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感染科 一个张文宏救不了这个“不赚钱科室”

　　新冠疫情重压下的感染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杜玮 彭丹妮 杨程晨

　　医院感染科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冲在第一线的科室。然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龚作炯却指出，实际上，武汉市当地多家市属医院都长期没有开设感染科。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很多患者都被集中在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的金银潭医院，令该医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受了无法承受的压力。

　　2003年SARS结束后，中国曾迎来一轮感染科的发展热潮。然而，17年之后，在眼下这场新冠病毒阻击战中，原本应是主力军的医院感染科，却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人员、场地、设备均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兼肝病中心主任王贵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国家需再次重视感染科的发展，感染学科的发展应回归到“大感染学科”建设的路径上来。

　　因病而变的感染科

　　王贵强的办公室位于北大第一医院门诊楼南侧一栋灰色老旧的三层行政楼内，行政楼一层从今年1月23日起开设发热门诊，他所在的感染科全员上阵。开设之初，每天有上百门诊量，最近的门诊量为每天二三十。北大第一医院也是国内较早设立感染科的医疗机构之一，只不过那时的感染科还叫传染科。

　　1950年代，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血吸虫病等经典传染病还在中国流行。为更好防控这些传染病，1955年，当时的国家卫生部出台了《传染病管理办法》，随后各大学附属医院纷纷成立传染科。北大第一医院传染科即于1955年成立，创始人是时任医院副院长、大内科主任吴朝仁。“当时传染科的力量非常强大，国家重视，传染科由精英人物组建。”王贵强说。

　　这种专门治疗传染病的学科模式，被称为苏联模式，这也是国内绝大多数医院最初建立传染科采用的方式。传染科设有隔离病房，与此同时，当时国内多地还建立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北京最早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为地坛医院，1946年建成。

　　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模式。当时，像中国国内流行的经典传染病在美国等已较为少见，医生接诊以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为主，比如说，神经系统感染、败血症、尿路感染等，这样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感染科。

　　中国感染科的发展路径，复制了西方曾经走过的路。哈佛大学医学文化学教授大卫·琼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0年代以前，欧美几乎所有的医生实际上都是传染病学专家，因为对付传染病是他们做得最多的事情。当时，医生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各种感染性疾病，轻如感冒、腹泻，严重如天花、肺炎、小儿麻痹症⋯⋯20世纪初期，传染病是人类疾病的前沿与中心。

　　到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已经弥漫着一种自信：征服各种传染病已经指日可待。几乎每一周，医疗机构都会宣布，在人类同传染病的战争中又取得了“奇迹般的突破”。1940年代初抗生素的发现，到1965年25000多种抗生素类药物的研发、1955年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等事件，是这种自信的来源。1967年，美国公共卫生部宣布，对感染性疾病的战斗已经赢得胜利。当时，甚至有人提出，不需要再独立设置传染性疾病科。但随后，艾滋病的出现，给了这个领域当头棒喝。

　　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到了1980年代，中国人传染病的疾病谱也发生变化，霍乱、血吸虫病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病毒性肝炎成为发病率最高的感染性疾病。1970 年代，由于农村卫生条件落后加之人口出生率高，乙肝在中国迅速暴发。尽管随着乙肝疫苗于1975年的成功研发，中国的乙肝发病率有了显著下降，但截至2019年，全国仍有8600万乙肝病毒感染者，肝炎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医院感染科的主要“客户”，长期就是各类肝病病人。

　　在“肝病大国”的帽子迟迟不能甩掉的同时，艾滋病、肾综合征出血热等新发传染病也陆续出现。自1985年中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中国的艾滋病患病人数曾在此后10年里增长缓慢。但从1995年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进入快速增长期，截至2018年9月，全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患者共85万人。

　　1984年，王贵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阜新市传染病医院工作。起初，他还能接触到流脑、痢疾、伤寒等传染病，后来，慢性乙型肝炎病例逐步增加。1980年代，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成立，病毒性肝炎就是其主要防治内容。“病毒性肝炎的治疗相对比较简单，以肝脏受累为主，除了大出血需要抢救，其他没太大难度”。

　　1990年代后，随着疫苗等防控手段的出现，经典传染病的发病率进一步下降，病人减少，传染病的病种也越来越少。今年82岁的翁心华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也是国内感染学科的泰斗人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世纪90年代前后，由于传染病患者数量的减少，医生们另谋他业，不少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传染科，传染科的规模出现萎缩。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是当地新冠肺炎的定点救治医院，感染科主任杨友明在这一科室做医生已有31年。他刚进入传染科时，科室还有40张床位，此后，其他科室床位逐步增加，传染科逐渐减少，到2003年SARS前后，传染科只剩下15张床位。但他对此表示理解，“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缪晓辉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1998年，他接手长征医院感染科时，这是一个“无论文、无基金、无成果”的三无科室。2000年，医院要大力发展骨科，院领导想将拥有三十多张床位的感染科病房转作骨科病房，撤掉感染科，科室人员一部分去肾病科，另一部分人分流到长海医院，缪晓辉去做消化内科主任。缪晓辉不同意，找院领导据理力争，感染科才得以保留，但科室却被迫搬到医院三公里之外的一个由毛纺厂改建的康复科里。

　　面临生存危机的不止综合医院的感染科。2003年SARS前，因传染病患者大幅度减少，地坛医院曾一度面临被撤并入北京另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佑安医院的命运。当时，北京市卫生局表示，佑安医院有700多张病床，平时收治的病人只有三四百人，地坛医院有500张病床，常年收治病人的规模也就两三百人，两家医院都吃不饱，浪费资源。但在SARS时期，地坛医院收治了329名病人，危重症病人占到50%以上，对阻击疫情起了巨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地坛医院的命。

　　而传染病的大幅减少也使得业内开始思考学科发展方向的改变。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决定将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更名为“感染病学分会”，北大第一医院的斯崇文教授彼时任主任委员。在三年前，北大第一医院已经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疾病科。到2002年，上海华山医院传染病科教授翁心华担任第七届分会主任委员时，分会正式更名，全国各级医院也相继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科。

　　17年里的倒退

　　温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陈永平至今还对2003年抗击SARS时记忆深刻，设备仓库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用砖墙垒起来做物理隔离，一间病房里住四五个人，病区只开出一个小门给医生进出，没有“三区两通道”，根本是“螺蛳壳里做道场”。SARS过后，陈永平与院领导都觉得要加强感染科建设。2012年，医院感染科搬进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新大楼，整栋楼负压设计，提供160多张床位，有移动CT等设备，医生和患者分别从地下一层和地上一层进入病区。新冠疫情中，作为浙江省级的定点医院，温医大第一附院共收治了近百名疑似及确诊患者。

　　翁心华记得，当年SARS发生后，原卫生部官员到上海了解三级医院感染病科发展情况。“我和他讲，医院里最破烂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病科”，这名官员回去后，就给上海市的医院拨款，加强感染科的建设。2004年，原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须建立感染性疾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这两个门诊也成为绝大多数医院感染科承担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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