育性质及课程定位，从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三个方面，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时代新人培养的具体要求。二是优化了课程设置。整合小学原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和初中原思想品德为“道德与法治”，进行九年一体化设计；改革艺术课程设置，一至七年级以音乐、美术为主线，融入舞蹈、戏剧、影视等内容，八至九年级分项选择开设；科学、综合实践活动开设起始年级提前至一年级；落实中央要求，将劳动、信息科技及其所占课时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三是细化了实施要求，增加课程标准编制与教材编写基本要求；明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课程实施职责、制度规范，以及教学改革方向和评价改革重点，对培训、教科研提出了具体要求；健全实施机制，强化监测与督导要求。

　　答：一是优化了课程内容结构。基于核心素养要求，遴选重要观念、主题内容和基础知识技能，精选、设计课程内容，优化组织形式。涉及同一内容主题的不同学科间，根据各自的性质和育人价值，做好整体规划与分工协调。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化实践要求。二是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依据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结合课程内容，整体刻画不同学段学生学业成就的具体表现，明确“学到什么程度”，引导和帮助教师把握教学深度与广度，为教材编写、教学实施、考试评价等提供依据。三是增强了指导性。各课程标准针对“内容要求”提出“学业要求”“教学提示”，细化了评价与考试命题建议，注重实现教、学、考的一致性，增加了教学、评价案例，不仅明确“为什么教”“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而且强化了“怎么教”的具体指导，做到好用、管用。

　　答：义务教育课程修订以贯彻落实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任务和基本遵循，确保应进尽进、应落尽落。一是研制印发《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对进课程教材主要内容进行体系化凝练，分学段、分学科提出教育要求。同时，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生命安全与健康等重大主题教育进行顶层设计，研制印发系列指南或指导纲要，整体规划进课程教材的内容与方式，全面落实有关要求。二是明确以习总关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要求为主线，从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三个方面确定义务教育培养目标，各课程标准以此为依据，具体化细化课程目标和学业质量要求等。三是结合学科特点，采取直接安排与有机融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落实为主，地理、科学、体育与健康等其他课程有机融入。四是加强审核把关，组织国家教材委思想审议专家委员会对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文本进行专项审核，确保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纳入义务教育课程。

　　答：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立足世界教育改革前沿，描绘了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育人蓝图，改革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素养导向，注重培育学生终身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养，特别是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核心素养确立课程目标，遴选课程内容，研制学业质量标准，推进考试评价改革。二是优化课程内容组织形式，跳出学科知识罗列的窠臼，按照学生学习逻辑组织呈现课程内容，加强与学生经验、现实生活、社会实践的联系，通过主题、项目、任务等形式整合课程内容，突出主干、去除冗余。三是突出实践育人，强化课程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的结合，强调知行合一，倡导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注重引导学生参与学科探究活动，开展跨学科实践，经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让认识基于实践、通过实践得到提升，克服认识与实践“两张皮”现象。

　　答：一是细化培养要求，明确了道德与法治课程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语文课程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历史课程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培养要求。二是充实更新课程内容，对标对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和决议，重点组织三科修订组对课程标准做了进一步充实更新，补充了有关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等内容，规范了有关表述。三是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精选学生听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志性成果、突破性进展和普遍性经验等，让学生感受体会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新鲜经验。

　　答：一是注重幼小衔接，基于对学生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领域发展水平的评估，合理设计小学一至二年级课程，注重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的学习设计。二是关注从小学到初中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把握课程深度、广度的变化，体现学习目标的连续性和进阶性。三是了解高中阶段学生特点和学科特点，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作好准备。

　　答：一是组织开展国家级示范培训，提供培训资源，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广大教师准确理解把握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新理念、新要求。二是强化课程落地实施制度建设，指导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各省对学校规划课程实施提出工作要求。三是围绕课程实施重点难点问题，设立一批课程改革项目，推动创新实践。

　　“读书种子”一词，最早出自于与苏轼齐名的北宋大家黄庭坚之口，辑录于宋代词人周密的《齐东野语》。

　　原文是这样的：“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

　　大意是说，士农工商，都是世代传承；其中士大夫家庭的子弟，能够懂得忠诚、守信、孝亲、友朋，就行了；然而，千万不能让读书的种子断绝。

　　据《汉书》记载，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写下了蒙学课本《史籀篇》，“太史籀书”，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诵读教材。

