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秘密生活国语版他一夫一妻他有两位妻子和一位红颜知己

梁启超的红颜知己何蕙珍

从这些信中可见梁启超对父母的孝心和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互相信任的不寻常的感情。

同年10月6日又有一信中写道：“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

妻子李蕙仙看完信后，十分恼火，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饭后，何小姐说，非常欣赏梁先生的才华。同时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我万分先生，但可惜仅爱而已。或不能相遇，愿等到来生。”梁启超尽管心中有数，但还是地了。一来他的家中有妻，二来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续弦肯定不是很合适。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

那期间，梁启超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但最后，他还是狠心地再次了对方。后来，何惠珍只好又一次离开，临走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惟有先生懂。”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林徽因一家和婆婆

对着如此贤能、如此深明的夫人，梁启超认为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闺中良友”，从而打心底里深切地热爱她。对于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王桂荃即王来喜，是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随身带来的丫环。王桂荃的身世很悲惨，4岁时父亲猝死，继母她，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头。最后随李惠仙来到梁家，那时她已十几岁，因为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桂荃的名字就是梁启超给她起的。1903年，她18岁时在李惠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主张维新变法的梁启超，在慈禧太后发动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和康有为东渡到日本，继续进行变法活动。也正是在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女子，誓言非他莫嫁。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答应她的要求，让时人不自觉地认为：梁启超薄情寡义。然，在我看来，这正体现出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家，学问和人品都属第一。

梁启超的第一个妻子李蕙仙（1869—1924）

王桂荃的性格坚强，富有性。1929年梁启超去世，没留多少遗产，儿女们大多尚在读书，经济上还不，当时梁思礼才5岁，是王桂荃苦心把家维持下来，继续把儿女都培养成才，并想方设法把梁思礼送去美国深造。在9个儿女的印象中，王桂荃从来也没有发愁的时候，她总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和。

1924年春，李蕙仙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李蕙仙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李蕙仙和梁启超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上连载为梁启超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终於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爱得却高贵

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虽然梁启超“一夫一妻”，没有和何蕙珍再续前缘，也没有正式纳妾，可是他的原配李夫人的侍女王桂荃却是其事实上的“如夫人”，她还为梁家生育了三子三女。

典型的贤妻良母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后来梁启超带何蕙珍的弟弟一起共事。再说当时梁启超的头颅价值涨到了十万，随时有生命，自己妻小尚且不能照顾，怎么可以再何惠珍。

王桂荃还是个幽默的女子，这是和梁启超长期相处形成的性格，她经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孩子们听。当年梁思成学建筑，梁思永学考古，梁思忠学军事。她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到了这种乐观向上的。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学家梁思礼。

“”期间，作为“保皇党的老婆”，家被抄尽，她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回，在一间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她虽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和梁启超一起到日本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开阔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既是李惠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了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梁启超的事业，为了使他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当时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莲涧）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然有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梁启超惦念着家眷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信，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梁启超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当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使梁启超很，信中不断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梁启超最挂念父亲，信中写道：“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李夫人的这种既贤且能，使梁启超无后顾之忧，从没有为家事而分心。梁启超自己曾经说过：结婚以后，常受夫人之策励和帮助。年青时无钱买书，夫人便将陪嫁时的首饰变卖给了丈夫。中年时，屡遇艰险，夫人以鼓励他的勇气。

梁启超

梁启超自小聪慧，十七岁那年便考上举人。也正是在那次乡试上，他被维新派人士李瑞棼相中，觉其日后必有作为，遂将侄女介绍与他认识。刚刚开始有了朦胧情愫的梁启超，就这样在双方家庭的应允里，与大家闺秀李惠仙成了亲。两人婚后日子过得很是平庸，生活贫寒。然，李惠仙倒也识大统，彼此感情和谐，相敬如宾。

梁启超的第二个妻子王桂荃（188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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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蕙仙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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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袁世凯帝制时，梁启超要秘密去西南，与蔡锷等组织护讨袁，深夜诀别时，李夫人不仅没有拉他的后腿，还地对丈夫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梁氏听了夫人的这些话，为之一振，决心也就更加大了。

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香山卧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梁启超初上时，满口广东新会话，别人听不懂，结婚后在李夫人的帮助下，学会了国语(普通话)，因而去除了走南闯北、到处、到处授课的语言障碍，受益不浅。梁启超一生在上，尤其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和这位贤能的李夫人是分不开的。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按理来说拥有高学历的何惠珍该是梁启超事业上的好帮手，因此他决定先问问家妻的意见。他写信给李蕙仙，信中说：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生出爱恋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相见恨晚

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家、教育家）的生活中，主要有李蕙仙、何蕙珍和王桂荃这三位女性。其中，李蕙仙是梁启超的妻子，王桂荃是梁启超的小妾，而何蕙珍则是梁启超的红颜知己。

在香山漫山成片的红叶林，梁启超和妻子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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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并没有打消何惠珍的追求，她更决定非此人不嫁。后来，何小姐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清廷驻檀香山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不断写文章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於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孩子们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费和开销。新中国刚成立，小儿子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归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

她随丈夫南归，在新会县茶坑村住了一年多。梁启超的老家，经济并不很富裕，世代既读且耕，几亩薄田，全家耕耘，赖以维持生活。李氏虽是贵州人，但从小生长在的官宦之家，在优裕的中长大，可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千金小姐。但由于她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诗善文，能吃苦耐劳，为人善良，而且性情侠义豪放，富有同情心，以助人为乐，遇事果断。

李氏来到南方的农村以后，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但却亲自挑水、舂米、煮饭，并从未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当她来到茶坑村的时候，梁启超的亲生母亲已去世六年，主持家政的是梁的继母。继母只年长蕙仙二岁，而蕙仙总是很尊敬她，和颜悦色地对待继母，从而取得继母的欢喜，把蕙仙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于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其实，雏菊也是爱情。