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流动儿童：受教育条件差 超八成存健康问题

　　中国每100名儿童中，就有13动儿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7岁以动少年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半月谈记者近日走访生活境遇不尽相同的流动儿童发现，他们处在高低不同的“夹心层”里，即生活在不城不村的地域中，面临着难留难归的现实困境。

　　班主任李牧凌真正注意到凤凤，是班里鼓励孩子在教室种绿植的时候，凤凤说她不种花，只种草，因为小草顽强。

　　后来李牧凌翻看孩子写下的“成长足迹”才知道，凤凤10岁那年，妈妈离家出走了，她与父亲、哥哥相依为命。

　　17岁读初三显然超龄――凤凤读三年级时，就读的民办小学关闭了，父亲带着她辗转到一所偏僻的公办小学报名。校方说入学可以，但必须从一年级读起。于是，8岁的凤凤又从头开始上学。

　　出租房距学校有20公里，凤凤周末回家常常是一个人。父装修队在外地干活，哥哥在辽宁当兵。

　　2015年，为办身份证，凤凤跟着父亲第一次回到老家四川井研县，住在亲戚家。“同桌吃饭，家乡话我完全听不懂，可我喜欢那儿的空气、风景，还有橘子。”

　　去年底，临近期末，凤凤兴高采烈地告诉李牧凌老师，下学期开学，她给老师带四川最好吃的橘子。但离过年没几天，凤凤告诉老师，“不能回老家了”。

　　“我问她为什么，孩子低落地说，‘今年过年爸爸没拿到工资’。”说起这番对话，李牧凌眼圈泛红。

　　从出生就在的凤凤，讲一口标准的京片儿，可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人。“我没有户口，高中都上不了，顶多算半个(人)吧。”凤凤低声说。

　　尽管在一所公办中学读书，可谭平一天也读不下去了。“听说去打工，一个月包吃包住能挣3000元。1000元当生活费，2000元给妈妈治病。”

　　谭平的父亲姓赵，山东泰安人，1999年来打工，结识了从安徽来的谭珍。因为没领结婚证，老赵家贫，孩子都随了母姓，在安徽落户。

　　他们住在正在拆迁的一片区域，十几平方米的砖房蜗居着5口人。门口堆放着垃圾和废品，一根麻绳上杂乱地搭着被褥、衣裤等，房里没有任何电器，家具都是好心人给的。这里不通自来水，老赵每天要从二里地外的工地接水。需要洗澡时，就把水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用。

　　这些年，老赵靠打零工养活一家人。谭珍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甲亢，每月医药费开支1000多元。今年5月，她又患上疝气，已无钱再治。

　　老赵说，如果不是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救助，以及民办学校对老二、老三生活费的部分减免，孩子们恐怕早已辍学。

　　小学时谭平还能考90多分，三四年前，家搬到这个不通电的拆迁区，谭平只好在电线杆下写作业，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在这样的生活境况里，老二老三也步了哥哥后尘，成绩越来越差。

　　前些日子，班主任告诉老赵，谭平和校外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在校门口抽烟。老赵心里着急，却不知怎么和儿子沟通。

　　“回家更没活找，一大家子怎么吃饭啊！”离家近20年，老赵和谭珍无意还乡，“日子过成这样，老家谁瞧得起你？还不如在城里熬着。”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由于办学条件不达标，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属于办学“黑户”，学校不被承认、学生没有学籍，得不到财政资金支持，办学设施差，教师流动性大，课程开不满。

　　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表示，从2003年开始，我国就提出对接受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在办学用地和办学经费上提供支持，但很多地方实际支持有限。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一种特殊的“初二优生转学”现象：到了初二后很多成绩好的学生开始转学，因为大城市异地中考政策多，有望考取普通高中的学生就被家长送回户籍地上学了。

　　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曾带领课题组，针对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的1866名初二学生连续5年进行调查。在1493名被成功调查的学生中，仅有不到6%的人上了大学，其中一半是三本或专科院校。

　　随着中心城区生活成本上升，农民工的生活空间不断向城市边缘挤压。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认为，城市内部不同地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造成“夹心层”儿童受教育条件变差。

　　进入新世纪以来，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2001年，我国明确提出“以流入地区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2014年，又将“两为主”提高到“两纳入”，即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纳入财障范围。

　　但是各地政策落地效果参差不齐。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2010年为1167.17万人，2012年为1393.87万人，2014年为1294.73万人。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城市公办学校就读比例，2009年为78.2%，2011年为79.2%，2014年为79.5%。