　　太史掌管起草朝廷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可谓是周天子身边最为亲近的“红人”“牛人”。

　　有“师伏先生”之称的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孔子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策》），排斥一切庸之道的议论。”

　　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韦编三绝，修订六经，可谓念念在兹、呕心沥血，圣人之所以为圣，不亦宜乎？

　　比如，从《史籀篇》到《仓颉篇》《急就篇》《凡将篇》，从“六经”到《孝经》《论语》《尔雅》，再到后世的《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神童诗》《声律启蒙》《算学启蒙》《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规》……

　　过去，还是现在，教育始终处于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地位，小孩子的教材，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到了一个国家，看这一个国家的国民，看他们的生活态度、文化知识、性格脾气、思想思维、待人接物、语言表达，等等，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教化是怎样的了，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教育是怎样的了，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教材是怎样的了。

　　“肃肃清庙，巍巍圣功。”国家是一座宏大宫殿的话，而教材当为其地基，如此，才有“万丈高楼平地起”。

　　正是秉持这样的教材编写精神，孔子著《春秋》，微言大义，字斟句酌，强调不能变更一字，“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这个很厚很厚的东西，并不是为了欺负小孩子，压迫小孩子，而是为了让小孩子更有力量，更有根基，也更有方向，当然，也更有未来。

　　一言以蔽之，教育的根本问题，教材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

　　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的清朝学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想要一个民族灭亡、一个国家坠入万劫不复，必须从其历史文化入手，篡改其历史，解构其文化，涤荡其自信，破坏民族认同。

　　1928年，日本人安藤基平发表文章说：“对中国人的教育，首先要扮成神的使者，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到中国来拯救不幸的民族。”

　　一位中国老人回忆说，当时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我的头脑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将’‘东乡元帅’‘丰臣秀吉’‘广濑中佐’等‘日本英雄’”。

　　更有一位中国老人想起殖民时期“毕业时唱的”一首歌，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叫什么。外孙女打开手机播放，老人很快就能够跟着唱起来。这首歌，是日本的国歌，《君之代》。翻译过来，大致就是：天皇万岁啊，传到八千代，直到小石变巨岩，直到巨岩长青苔。

　　1932年1月29日，也就是“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日军飞机轰炸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尚公小学等处。

　　2月1日上午，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5层大厦焚毁一空，其中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当时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的盐泽幸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关东军就焚烧东三省原有的中国教科书650万余册。

　　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1000万册以上，这相当于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总量的12倍。

　　南怀瑾先生在其《楞严经讲座》中，说：“尤其日本人很厉害，譬如说，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尧、舜、禹，这些历史上的圣帝根本没有这个人。尧是个香炉，拿土做的腿翘起来的香炉，舜是个蜡烛台，庙子上插蜡烛的，禹是个大爬虫，在地上爬啊爬，把黄河长江爬出来的。人家有意污蔑我们的文化，是为了侵略。然后讲孔子呢？孔子——日本人！……”

　　民族存亡之际，蒋介石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了。”

　　大学者胡适博士，参加了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和日本侵略者“互相抱头痛哭，彻底的忏悔和觉悟”。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海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精选了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班超、宗泽、岳飞、陆秀夫、文天祥、刘琨、玄奘、颜杲卿、张巡、许远、狄青、方孝孺、戚继光、熊廷弼、袁崇焕、史可法、黄道周等25位代表人物，写作出版了通俗读物《大丈夫》。

　　“忠义谱”、“英雄传”激励教育着广大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众，这本大众教材在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到1940年10月就印行了4版。

　　七七事变以后，范文澜更因编选的《游击战术》大受欢迎，被传称为“游击战专家”，“以前是文质彬彬的教授，现在变成了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称他“永远是青年的模范”。

　　这部代表作，让他声名鹊起，更被毛主席赞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来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

　　他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

　　张元济编课本很有特点，围炉夜话，促膝长谈，头脑风暴。有时候甚至因为一个字，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

　　1904年，张元济出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该版本曾翻印过30多次，印刷总量达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

　　在一份辞谢公务任职的书信中，张元济写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中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晚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诗言其志也，在张老的中国教材梦里，教材编写事业是良心田地，春种秋收，务必脚踏实地，躬身耕植。

　　他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他认为，教科书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完全国民”（初小）或“高等国民”（高小）为宗旨，做到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为“经”，而“纬”则视学科而各自有别。

　　1912年，陆费逵出版《新中华教科书》，封面上印有五色旗及“教科书”，教科书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该版本响应民众期盼，“接管”了当时中国教科书的江山。

　　“大学者编小学课本”，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配图的《开明国语课本》于1932年6月出版，10多年内重印40多版次，深受师生欢迎。

　　叶圣陶说：“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

　　丰子恺也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

　　辛安亭，是我国普通教材编写的开路人，也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奠基人，是共和国第一代的人民教育家。

　　在1938年到1949年6月长达11年间，辛老先后编写出了一大批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包括《边区民众读本》、《干部文化课本》、《新三字经》、《农村应用文》、《日用杂志》、《知识课本》等成为人们最为喜欢的书籍。

　　而从1950年到1998年，辛老出版了26本著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注音儿童三字经》、《历史歌》、《中国历史人物》、《文言文读本》、《精选古诗词背诵手册》、《外国历史人物》、《中国著名现代人物选》等，有的通俗读物印刷量超过了100万册。

　　比如1952年3月3日的：“余告以凡新编课本必须经同人多看，并由检查科作各个项目之检查，乃可发稿。”这算是一项教材编写制度了。

　　1952年12月2日的：“下午到社，与治数学诸君共谈。因余读高小算术，屡见‘扩大几倍’、‘缩小几倍’之语，以为‘缩小几倍’之说不妥，说到‘倍’只有扩大之意，‘缩小几倍’殊难想象。”这里谈到了在编写数学教材之中，一个小小的争执。

　　当听到回答“三十来个人”时，毛主席发话了：“这么重要的工作，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这样，数学家华罗庚主持数学课本，物理学家严济慈主持物理课本，气象学及地理学家竺可桢主持地理课本，语言学家许国璋主持英语课本，语言学家吕叔湘主持语文课本，还有吴伯箫、戴伯韬、张志公、陈伯吹、陈乐素、张毕来、邱汉生等知名学者，形成了各个学科的大家编小书。

　　每当教材初稿写出，全体编写人员围坐叶圣陶办公室，由辛安亭主持，一字一句诵读、讨论、修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课本当作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推敲琢磨。

　　1977年，三起三落的，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大计是要从小学、中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他说，“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育部要管教材”，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生要用上新教材。

　　当时聚集起来的编写阵容堪称豪华，从各省区市抽调来200名优秀教师和知名专家，物理学家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吴文俊，生物学家童第周等科学大家赫然在列，12个学科编写组在北京香山饭店进行教材大会战。

　　为了“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亲自指示，要求下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我驻美、英、德、法、日等过使领馆，协助选购一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们研究参考。

　　10万美元巨款没有白花，引进了将近8000多本海外教材书籍，让我们的初中数学课本里多了微积分，让我们的生物课本中开始涉及分子领域，让中国的教科书第一次与世界接轨。

　　这套教材，一直到1993年才全面“退役”，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成为了一个“稳定”的经典范本，深深影响了无数儿童少年学子。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

　　对，这个人就是《三字经》的作者，南宋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相当于集中了现在的宣传、外交、教育、文旅等四个部长职务于一身。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牛人，宋亡之后，“深自晦匿，不与世接”，有关史籍上的记载也惜墨如金，以“后二十年卒”等一笔略过。

　　奇怪的是，在其入元之后的代表作品《三字经》中，他并没有悲天呼地，也并没有愤世嫉俗，而是以非常自然而平静的语气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人与人的天性都差不多，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人与人的差别，竟至于天地距离的巨大差别呢？又是什么让有的人变得不善良、不守本分了呢？

　　所以……我依然对教育满怀信心，我依然对教材满怀期待，我依然对孩子满怀热爱，我依然对读书种子不会断绝满怀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