　　“可见，仍有两成多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长期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秦红宇告诉记者。

　　“虽然跟着父母进了城，但流动儿童仍面临多重挑战。”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李涛说，进城务工者工作时间长，起早贪黑，孩子仍是半留守状态。父母因为生活压力大，对孩子的教育往往简单，不具备有效陪伴能力。

　　协作者2013年参与的一项基于珠三角和重庆地区的1518动工人的调卷显示，流动儿童家长为了生计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52%的家长评价自己为不合格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

　　家访中，蒲公英中学的老师问孩子，你觉得你是人，还是家乡人，或者既是人又是家乡人。大多数孩子都选择了第三种。孩子们融入感不强，在城市中始终是一种飘着的状态。

　　“户籍是一道制度的墙，也是流动儿童心理的墙。”李涛说，不能感受到被接纳和包容，这对孩子成长十分不利。

　　经过长期调查，李涛发现流动儿童会不自觉地给自己设限，会觉得有的地方是自己不该去的。比如，有一些住宅小区有公共设施，住在小区里的儿童常常在那里玩耍，但流动儿童一般不去。“他们认为那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

　　一方面是流动儿童和家长标签化，在心里设了一堵墙；另一方面，是一些城里的家长也不让孩子和流动儿童接触，给流动儿童贴上标签，“他们不懂礼貌、会骂人、偷东西，我的孩子跟着学坏怎么办？”一名家长说。

　　十几年前，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成立不久，接到一个求助，一名17岁的打工子弟得了白血病。协作者及时组织大家给他捐钱，但不久后孩子去世了。后来，他们又遇到一名小学四年级的流动儿童，也是患白血病，尽管筹了3万多元捐款，孩子还是没能救回来。

　　“这两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开始关心流动儿童健康问题。”李涛说，他到打工子弟学校调查，问是否做过体检，结果孩子们反问，什么叫体检？

　　城里孩子定期进行的体检对很多流动儿童来说竟是奢侈品。于是，协作者于2007年启动了针对困境流动儿童健康问题的“助康计划”，截至2016年，已为29400动儿童提供了免费健康普查。

　　体检结果显示，80%以上的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最严重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肾功能不全，最普遍的是慢性鼻炎、慢性胃炎、角膜炎等。李涛说，许多健康问题与孩子们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直接相关，“这些孩子经常不吃早饭，拿着家长给的钱去买辣条等垃圾食品；他们常常一家人共用一个脸盆，甚至共用一条毛巾，很多孩子因此患上角膜炎”。

　　在蒲公英中学担任班主任的说，很多孩子都是在户籍地参加新农合，报销比较麻烦，生了病只能到小诊所去输液，实在扛不住了才到大医院治疗。

　　基于升学目的返乡就读的流动儿童，情况也不如预期。相关数据表明，流动和迁徙对学生学习有负面影响，如不同地区课程不同、城乡之间孩子学习和生活习惯不同、回流后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原因，导致回流学生既不能在城市升学，也无法在老家取得好成绩。

　　“夹心层”儿童回流还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他们的处境非常糟糕，是值得社会关注的群体。”宋映泉说，在近两年他参与的一项覆盖近18000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调研中，约20%是回流儿童，这个群体发生校园事件的比率较高，他们可能被人，也可能成为者；在学业成绩上，回流儿童更有可能留级，留级比率高达22.8%。

　　该课题组调查发现，回流对“夹心层”儿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睡眠不好、抑郁风险增加、性增加等方面。其中，约40%的人存在睡眠问题，抑郁风险比率高达76%，亟须引起社会关注。

　　前不久，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布《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流动儿童蓝皮书)，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属于流动人口，而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1亿人。

　　相比来说，流动孩子比留守儿童要幸运，因为他们有父母陪伴。然而，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

　　针对“夹心层”儿童现状，受访专家们，相关部门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需求进行深入调研，科学预测流入地接纳容量，进行前瞻性规划，切实解决流动儿童的入学难题，把打工子弟学校等纳入当地正常的教育管理，多渠道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

　　采访中，半月谈记者遇到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某研究所科研项目主任张眉，她和丈夫在生活近20年，因为没有户口，孩子在幼升小时遇到重重阻碍，无法正常入学。她呼吁国家加快户籍制度，让更多孩子不再因户口问题而被挡在门外。

　　李涛等人认为，不能等问题出现以后才去关注。当前，流动儿童的身体、心理健康问题亟须引起各方重视，未来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公益组织参与，部门能够在医保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支持。(文中所涉儿童均为化名)(半月谈记者 袁汝婷 沈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